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无论是四年之久的“大小和卓之乱”,八年之久的“张格尔”之乱，以及之后的“七和卓之乱”；
或是清末的“陕甘回乱”，“云南回民起义”等；
还是的民国军阀割据的“西北三马”；
以上这些动乱究其根本都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见此我们也不禁发问：是怎样的一个宗教在大西北占有这样一种崇高之地位？它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
中国的西北穆斯林明面的有一千余万人之重，他们形成了在他国穆斯林团体所没有的门宦教派制度，这种制度对西北穆斯林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是这片文章浅析的一个方面。
回回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伊斯兰教在唐代初期（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但是在明代中叶（16世纪）以前的近九百年间，中国境内并没有形成任何派别或教团。
这并不意味着苏非学者从未踏足中国。根据一些记载和传闻，南宋（1127-1279）时期，苏非学者的足迹已遍布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扬州等地。
大约在明弘治年间（1488-1505），来自中亚的乌瓦依希教团（或达瓦尼耶教团）的学者穆罕默德·谢里甫与苏菲派学者先后在叶尔羌、吐鲁番传播其主张，但他们当时并没有形成派别或教团。
明嘉靖十二年（1533），苏非教团的第五代谢赫玛哈杜木·阿杂木因事来过喀什，随后返回中亚。
他的后裔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来到新疆传教，奈格什板丁耶派逐渐在新疆维吾尔等穆斯林民族中形成了各种教团，最后形成著名的白山派与黑山派，也就是“大小和卓”叛乱的伊始。
清康熙十年（1671）以后，嘎的林耶（四大门宦之一）和库布林耶（四大门宦之一）各教派先后从中亚和西亚等地来到甘肃、宁夏、青海传教，从此，这些地区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等穆斯林中才逐渐形成了各种派别和门宦。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的近千年中，为什么没有产生与形成不同的派别或教团呢？
这是由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特殊历程决定的。
唐宋时期，从阿拉伯、波斯以及东南亚来中国的穆斯林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散居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杭州等港口城市，以及长安、开封等内陆重地。
中国人称他们为“番客”、“番商”或“胡客”，其聚居区被称为“番房”。
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被称为“大食法”，“大食教度”，内部民事纠纷由番都长依据“大食法”处理。
他们因海运阻塞或商务问题，长期留居中国，娶妻成家，生儿育女，人数约有一、二十万，这些人虽长期居住与中国，但依然只是个过客。
元朝时期，穆斯林移居中国最多。
成吉思汗子孙三次西征，带来了大量中亚和西亚穆斯林。
他们主要是工匠和平民，工匠被编入元朝政府或诸王贵族所属的工局，从事纺织、建筑、武器、造纸、金玉器皿等行业的劳作，平民被编入探马赤军，充当蒙古军的前锋。
这些穆斯林工匠和农民构成了中国回族、东乡族等先民的早期队伍。
中亚穆斯林商人也活跃在元朝时期，他们经营珠宝，提供情报，甚至担任蒙古使节。
尽管元代色目人地位高，特别是穆斯林贡献大，但蒙古统治者视他们为奴隶，他们仍处在被征服而亡了国的移民者地位。
所以他们与唐宋时期的阿拉伯、波斯侨民一样，并不以中国为祖国。
直到元末明初，回回民族开始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东南沿海穆斯林实行镇压政策，迫使他们离开中国、隐居山林海湾或潜伏远乡僻壤。
与此同时，他对内地穆斯林实行迁徙、疏散政策，禁止本类婚配、禁止说胡语、穿胡服、用胡名，但同时又御制“百字赞”敕建清真寺，表示尊重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其目的是加速中原大地上的各族穆斯林的汉化，使其成为一个只是宗教信仰不同的“汉民族”。
但历史的发展与朱元璋的意愿恰恰相反，在外受压力，内有伊斯兰教的联接下，进一步增强了各穆斯林“胡人”的内聚力，为最终形成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回回民族起了重要作用。
到明中叶，不仅形成了回回民族共同体的条件，而且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个不同派别的穆斯林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逊尼派别的条件也成熟了。
中国的什叶派之所以能被中国的逊尼派融合，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伊斯兰教派别虽多，但其基本信仰一致，分歧只是仪礼方面的一些枝节问题；
二是逊尼派承认“四大哈里发”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而什叶派只承认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唯一继承人，这个分歧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是就全世界伊斯兰教派别的人数而言，逊尼派人数多，什叶派人数少。
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融于多数是完全可能的。
从现在中国穆斯林遗留下来的一些迹象看，中国逊尼派与什叶派在对待“四大哈里发”的问题上取得了统一，具有“合二而一”的特征。
例如，甘肃、宁夏、青海的逊尼派在赞颂“四大哈里发”的同时，对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颂扬也很重视。
哲赫林耶学派往往在宣教后庄严宣称：“若是你们听了遵了，让我们在阿里和哈三的绿旗之下，同进重恩不朽的天堂”。
这一细节说明，中国逊尼派与什叶派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各门宦教派的兴起
明中叶以后，新疆和甘、宁、青地区的伊斯兰教教团逐渐形成。
首先，全球伊斯兰教派的分化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派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特别是苏非派的传入。
苏非派作为一种神秘主义宗教运动，通过其独特的宗教仪式和哲学思想，吸引了众多穆斯林的关注和信仰。
中国的依禅派和门宦正是在这种全球宗教潮流的推动下逐渐形成。
其次，天灾人祸和社会贫困是中国穆斯林崇信依禅和门宦的内在因素。
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穆斯林群众寄希望于宗教，以求得精神上的慰藉和生活中的指引。
依禅派和门宦提供的宗教仪式和精神支持，满足了他们在困境中的心理需求，因而迅速发展起来。
一些政治集团的利用和支持也促成了中国伊斯兰教派的兴起。
在南疆，奈格什板丁耶第五代大依禅玛赫杜姆·艾扎木的孙子胡什·夏迪和穆罕默德·玉素甫分别在喀什和叶尔羌传播依禅派的主张，利用当时察哈台后裔政权的内讧，逐渐发展壮大。
他们依附和支持不同的政治派别，形成了白山派和黑山派两个主要教团。
这些教团不仅在宗教领域有影响力，还在政治上成为南疆的强大社会力量，直接威胁到察合台后裔的世俗政权。
尽管白山派和黑山派在政治舞台上逐渐消失，但依禅派的宗教活动仍然继续。
甘、宁、青地区的教团则在苏非学派传入后迅速发展。
康熙十一年（1672年），奈格什板丁耶学派的赫达叶通拉希和阿布都·董拉西将嘎的林耶学理传入这些地区，通过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创建了多个门宦，如毕家场、穆夫提、临洮、鲜门、小刘门、洪门等。
大家也许不太知道，老三国饰演袁绍和周瑜的洪宇宙老师就是洪门门宦的，倘若不是喜欢表演，他就成大阿訇了。
这些门宦不仅在宗教上有深远影响，还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产生了重要作用。
此外，一些中国穆斯林（马来迟、马明心、马文泉和马葆真等）在朝觐麦加或留学叶尔羌时，接受了虎夫耶、哲赫林耶和嘎的林耶学理，返回家园后创建了新的门宦。
这些门宦，如花寺、官川、文泉堂和北庄门宦，进一步丰富了甘、宁、青地区的宗教景观。
门宦教派兴起的原因
西北回教素有“三大教派”（格迪目、伊赫瓦尼、西道堂）、“四大门宦”（噶德忍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虎夫耶）之称。
自元末明初，回族共同体的形成使伊斯兰教成为重要的联结纽带和精神支柱。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伊斯兰教义不彰、教理不讲，导致穆斯林对其宗教的理解仅停留在表面。
宗教知识的缺乏不仅使非穆斯林误解伊斯兰教，也使穆斯林自身难以深入理解其信仰。
这种局面在明末得到改变，知名学者胡登洲等人倡导的经堂教育逐渐普及，穆斯林开始积极学习教义和教理。
到了清代，经堂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张忠、伍遵契、马注等学者通过汉译和撰写伊斯兰教著作，使得伊斯兰教义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中传播，增强了理解和团结。
崇敬圣裔在穆斯林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苏非主义学派对圣裔的尊崇，进一步推动了教派和门宦的形成。
十七世纪后期，赫达通希以“二十五世圣裔”的名义在西宁宣教，受到穆斯林的广泛欢迎，许多穆斯林成为他的追随者。
这种崇敬不仅出于宗教信仰，也成为吸引更多信众的重要因素。
其他如华哲·阿布都·董拉西、马葆贞等人也以圣裔身份创建了各自的门宦，使得这一崇敬传统在甘、宁、青地区广泛传播。
甘、宁、青地区在明末清初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使穆斯林社区陷入贫困和苦难之中。
天灾包括旱灾、风灾、雹灾、虫灾和山洪等，自然灾害频繁导致粮食减产，饥荒不断。
与此同时，人祸如官吏腐败、苛政猛于虎，使得民不聊生。
在此背景下，穆斯林社区对精神慰藉和宗教依靠的需求愈发迫切。
苏非学派的传教士们通过“道乘修持”的教导，给困苦中的穆斯林带来了精神上的解脱和希望，从而促进了教派和门宦的迅速发展。
康熙和乾隆时期，清朝实行开放政策，允许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许多穆斯林得以前往麦加朝觐，接受外来宗教影响。
马来迟、马果园、马文泉等人在朝觐和留学过程中学习到新的宗教学说，回国后创建了新的教派和门宦。
这些创始人大多贫穷但虔诚，他们通过在家讲学和苦修吸引了许多追随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派和门宦的内聚力在相互纷争和反清斗争中不断增强，领袖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
随着教派和门宦的发展，领袖们意识到物质基础和策略的重要性。
清同治年间，回民反清起义失败后，各大门宦通过筹资搞商业贸易、积聚财富和建立武装力量来保护自身利益和信众。
在社会地位上，他们努力靠近当政者，争取支持，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北庄门宦的马悟真在河州反清起义失败后被清廷重用，其侄子马璘升任甘州镇守使，使得该门宦得到极大发展，逐渐开始形成“西北三马”的雏形。
然而，有些门宦领袖在取得社会地位后却反目成仇，导致教众的唾骂和反对，花寺门宦的大阿訇马占整及其子马安良便是典型例子。
甘、宁、青地区教派和门宦的形成和发展，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穆斯林对教义和教理的渴求、对圣裔的崇敬、天灾人祸的推动、海禁开发与朝觐的影响，以及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的巩固，都是促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教派和门宦不仅满足了穆斯林社区在宗教信仰上的需求，也在社会动荡和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通过这些教派和门宦，甘、宁、青地区的穆斯林不仅在信仰上得到了寄托，也在社会和政治上找到了发声的渠道，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