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在赴巴黎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题为《传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的署名文章，文章中提到：“在中国人民心中，法兰西有着独特魅力。这片土地曾经诞生众多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为全人类提供思想启发。150多年前，法国人士曾经参与建设中国福建船政和福建船政学堂，法国最早接受中国公派留法学生；百年前中国青年赴法国负笈求学，其中一些有志青年后来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法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同新中国正式建交。”在中法建交60周年的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曾经那些中国年轻人的法兰西留学岁月。

1964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黄镇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新中国政府在巴黎建立起大使馆。周恩来等这一天等了很久。虽未能亲访巴黎，他委托工作人员找到一家名叫奥罗里的咖啡馆，不为寻访故人，而是为了还清他赊账喝的一百多杯咖啡钱，另送拉丁区一家咖啡馆三百盒中国香烟，也是用来抵债。当初喝这些咖啡时，周恩来是靠人接济度日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付账时已是大国总理。

大街小巷，无数坚挺的咖啡馆，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数千名中国年轻人迷惘而充实的法兰西岁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归国后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才。

在清政府奖励留学政策的推动下，各省和中央各部纷纷选派留学生赴欧。1908至1910年前后，中国在欧洲的留学生总数约500余人，其中留法学生140余人，官费与自费的比例约为7：3。官费生回国后皆身居要职，自费留法者亦产生重大影响，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就是典型。

1902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大使，在他的随员中，李石曾、张静江二人其实是搭便车留法。时年21岁的李石曾是晚清重臣李鸿藻的三公子，孙家与李家是邻居，李鸿藻又是孙宝琦的顶头上司，李石曾遂以随员身份赴法求学。他先入蒙城农业实验学校，毕业后进入巴黎巴斯德学院学习生物。

李石曾在法国与他父亲的门生吴稚晖来往密切。吴稚晖因受“《苏报》案”牵连，1903年与蔡元培流亡英国，后来又到法国。他主张以“苦学”“俭学”的方法，达到让多数人出国游学的目的，李石曾深以为然。1907年，吴稚晖与李石曾亲身实践俭学生活，将生活费缩减一半，他们还开办印字局和豆腐公司，组织在巴黎的自费生和华工以工兼学。张静江到法国后开办了通运公司，实际上是介绍中国学生自费赴法的机关。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回国，联合吴玉章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教育总长蔡元培刚刚结束在德国“半佣半丐”的留学生活，对俭学运动非常支持，先后有数百名学生通过俭学会赴法。袁世凯上台后，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再次流亡法国，俭学运动表面中断，实则正在酝酿一次井喷。

1916年，伴随着袁世凯的死亡，中法两国人士在巴黎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推动勤工俭学，在1919年达到顶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劳工神圣”的理念深入人心，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深受青年知识分子向往，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大力宣传更加深了这种情结。法国的学费和生活成本都比英美低廉，求职条件也比较宽松，这些都是吸引平民子弟的因素。留法俭学会门槛很低，十四岁以上愿意往法国留学者，不论男女，均可入会，学期三年，每年学费五六百元，学习法语、普通科学和简单艺术后，即可由学会代办免费护照、订购舱位赴法。各地军阀为表支持教育的姿态，纷纷大手笔资助赴法学生。

法国方面也积极配合。法国外交部文件中的一段话点明了他们支持勤工俭学运动的原因：

“战前中国青年主要去美国、英国和德国，自法国取胜后，他们转向法国……事情很明显，这符合法国的利益：因为如果这些中国青年接受其他国家的培养，他们就会脱离我们的影响。从政治和行政管理的角度，他们就会对我们异常冷漠或变成我们的敌人；从工业和商业的角度，他们就会成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我们的客户，不再为我们服务。”

中法两国不约而同想要加强文化教育合作，促成了1919至1920年的留法大潮，前后20批约2000名学生赴法。始料未及的是，1920年下半年，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法国社会一片萧条，工厂裁员，物价飞涨，连法国人都很难找到工作，何况语言关还没过的中国学生。就是中国人内部竞争，学生的体力和吃苦精神也不能跟华工相比。据周恩来记录的数据，在1921年9月之前，勤工俭学生共有1579人，其中599人在法国各类学校就读，200多人在工厂做工，700多人是无工无学的“漂流者”。李石曾等人早年留法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凡事皆企图依靠社会、家庭乃至学生个人的力量，排斥政府的必要支持，缺乏计划性与预见性，遇到重大困难便难以收场。

从1919年末起，华法教育会改变了宣传策略，严格限制勤工俭学生赴法，希望能减少贫寒学生盲目行动，但是从内陆来上海候船的学生已势不可挡。到1920年12月，送完最后一批学生乘智利号离沪后，华法教育会只得停止办公6个月，一切入会事务全部拒绝。

在法国，学生们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血汗工厂。王若飞每天早晨五点起床，晚上九点半之后睡觉，每天在炼钢厂工作八小时，挤出两小时看书。李立三在雷诺汽车厂一天工作十三个小时，搬运沉重的铁块制造铁模具。陈毅回忆，每次到市场去割肉买菜，看着自己的血汗钱不住往外掏，心内只觉得痛。邓小平在法国五年零两个月，只在西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短暂补习过法语，约四年时间都在做工。几十年后，他跟法国友人开玩笑说，我为什么个子这么小，就是因为我在16岁正发育的时候，在法国的工厂里拉红铁，而且只能吃硬面包、喝凉水。

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中，部分人诚心求学，部分人看中低成本实现出洋梦，还有一大批青年已在国内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想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之道。湘籍青年最为突出。以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蔡畅等领袖人物为代表，湘籍学生团出发之前就带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背景。留法期间，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等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与蔡和森等一拍即合。如果法国真能如预想那样提供大量合适便捷的工作机会和学习条件，留学生们也许还不会如此迅速抱团“觉悟”。在法国艰辛劳动的经历，使这些原本思想多元的年轻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绝望，他们亲历了法国工人多次罢工，利用宽松的文化环境，读到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受到很大触动。留法学生归国后成为政权掘墓人，是两国的留学倡导者绝不会预料到的。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法国的城市和乡村漂泊着一些前来游学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未必有明确的留学目标和固定的居住国家，因为国内局势黑暗动荡，他们到欧洲来寻找新的人生方向，或者是因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出国避难。法国的自由浪漫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了他们。

青年时代的巴金信奉无政府主义，他曾写文章分析中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途径，一条是效法法国和俄国的暴力革命，一条是英国式的总同盟罢工。国内的形势让巴金苦闷，他不喜欢俄国，英国生活费用太高，法国较其他国家容易接纳中国学生，因此，他非常想去法国。1927年，在老家濒临破产的时候，在两个哥哥的倾力帮助下巴金得以赴法，但他没有按照哥哥的期望进入大学学工科，而是随性阅读，潜心写作，逐渐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笔名发表了小说《灭亡》。

朱光潜1925年考取安徽省教育厅官费留学生，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他是为了爱情而转到法国留学。出国前，朱光潜曾在浙江春晖中学教书，1927年，他曾经的学生奚今吾到欧洲，朱光潜帮她联系了巴黎的一所中学补习法文，几个月后，奚今吾进入巴黎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朱光潜也陷入对她的热恋。为了离奚今吾更近，也考虑到法国的生活成本是英国的一半，朱光潜于1931年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第二年他与奚今吾举行了婚礼。

傅雷受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惨淡社会空气的刺激，说服家人让他到法国专心读书。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留学期间不仅打下扎实的翻译功底，还提高了美术和音乐的鉴赏力。傅雷、朱光潜与刘海粟、庞薰琹等留法艺术青年，常在咖啡馆一坐几个钟头，高谈阔论，结下深厚友谊。

20世纪上半叶所有留法学生当中，选择美术专业的比例最高，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留法美术生约150人，数量看起来不多，但成材率极高，几乎人人归来都成为各自学派的宗师级人物，共同建立起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

1911年，吴法鼎以官费资格赴法学习法律，但他钟爱美术，常出入巴黎各大艺术馆，后来干脆进入巴黎美术学院，成为最早的正规美术留法生。从1911年至1919年，赴法学习美术的学生平均每年仅一人，留日生仍然是美术界的绝对主力，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李叔同、陈师曾等。

20世纪20至30年代，正是法国美术最兴旺发达的时期。无论在读的学生还是已经成名的画家，都以赴法为新方向，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吸引了他们的目光。1919年至1933年，前赴后继的有李金发、林文铮、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方干民、庞薰琹、常书鸿、刘开渠、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梁、王临乙、艾青、吕斯百、吴作人、王子云、滑田友等。勤工俭学的机会使一些家境贫寒的年轻人能够成行，如林风眠、林文铮、艾青，到法国后，他们也和其他勤工俭学生一样打工，因为有专业特长，似乎更容易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比如林风眠做广告招牌油漆工维持生活。林文铮后来与赴法留学倡导者蔡元培的女儿蔡威廉结为夫妻，蔡威廉也是著名画家。

法国的美术教育方式非常具有国家特色，学校管理松散，学生不必严格出勤上课，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很少。比较知名的美术院校在学生交了学费之后都发给到各大博物馆的出入证，学生可以整天泡在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世界顶级艺术殿堂，也可以到印象派博物馆、现代艺术馆和私人画室接触最新锐的流派。想在学校里按部就班，还是浪迹塞纳河畔，全凭个人性格爱好。

徐悲鸿和林风眠都进入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却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徐悲鸿出国前已经成名，法国有什么他很清楚，他目标明确，就是要学习西洋写实艺术改造中国画，因此沿着学院派路线一丝不苟地训练，回国后实现了他的初衷。

林风眠出国时刚刚19岁，如同许多赶时髦出洋的年轻人一样，心绪迷茫，并不知道法国是什么样子，也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一到异彩纷呈的法国，他便不能抵御塞尚、莫奈、马蒂斯的“诱惑”，整天逃课徜徉于博物馆和画展，痴迷在学院派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印象派和现代派，又热衷巴黎东方艺术馆里的中国汉唐艺术品纹饰，逐渐开创一种博采中西艺术之长的新画风。

庞薰琹原本进入和巴黎美术学院齐名的大茅舍画院，但中途离开，游学于民间和私人画室画廊中，最终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结合起来，自成一派。

1925年林风眠回国后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这一事件被视为一座里程碑，标志着留法艺术生开始取代留日生登上主流位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留法生获得了艺术教育的主导权，徐悲鸿执掌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近二十年，率领留法生一统中国美术江山。

抗日战争使留学事业中断，在战争结束后，吴冠中、熊秉明、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立即赴法留学，延续了中国美术界偏爱法国的局面。留法生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美术学校采用了苏联的教学模式与方法，苏联写实主义和法国学院派绘画并不矛盾，留法写实派可以尽量排除政治干扰，传承他们的艺术理念。而那些在法国接受了现代派艺术的画家，如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则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幸运的是他们抵住压力，或在国内坚持探索，或远赴海外，各自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49年之后，冷战铁幕切断了中国学生赴法的航线，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新中国才派出首批公派赴法留学生。这批学生业余时间最流行的旅游项目，就是寻找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年轻时的足迹。

1975年，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法国，法国方面特意安排他到生活战斗过的里昂故地重游。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大量面包，工作人员都不理解他一个人买那么多面包干嘛。这是他带给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蔡畅夫妇的礼物，当年吃到内伤的法国面包，如今再见，已是载着满满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