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赵恒（生卒968—1022，在位997—1022）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

宋真宗赵恒

按长幼顺序，原本轮不到赵恒即位当皇帝。但他的大哥赵元佐和二哥赵元僖一个精神有问题（赵元佐发疯贬为庶人），一个暴毙身亡（赵元僖无疾暴毙）。所以排行第三的赵恒意外地接班登基。

宋真宗赵恒即位这一年，北宋已经先后平定了后蜀、南唐、吴越等割据政权，算是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华夏中原分裂破碎的局面。

不过在北面，契丹人建立的辽国还控制着原属中原汉人王朝的燕云十六州。赵恒他爹赵光义生前曾两次大举北伐，打算夺回十六州，可惜两次均无功而返，他本人还被辽人的箭矢射中，终身负伤，最后死于箭疮崩裂。

等到宋真宗赵恒即位，长期生长在深宫之中的这位年轻皇帝，更加丧失了伯父赵匡胤及父亲赵光义的进取心，倾向于做一位守成之君。

为了鼓励读书，真宗亲笔写诗劝人们好好学习

在宋代，读书人的地位很高，可以说是后世封建社会读书人羡慕向往的朝代。

优待读书人，是宋朝创立者赵匡胤的想法，目的是以此来遏制唐朝末年出现的军阀藩镇割据局面。宋朝以前，正是因为军阀林立，藩镇割据，导致五代十国动乱分裂，战祸不断，民不聊生。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的政策，削弱武将的势力，在朝廷大力扶植文臣集团。

后来在“斧声烛影”中上位的宋太宗赵光义，更加注意收买知识分子的人心。也正是从宋太宗朝开始，每期科举进士录取人数从唐朝时的十来人，激增到了数百人。这些科举出身的进士们又纷纷位居朝堂高位，因此刺激了民间读书考试的热潮。

那时候，北宋教育文化界的顶级盛事就是科举状元揭榜仪式。每次公布科考榜单或者状元进殿的时候，京城开封之内，上至王侯公卿，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争先恐后、抵肩接踵地一睹为快。

自此，汉唐时期崇尚军功武治的社会风气发生逆转，崇文抑武成为潮流趋势。宋代的顶级官员几乎都是文人出身，武将军人的地位则越发低下。

到了宋真宗赵恒的时代，文人已经是朝堂和社会的主导势力。当时洛阳的一位文人尹洙曾经做过经典的评价：

一个人要是能通过科举考中状元，那就相当于获得了天下间最顶级的荣耀。就算是李广、卫青在世，就算他们带兵十万打下燕云十六州，依然无法获得状元郎的那种荣耀（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宋真宗为了鼓励民间的读书之风，激励读书人为国效力，以至于亲自提笔，写下流传后世，脍炙人口的劝学诗《励学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就是后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典故由来。

影视剧中的宋真宗赵恒

其实，宋真宗秉承的是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光义的理念，在这三位赵姓皇帝看来，科举出身的文人大多家世普通，从他们当中选拔才俊充实朝堂，可以促进社会的阶层流动，让底层百姓有个“盼头”，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这些热衷读书的文人没有贵族和武将的庞大势力，有的只是仁义理想和家国情怀，更有利于亲近和维护皇权（社稷），这也是宋代君王愿意与普通知识分子出身的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本原因。

宋真宗因此告诫负责科举考试的大臣说：考试选才是国之大事，你们一定得公平公正，任人唯贤，不要在乎出身贫寒，只要有能力有本事，就要大力举荐，千万别辜负朕对你们的信任（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精求艺实，以副朕心）。

经过三代皇帝的努力，真宗赵恒的时代，俨然已是读书人的乐土时代。

宋真宗和他的两位“铁血宰相”

事无完美，物极必反。

过分“崇文”的宋真宗喜欢安逸，对民间安居乐业当然有好处。但是，作为一国的统治者，贪图安逸也会丧失警惕之心，忽视潜藏的内忧外患。

对此，宋真宗在当太子时的老师、后来升任宰相的李沆就看得很清楚。

名相李沆

李沆本人算不上是铁血刚猛的汉子，毕竟他是文人出身。但李宰相深知：帝王不能毫无血性，失去了血性与警惕的君王，会葬送自己的社稷。

李沆做宰相时，北宋西北边境很不太平，军事行动十分频繁。李沆比较尽责，为此非常操心，经常带着副宰相们加班工作，筹划军事。

当时副宰相之一的王旦（担任参知政事）因为加班太紧，有过抱怨：“我们这帮人怎么才能坐致太平，悠闲自得呢？”

李沆听罢告诉他：“治国理政这种事，忙碌操心一些，有利于大家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如果天下一切太平（表面上），咱们天天悠闲自得，估计很快就会有大祸发生。”

李沆是个清醒明白的人，他所想所做之事，真的是在为北宋社稷和真宗皇帝着想。

后来有段时间，边境总体安稳，没多少仗可打，眼看就是“天下太平、四方安定”的大好局面。宋真宗为此挺开心。

然而，李沆却经常给真宗“泼冷水”。他隔三差五地收集地方上一些水旱灾害、盗贼作乱的事情向真宗禀报，甚至故意把一些事说的比较严重夸张。而其实，这些事情完全可以由地方官员办理解决，并不困难。

结果真宗还没有为此心烦，副宰相王旦就有点不耐烦了。他不止一次发牢骚，认为这些琐事不值得上报劳烦皇帝处理。

但李沆毕竟是皇帝当年的老师，曾陪伴真宗成长，所以深知宋真宗从小长在皇宫、不知四方艰辛。

他对王旦说：“咱们这位皇帝还年轻，从小娇生惯养，不像太祖太宗皇帝那样经历过刀剑权谋的摔打磨练，不知道外面世界的黑暗毒辣。咱们身为皇上的助手，应当让皇上知道四方的艰难。不这样做，皇上就会沉溺灯红酒绿，丧失血性胆气，那样的话，国家早晚会出事。”

另外，李沆当政期间，北方辽国国力正盛，宋朝内部很多人希望与辽国和谈，避免大国相争。李沆却反对与敌讲和。不过，他年事已高，病痛缠身，因此嘱咐自己的接班人王旦说：“我死后，你肯定接我的班。但你要记住，不要同辽国讲和。一旦两国议和，大宋和皇上就会更加丧失斗志，国家武备也会废弛。到那时，国家一定会出事。”

尽管李沆一片苦心，一心为国，但副宰相王旦当时却不以为然。王旦后来当了宰相，果真一门心思想要议和停战，渴望边境太平。但因此产生的不良后果，他在晚年也见识到了。那是后话。

宋辽议和之前，大宋还要经历一场兵灾，而因此登场的另一位“铁血宰相”，关键时刻救了宋真宗一把。

1004年，在后世被称为“圣相”的李沆病逝，也就是这一年，辽国再次大举南下。

这次南侵，辽国号称大军20万，长驱直入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距离北宋首都开封仅仅数日路程。俨然有着“一鼓作气灭掉大宋”的姿态。

生死存亡的时刻，京城开封人心惶惶，避战投降派代表，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金陵（今南京）；另一位避战代表，国防部副部长（枢密副使）陈尧叟则主张迁都成都。

“温室里的花朵”皇帝宋真宗当然也吓得够呛，已经有了迁都逃跑的打算。

当时朝内大部分人主张迁都避战，但时任集贤殿大学士寇准等少数人坚决主战。

寇准

寇准甚至当着王钦若和陈尧叟的面，故意假装不知地说：“哪个怂货建议迁都的？这些人当杀无赦！如果陛下御驾亲征，那敌军必然会被击败。明明有必胜的把握，为何要抛弃祖宗太庙而逃跑？如果人心崩溃，敌人乘虚而入，天下还能保得住吗？”

在寇准的力请和坚持下，宋真宗不得已决定御驾亲征以振奋军心。不过，当时澶州前线战事确实危急，边防宋军虽极力抵抗，但辽军也有很大概率会突破防线，直捣宋都。

当时，澶州分别在黄河两岸建筑北城和南城，宋真宗勉强抵达黄河南岸后，已经被前线战报吓得不轻，因此不愿再渡河北上。寇准力请渡河鼓舞军心，但宋真宗依然犹豫不决。

于是寇准找到禁军大将高琼，带着这位忠心热血的汉子一起劝谏宋真宗。二人不但苦苦陈诉皇帝畏战潜逃的危害，甚至还打算把真宗硬生生地抬到北岸。

对此，真宗身旁的枢密院事冯拯呵斥高琼胆大无礼，高琼则愤怒地反驳说：“你不就是官职比我高，会写几篇文章吗？现在敌军就在眼前，我劝皇上出征御敌，你却骂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

国难存亡之时，还是得靠忠义虎胆之士！

在高琼与寇准的命令下，禁军卫士将宋真宗的御驾赶到了黄河北岸。这时，探马飞报，辽军势盛，意欲破城。宋真宗吓破了胆，想要扭头逃走。高琼见状，奋力驱赶禁军将士，几乎把宋真宗的车驾抬过了黄河的浮桥，直抵澶州北城。

接着，寇准和高琼几乎是逼着宋真宗登上澶州城墙。等城内军士见到皇帝本人莅临前线，顿时士气大振，甚至激动涕零。宋军兵士高呼万岁，声震十里。

在象征性的巡视后，宋真宗“完成了任务”，迅速撤回到黄河南岸的澶州南城，而寇准则继续留在澶州北城督战。

宋真宗依然很担心自己的安危，于是几次派人探视寇准的举动。探子回报说，寇准在澶州北城上从容喝酒下棋，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宋真宗才逐渐放下心来。

当时，二十万辽军其实境况也不乐观。大军虽然迅速挺进到了黄河北岸，但其后方和两侧的主要城池都在宋军控制之下，属于典型的孤军深入。一旦宋军切断辽军后路，补给断绝，辽军必然内乱。

而就在此时，辽国大将萧挞凛被宋军的弩箭射杀，使得辽军士气越发低落，于是，双方决定转而议和。

议和是宋真宗日思夜盼的事情，便迅速同意派出代表和谈。

经过七品小官曹利用的斡旋（寇准逼迫曹利用必须压低和谈条件），宋朝最终以每年向辽国“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条件，换来了辽国不再侵扰大宋。

在宋真宗抵达澶州十天后，1005年1月，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了澶渊之盟。结束了自979年宋太宗第一次北伐辽国以来，双方持续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

澶渊之盟

实际上，与巨额的军事开支相比，每年三十万银绢的岁币赔偿，极大减轻了宋朝在北方的军事负担。而通过与辽国的边境贸易，宋朝其实还赚回了比岁币更多的钱，并开始在经济上制衡辽国，维持了此后一百多年的和平。

李沆极力渴望宋辽敌对，锻炼皇帝陛下的血性，然而终于没能实现。好在，生死存亡时刻，有血性的寇准站了出来，避免了一场灭国危机。

但此后，宋真宗再无机会接触“血性的历练”了。

宋真宗的“阿Q精神胜利法”——封禅造神运动

澶渊之盟解决了来自辽国的兵患，使宋真宗得到了想要的和平日子。

不过，等到岁币给辽国人送去了，宋真宗又觉挺没面子。毕竟自己是中原天朝的大皇帝，竟然得靠花钱来讨蛮夷欢心，以此避免战争。这说起来确实有些丢份子。

后来宋真宗找到前阵子力主避战逃跑的副宰相王钦若，征求王副宰相挽回面子的办法。

王钦若一开始装作大义凛然，拍着胸脯说：“只有出兵取幽蓟，可以雪前耻。”

违反和约，出兵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宋真宗当然没有这个雄心和胆量，便问有没有其他办法。

王钦若就说：“可以学过去的帝王封禅泰山，以此来镇服四海，威慑戎狄。”

王钦若提出的这个办法，纯属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因为过去封禅过泰山的帝王，基本都是汉武帝、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这类功勋卓著，伟业留史的帝王。宋真宗在位期间非但没有开疆扩土，反而向异族辽国求和赔款，无论如何都不够封禅的资格。

但九五之尊的宋真宗显然对这个主意很感兴趣。不过，宋真宗一开始倒也挺没底气，因为他很清楚历史上帝王封禅的套路，前期必须要有各种“祥瑞”做铺垫。可惜这几年，北宋国内糟心的事不少，哪来的“祥瑞”？

所以，宋真宗又问王钦若：“现在没有‘祥瑞’该怎么办？”

王钦若阿谀奉承的本事是一流的，脸皮也是很厚的。他随即就点破了“祥瑞”的真面目：“陛下别为难。其实前朝那些所谓的‘祥瑞’根本不是什么上天的安排，说白了都是前朝皇帝手底下那帮人干的，咱又不缺人，搞个祥瑞还不简单？”

宋真宗心领神会。

很快，宋真宗就参与了王钦若等人编排的“祥瑞闹剧”。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时任宰相的王旦率领群臣早朝完毕时，突然有人来报说，在皇宫某处发现一个黄帛。接着，宋真宗赶紧带着一帮朝臣前往视察。不仅如此，宋真宗还现场编了个故事，来证明此黄帛正是“天书降世”。

真宗说：“有一天半夜我见到一个神人忽然出现在我卧室，此人衣着华丽，外表不凡，他对我说：‘一月三日在某某处会降天书于你，勿泄天机！’然后神人就消失了，我马上用笔把此事记了下来。结果你们看，今天果然盼来了天书。”

宋真宗率领百官步行“迎奉天书”，并当众打开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着：“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看罢这一切，之前还蒙在鼓里的臣子们很快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家看破不说破，知道皇帝也费了心思了，于是纷纷给真宗报喜。

真宗欣然接受了百官的朝贺，还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大中祥符”，特允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等。

这之后，在宋真宗带头故弄玄虚的鼓舞下，北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全国各地先后收到了神仙们的“提醒”和“暗示”，纷纷出现紫气、神物、仙影和天书等，无一例外都是在表扬宋真宗赵恒治国有方，社稷有福。

宋真宗的这种伎俩，宰相王旦心里跟明镜似的，但又不好意思直接点破。不过，没等王旦提醒宋真宗，宋真宗倒是先给王旦“打了招呼”。话说有一天，真宗召来王旦到宫中饮酒。宴席末了，真宗专门赐给王旦一瓶御酒，说：“你带回去和妻儿一同享用吧！”

王旦

王旦回到家中，才发现瓶中装的全部都是珍珠。聪明的王旦一下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

“我知道您老人家啥都明白，不过，还请您不要干涉我‘天降祥瑞’的表演。”

你看，一个皇帝竟然用这种姿态来恳求臣子不要阻挠他的“天书”政治的表演，作为忠心不二的宰相王旦还能说啥。于是此后便对真宗的祥瑞之举“鼎力支持”。

既然被皇帝给“贿赂”了，王旦也得有所行动。于是他动员了文武百官、和尚道士，以及各路民间寿星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奏请赵恒封禅泰山，在几番“推脱不受”的表演之后，终于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启程前往泰山封禅，而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

王旦本以为，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禅泰山这一出大戏，就可以消停干正事了。结果呢，真宗非但不满足，而且还上瘾了。这又使得那些阿谀奉承之徒则不断地“争奏祥瑞，竞献赞颂”。

封禅泰山三年后，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阴去行“祭祀后土”大礼；之后又过了七年，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宫祭祀太上老君。

这三次封禅大典期间，宋真宗也免不了大规模向臣下赏赐，以堵“臣子之嘴”。而每次封禅本身，也会消耗巨大的资金。至于各地官员所搞的“祥瑞闹剧”，也同样耗费不小。

幸运的是，真宗当政之时，北宋正处于经济总体繁荣的时期，国家财税充盈，人口增长，民间颇具活力。所以真宗的这几次封禅闹剧，虽然消耗不菲，但国库和民间终究还能承受。

所以，真宗虽有“封禅之瘾”，但也未遭到朝野的激烈反对。

而对于赵恒这位出生起便生活在深宫温室的皇帝看来，他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光义所经历的那种打打杀杀、尔虞我诈的日子实在是太辛苦、太可怕，对他这样一位读着儒家典籍长大的皇子来说，实在难以接受。他已经厌倦了皇帝背负的那种繁杂而辛苦的职责，唯有“天书祥瑞”和“封禅大典”能给他压抑焦虑的内心带来一丝安慰，提供一些快感。

然而，皇帝身边辛勤工作的宰相王旦则为此闷闷不乐。王旦有才华，有能力，只是不像他的前任李沆、寇准一般强硬（寇准后来因为刚硬强直被贬黜流放）。他没有能力改变皇帝的心思，更没有能力阻止皇帝的闹剧。

真宗沉浸封禅那些年，史书记载宰相王旦“悒悒不乐”。因为那时候，他方才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说的，“如果不让皇帝知道四方艰难，那么皇帝就会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义所在。

好在，宋真宗尽管热衷造神运动，但他也保持着一定的理智。因此他始终让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牵制阿谀奉承的王钦若之流，也因此，尽管宋真宗在后期行事荒诞，但北宋仍然得以稳定发展，以至于国家经济发展远超盛唐，民间繁荣旷世未有。

1022年，宋真宗去世，享年55岁。他死后，掌控朝政的太后刘娥以继位的宋仁宗的名义，下令将“天书”封进他下葬的永定陵。

到此，这场在北宋历史上耗时达14年之久的“封禅造神运动”终于落下帷幕。

宋真宗赵恒是守成之君，总体上不是太称职，但他确实很幸运。前有伯父、生父打下了好底子、后有李沆、寇准、王旦等人组成了好班子，当然，他本人也有个好性子。因此北宋在他治下，尚能蒸蒸日上。

但是，如果缺了以上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恐怕历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