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作为喀尔喀蒙古（外蒙古）独特而重要的精神领袖，在推动1911年外蒙古独立运动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他的独立意识明确，成为外蒙古民族主义者的重要动力。
作为喀尔喀蒙古地区最重要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该地区拥有无与伦比的宗教和世俗影响力，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局势动荡之际，他的意图往往左右着喀尔喀蒙古的政治选择。
而且当时清廷官员的不和、俄国的拉拢、新政的冲击以及蒙古内部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作为宗教领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思想和行动深刻影响了外蒙古的独立进程。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也称阿旺却吉尼马丹增旺楚克，是蒙古喀尔喀人中最后一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他于同治九年（1870年）转世在西藏沃卡坝卓，父亲曾是达赖喇嘛宫中的经济事务官员，家境颇为富裕。
在五岁时，他被喀尔喀人迎到库伦，开始了作为活佛的生活。
他的早年生活在父母和央宗喇嘛的监督下，较为平静地接受了喇嘛教育。
然而，光绪八年（1882年）春，呼图克图父亲去世后，他的性情开始发生变化，变得任性和恣意妄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世俗生活和事物的兴趣日益浓厚，特别是对西方物品有极大兴趣。
据瑞典人拉尔森记载，1894年初次见到呼图克图后，他们成为亲密朋友，呼图克图拥有大量来自柏林、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商品。
拉尔森在《蒙古公爵》中记载，呼图克图喜欢法国香槟酒，穿戴最昂贵的首饰，用最贵和最有营养的食品，同时他也富有善心，会帮助穷苦之人。
成年后的呼图克图生活奢华，沙俄学者波兹特涅耶夫在《蒙古及蒙古人》中描绘了呼图克图的生活和性情。
但波兹特涅耶夫对呼图克图的评价却极为负面。
他指出，呼图克图的行为放荡，生活奢侈糜烂。
自母亲去世后，他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结交了一批放荡无行的青年，整日花天酒地，吸烟赌牌，甚至与女性鬼混。
他常在喝醉后纵马疾驰，有时在大街上与人争吵，甚至撞人和放狗咬人。
他描述呼图克图身材瘦削，脸色发黄，毫无血色，流露出妄自尊大和固执任性的神情，嘴唇显示出他耽溺酒色，使人觉得面目可憎。
甚至是残暴的，他曾命人用煤油蘸湿老喇嘛的头发和胡子然后点火，导致这位不幸的喇嘛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尽管有如此多的负面描述，呼图克图在喀尔喀蒙古人中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无可匹敌的影响力。
沙俄的拉拢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清朝的关系复杂且充满波折，深刻影响了外蒙古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政治局势。
由于外蒙古地缘位置特殊，夹在沙俄帝国和清朝之间，外蒙古要脱离清朝的统治几乎只有依靠俄国的帮助。
俄国为了拉拢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他赠送了大量礼品，诸如玩具、图画、模型及珍贵物品，甚至包括女人。
俄国驻库伦领事通过各种手段讨好呼图克图，以便施加影响，进而在蒙古地区培养亲俄势力。
陈崇祖记载，俄国人笼络呼图克图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让俄国女性进入呼图克图的庙宇，以狐媚手段行其狼吞之心。
呼图克图在之后的独立运动中，与亲俄的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人走到一起，显然与俄国的拉拢政策有密切关系。
早在1854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向圣彼得堡建议，利用中国与英国纷争之际，宣布外蒙古为俄国的保护国。
尽管该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但俄国决定加强与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关系，争取他的好感，并建立与外蒙古王公的友好关系。
俄国的这种拉拢政策在19世纪中叶开始实施，并逐步深入。
清朝的控制
与俄国的政策相反，清朝在中叶以后，随着清朝的巩固，清政府对外蒙古的控制日益严格。清朝派驻外蒙古的官员与呼图克图，以及蒙古上层王公喇嘛的关系多有不和。
特别是关于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和呼图克图见面时的礼仪之争，导致双方激烈冲突，严重影响了清廷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关系。
光绪四年（1878年），经过库伦办事大臣志刚和蒙藉官员那贝子的谈判，办事大臣晋见呼图克图的跪拜礼节改为仅交换哈达。
此事令呼图克图及其支持者大为不满，多次请求北京撤换志刚，但清廷未予许可。此后，清廷官员未再向呼图克图行过跪拜礼。
新办事大臣英奎到任后，也未行晋见活佛的跪拜礼，仅仅交换哈达，并要求活佛起座迎受，再次引起众喇嘛不悦。
呼图克图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母亲去世后，行为更加肆无忌惮。
光绪十六年（1889年），呼图克图公然藐视清廷规定，未经许可私赴庆宁寺，违反了清廷与呼图克图之间多年的惯例。
但此时清王朝内外交困，未加以干涉查问。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新库伦办事大臣桂斌到任后，奏请改革与哲布尊丹巴的往还体制，参照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再次引发双方交恶。
外蒙古上层喇嘛要求清廷撤换桂斌，清廷应允，桂斌上任仅两个月即被撤换。
但清廷对此表现出强烈不满，指示新办事大臣连顺以后不可再听呼图克图一面之词。
清廷与呼图克图的冲突，使蒙古人感到清廷在有意抬高办事大臣的地位，羞辱他们的精神领袖呼图克图。
相比之下，俄国的拉拢政策显得更加有效。
“新政”下的裂痕
在清朝驻库伦大臣与呼图克图的冲突还限于礼节性和宗教情感层面时，最后一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推行的“新政”则进一步激化了清朝与外蒙古封建主集团和喇嘛集团的多重利益冲突。
“新政”剥夺了外蒙古王公和喇嘛的大部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且被认为是对蒙古民众生存的直接威胁。
外蒙古王公贵族和喇嘛对“新政”提出强烈反对，并发生多起抗垦事件。
推动外蒙古独立的核心人物之一杭达多尔济亲王多次参加抗垦等对抗清政府的活动，认为三多应该回到长城以南去。
“新政”还推动大量汉人移民，引发了汉蒙之间的冲突。
1910年，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的盟长以及呼图克图的宗教机构沙比衙门的头脑联名向库伦办事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呈报，请求停止执行新政。
由于承担新政费用，蒙古人赋税日增，不堪其扰，纷纷逃避。
编练新军的唐在礼的僚属、卫兵对待蒙、汉两族人民不友好，加深了双方的怨恨。
清朝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关系复杂且多变，既有礼仪之争，又有政策冲突，最终导致外蒙古在1911年走上独立的道路。
这段历史反映了蒙古地区在大国博弈中的复杂局面，也揭示了呼图克图作为宗教领袖的双重角色及其对外蒙古政治的深远影响。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反清与外蒙独立
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作为喀尔喀蒙古的精神领袖，他在推动1911年外蒙古独立运动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
他的独立意识明确，成为外蒙古民族主义者推动独立的重要动力。
呼图克图与清廷官员的不和、俄国的收买拉拢，以及清朝新政的冲击，均是促使其反清的外因。
1909年，呼图克图颁布了一道训令，强调蒙古人的信仰与宗教的重要性，号召保卫领土与家园。
他明确指出，如果不有所作为，将失去权力和快乐的机会，并面临许多困难，无法治理自己的领土。
1910年，四部王公请求活佛解释去年训令，呼图克图表示，蒙古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且各地区应推派代表议决蒙古事务。
这显示他在1909年之前已经有了独立的想法。
台湾学者蓝美华指出，早在1894年，呼图克图就曾派遣使者前往圣彼得堡，寻求俄国支持外蒙古独立。
当时清朝正深陷于甲午战争的困境中。
此外，梁鹤年记录了呼图克图叛清独立的两个因素：其一是1907年清廷革去西藏达赖喇嘛名号，造成外蒙古地区的不安；其二是办事大臣向活佛借枪激怒了呼图克图。
“哲布尊丹巴以降,莫不栗栗疑惧，其一时兔死狐悲之态，真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在与清廷的冲突中，外蒙古民众对清廷的不满逐渐积累，蒙古人与满人以及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
外蒙古独立的讨论逐渐在王公和喇嘛中蔓延。
杭达多尔济亲王、三音诺颜汗和车林齐密特是推动独立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与呼图克图关系密切。
1911年7月，在三音诺颜汗的鼓动下，呼图克图以开会为名召集王公喇嘛，反对三多推行的外蒙古新政，谋划独立。
与会者一致认为，继续留在清朝统治下已不可行，向呼图克图递送了一份呈文，表达了对清办事大臣和官员们贪欲以及对外蒙古权利掠夺的无法忍受。
他们决定派遣特使前往俄国，请求援助。
杭达多尔济亲王、达喇嘛车林齐密特和官员海山被任命为特使，去北方邻邦俄国请求援助。
最终，外蒙古得此机会宣布了独立，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被推选为外蒙古国最高领袖。
然而，独立后的呼图克图并不如意，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局势和个人困境，直到1924年圆寂。
通过对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反清思想和行动轨迹的梳理，可以看到他在推动外蒙古独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的独立意识和与清廷的冲突，为外蒙古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使得外蒙古最终走向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