还记得下大雨时，我爹总要把粮票夹里的黑白照片塞进柜子的暗格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我娘的模样，也是最后一次。
我是五十年代生人，比起村里那些娃子，我家的故事有点不一样。那年我大哥才五岁，顽皮得很，非要去村边的小河摸鱼。娘追过去时，河水已经涨起来了。
俗话说，河水无情，我娘为了救大哥，自己却被冲走了。大哥抓住河边的树枝保住了命，可我们家从那天起就少了一个主心骨。
那会儿家里老大六岁，老二四岁，我才两岁，还有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妹。我爹一个人哪能照顾得过来四个娃？村里人都说我爹命苦，娶了媳妇没几年就没了，留下一堆嗷嗷待哺的娃娃。
我二叔是爹的亲弟弟，他和二婶结婚好些年了，一直没有孩子。一天晚上，二叔来了，带着二婶，坐在我家那个砖砌的火炉边上。二叔掏出一个搪瓷缸子，那上面印着红字标语，好像是"爱祖国爱集体"啥的，我记不太清了。他给我爹倒了杯烧酒，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
二叔开门见山："大哥，你看我和你弟妹结婚这么些年，膝下还是空的。你一个人带四个娃，怕是忙不过来。不如把老三过继给我们吧？"
爹沉默了好一阵子，把搪瓷缸里的酒一饮而尽，点了点头。就这么着，三岁那年，我离开了亲爹亲兄弟，跟着二叔二婶去了村子另一头生活。
二叔家离我爹那边有十来里地，虽说是一个大队的，但串门也不容易。二叔是生产队的会计，家境比我爹家好多了。二婶心灵手巧，会做好多吃的。记得小时候，每到农历十五，二婶必定要蒸槐花饼，那香味飘得老远。村里娃子闻着味就知道是二婶家在蒸槐花饼。
我在二叔家过得挺好，二叔对我也好，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让我听广播，教我认字。那收音机的旋钮都被我摸出了道道划痕，我还偷偷拿铅笔在上面画了标记，好找到播评书的频道。
二叔家有台脚踏缝纫机，我常偷偷爬到下面玩，二婶怕踩到我，就在踏板下垫了个铅笔头，说是这样就不会夹着我的小手了。那个铅笔头我一直留着，后来用它学会了写字。
村口的大喇叭早上六点准时响起，嘎嘎作响地播着早间新闻和政策宣传。夏天的晚上，村里人都搬着小板凳到生产队的晒谷场看露天电影。记得那个白色的幕布是用几块床单缝起来的，风一吹就鼓起来，电影里的人影也跟着摇晃。
我七岁那年，二叔二婶领着我去供销社，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玻璃糖罐，里面盛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二叔买了两颗水果糖给我，我舍不得吃，揣在兜里想带回去给亲爹看看。
夜校的煤油灯总是火苗晃动，二叔有时候去那里教识字班。我跟着去，坐在角落里，看那些大人笨拙地在本子上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二叔很有耐心，一遍遍教他们。
在二叔家住了几年后，我也慢慢习惯了叫他们爹娘。虽然心里明白自己是过继来的，但二叔二婶对我的好，一点也不比亲生的差。
十岁那年，二叔给我买了套新衣服，不像我之前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的。我穿着新衣服，想去看看亲爹和兄妹们。二叔二婶同意了，还让我带上二婶蒸的红薯叶窝头。
到了老家，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大哥已经十四了，辍学在家帮亲爹干活；二哥十二岁，也没上学；小妹八岁，瘦小得像根豆芽。亲爹的脸上爬满了皱纹，看起来老了许多。
我从袋子里拿出红薯叶窝头，亲爹看了，眼睛红了："你二叔二婶待你不错啊。"
大哥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回去跟你二叔二婶好好过日子吧，别惦记这边了。"
临走时，亲爹塞给我一张照片，是我娘的。他说："你娘长得好看，你像她。"
后来听村里人说，亲爹藏在《毛选》里的那些汇款单存根，是他寄给大哥上高中的钱。大哥虽然没上学，但心灵手巧，会修自行车。他修车的手总是沾满黑印，有次小妹穿着白衬衫靠近他，被他的手印蹭了一片黑，他急得差点掉眼泪。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八十年代。二叔通过关系把我送进了县里的高中，这在当时可了不得。
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镇上的供销社工作。文凭不高，但在那个年代，有个稳定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1988年闹食盐涨价，买盐的队伍排得老长，我眼睁睁看着一位大娘被挤掉了一只布鞋，光脚丫子在地上跺了好久。那时候谁也没想到，没几年，我们这批人就要面临"下岗"两个字。
那年我刚结婚不久，媳妇是镇上百货公司的售货员，长得漂亮，性格也好。我们攒了半年工资才买了台洗衣机，可那会儿时常停电，洗衣机成了摆设，我们用它当了三年的米缸，笑话都让街坊四邻传遍了。
九十年代初，我们这一批供销社人员面临改制。我拿着劳模奖章去签买断工龄协议的场景，至今想起来还有些难受。记得厂区的梧桐树下，我和几个老同事捧着茶缸，默默告别。有人哭了，有人骂了，我只是沉默。
我下了岗，没有经验，只有一腔热血。媳妇出主意说开个早餐车试试。我俩合计了一下，用仅有的积蓄买了个三轮车改装成早餐车。那个油渍斑斑的账本，记录着我们夫妻拼搏的艰辛岁月。
就在我们手忙脚乱的时候，大哥找上门来了。
"老三，亲爹不行了，你回去看看吧。"大哥的头发都白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多了。
我放下手中的活计，跟着大哥回了老家。
亲爹躺在床上，瘦得只剩皮包骨头。小妹坐在旁边，一遍遍地数着药片："这是降压的，这是止痛的..."
亲爹看到我，眼里有光："回来了啊，我这辈子没啥遗憾了。"
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些往事，说对不起我娘，对不起我们几个孩子。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说啥也没有。
第二天，亲爹走了，走得很安详。葬礼办得很简单，村里人都来了。二叔哭得比谁都凶，说亲兄弟一场，没想到先走一步。
下葬那天，大哥偷偷塞给我一个纸条："老宅要修了，你出点钱？"
后来的日子，我和媳妇的早餐车生意越来越好，又开了家小超市。大哥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我偷偷资助了一部分学费。二哥早年间出去打工，好几年没消息了。
当年用铁尺量布料的手，如今在ATM机上取钱时，还会不自觉地做按计算器的动作。日子好了，我给二叔二婶买了智能手机，老两口戴着老花镜研究上面的功能，笑得跟孩子似的。
有一天，大哥的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我爹留下的老宅子要重新修建，问我出不出钱。
"那宅子不是早就塌了吗？"我疑惑道。
"是啊，但地基还在，村里要统一规划，每家出点钱重建祖宅。"大哥的儿子解释道。
大哥和小妹也打来电话，说这是祖宅，我应该出点钱。我心想，当年二叔二婶把我接去，供我读书，还帮我找了工作，我欠他们的情比亲爹还多。如今要我出钱重建祖宅，怎么想都觉得别扭。
思来想去，我还是给大哥打了电话："当年我过继出去，在法理上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二叔二婶把我当亲生儿子养大，我怎么能为了老宅跟你们要钱呢？"
大哥沉默了许久，说："老三，你是不是忘了亲爹了？"
"没忘，永远不会忘。但二叔二婶也是我的爹娘啊。"我回答。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周末，我和媳妇回二叔家看望老两口。二叔的工具箱已经改造成了阳台花架，种满了各种花草。二婶的头巾做成了孙子书包上的挂饰，看着就喜庆。我们的结婚樟木箱也变成了家庭档案柜，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全家的重要证件。
二叔问我大哥家的事，我如实相告。
二叔叹了口气说："你亲爹当年把你过继给我们，是真心实意的。你大哥二哥可能一直心里有疙瘩。要不这样，你给他们出点钱，算是尽孝道了。"
我媳妇也说："二叔说得对，给点钱也是应该的。"
最后，我决定给大哥家拿一万块钱，作为重建老宅的费用。大哥收了钱，但脸色不太好看："就这么点？"
我苦笑道："大哥，我能力有限，再多真拿不出来了。"
大哥摇摇头走了。从那以后，我和亲家的联系就更少了。
有时候我躺在床上想，如果当年娘没去救大哥，或者大哥没去河边，我们家会不会不一样？如果我没被过继出去，我的命运又会如何？是会像大哥一样一辈子在村里务农，还是会像二哥一样出去打工，杳无音信？
人这一辈子，真是说不清楚啊。
乡亲们，看完我这大半辈子的故事，你们觉得我做得对不对？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过继的事儿？是不是也经历过亲情与义理之间的为难？留个言，咱们街坊邻居聊聊心里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