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从沙俄转型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时,传统的思想观念深深扎根于俄罗斯民族的社会结构中。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建立标志着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新型国家的诞生。
理解大国沙文主义,需要首先明确其核心特征。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为对小国的支配行为,还包括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对小国独立平等的不尊重;其次是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最后是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他国。
这些特征在苏俄时期尤为显著,影响了苏联的内外政策,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的格局。
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历史传统
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基辅罗斯时期。
公元9世纪,留里克王朝第二任大公奥列格通过征战兼并基辅罗斯,为俄罗斯的对外扩张奠定了基础。
此后,基辅罗斯奉行劫掠贸易政策,开始逐渐影响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在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的领导下接受了基督教,建立了与东罗马帝国的紧密关系,国土面积达到100万平方公里。
雅罗斯拉夫去世后,基辅罗斯分裂成多个诸侯国,并在接下来的250年间遭遇波洛伏齐人、蒙古人以及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入侵。
蒙古人的统治对俄罗斯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
1380年,莫斯科公国在库里科沃战役中击败蒙古人,标志着俄罗斯人逐步摆脱蒙古统治。1480年,莫斯科彻底击败蒙古人,结束了数世纪的外族压迫。
后来,莫斯科公国逐渐扩张,通过击败波兰立陶宛、吞并金帐汗国的领土,成为一个崛起的强国。
到16世纪,开始谋求波罗的海出海口,推动了俄罗斯的进一步扩张。
这一扩张的动机源于俄罗斯民族对历史的反思:长达300多年的分裂和外族压迫使他们意识到,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保障生存并抵御外敌。
随着莫斯科逐渐成为“第三罗马”,俄罗斯民族承担起传播东正教和扩张领土的历史使命。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俄罗斯的扩张进入了高峰期。
1721年,俄罗斯夺取波罗的海沿岸,1809年从瑞典获得芬兰,1814年控制了波兰。
在东方,1581年叶尔马克远征西伯利亚,俄罗斯迅速占领整个西伯利亚,并在19世纪中叶通过军事行动和不平等条约获得高加索、中亚以及中国大片领土。
俄罗斯甚至扩张到北美,1812年占据阿拉斯加。
从16世纪到1914年,俄国以每天约13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领土,形成了一个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压迫众多少数民族的庞大帝国。
为维护自身安全,俄罗斯将边界推至太平洋,将蒙古、哈萨克、波兰等民族纳入其控制之下。
即使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诞生,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旧继承了这一扩张性政策的影子,历史遗产依然深刻影响着国家的行为模式。
大国沙文主义之殇
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尤其是在波兰危机、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事件等具体历史事件中展现得尤为明显。
这些行动不仅是苏俄对于其“革命”理念的扩展,也反映了其对外扩张的本质。
一、波兰危机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一开始基于民族平等的理论,允许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
然而,随着苏俄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列宁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1920年,苏俄红军击退了波兰的进攻后,列宁决定继续进攻波兰,试图通过波兰工人阶级的支持在西方传播革命。
列宁坚持认为通过红军的“革命刺刀”可以唤醒波兰的工人阶级,从而推翻波兰政府,实现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
然而,这一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
波兰人民并没有如列宁预期那样欢迎红军,反而把苏俄视作新的侵略者。波兰国内所有阶层,包括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工人阶级,都团结起来对抗苏俄的进攻,最终在协约国的帮助下击败了红军。
这场战争不仅使苏俄遭受了重大的军事挫折,也在政治上让其革命的威望大打折扣。
这场战争的失败说明了苏俄在推进其“革命”理念时,事实上依然延续了俄国大国沙文主义的传统。
苏俄试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波兰,并通过武力解决问题,而不是尊重波兰的主权和独立,这种行为和之前沙俄的帝国主义扩张并无本质区别。
二、进军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
苏俄在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行动也体现了其大国沙文主义的特征。
十月革命后,苏俄宣称外蒙古是一个自由国家,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干涉其内政。
但是在1921年,苏俄以“支援外蒙古民族解放”为借口,悍然出兵外蒙古,占领了包括库伦在内的多个重要城市。
苏俄不仅没有在战争结束后撤军,反而利用其在外蒙古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干涉该地区的政治事务,破坏了中国的主权。
苏俄的这些行为直接违反了其在国际社会上宣扬的“民族自决”原则,苏俄一方面高喊“解放”外蒙古,另一方面却通过军事占领控制了该地区。
这种做法与沙俄时期的对外扩张政策如出一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
在唐努乌梁海,苏俄也采取了类似的手段。
1921年6月,苏俄出兵唐努乌梁海,在清除沙俄旧党的同时,继续驻军并控制了该地区。
尽管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要求苏俄撤军,但苏俄拒绝了所有要求,最终将唐努乌梁海并入其势力范围。
此后,苏联对该地区进行了苏维埃化,甚至在文化上通过打击喇嘛教信仰来强化控制。
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军事行动的比较
相比苏俄的扩张行为,中国和匈牙利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军事行动有明显的不同。
1919年,匈牙利在革命期间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的进攻,虽然也是一种军事行动,但其目的更多是为了保卫国内的革命成果,而不是像苏俄那样通过侵略扩展自身的版图。
匈牙利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支持,且在冲突结束后,匈牙利并没有提出领土或赔款的要求。
同样,中国在1979年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战,也有着显著的区别。
中国的军事行动是为了回应越南的侵略,保护自身的主权,而不是像苏俄那样通过战争试图控制其他国家。
在战争结束后,中国迅速撤军,没有长期占领越南的领土,这与苏俄在外蒙古和唐努乌梁海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沙俄大国沙文主义形成的原因
苏俄大国沙文主义的出现源于复杂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沙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官僚主义作为其催化剂,以及传播世界革命的目标。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苏俄大国沙文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沙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影响
苏俄大国沙文主义可以追溯到沙俄时期的扩张政策与地缘安全危机,自基辅罗斯时期,东斯拉夫人在面对外部强敌和内乱时逐渐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认为只有通过成为强大的帝国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蒙古西征时期,俄罗斯沦为金帐汗国的附属,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俄罗斯地理上缺乏天然屏障,使得它成为外敌侵略的常见目标,因此,俄罗斯逐渐认为只有通过不断扩张才能获得安全。
当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将俄罗斯从蒙古统治下解放出来时,他开始以“沙皇”的身份自称,并将俄罗斯塑造成“第三罗马”的继承者,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衣钵。
这一身份认同不仅为俄罗斯的扩张提供了合法性,还让俄罗斯在国际上扮演起“解放被压迫的斯拉夫民族”和“传播基督教文明”的角色。
在长达数百年的扩张中,俄罗斯民族形成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种精神在抵御外敌时是保卫国家的动力,但在俄罗斯强大之后,这种精神转化为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识,即以民族优越感为基础,视周边民族为附属品。
二、官僚主义的催化作用
官僚主义是苏俄大国沙文主义形成的重要催化剂,沙俄遗留下的官僚机构和苏俄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命令式官僚主义共同作用,推动了苏俄大国沙文主义的扩展。
1.历史遗留的官僚主义
苏俄继承了沙俄落后的经济和庞大的官僚系统,苏俄初期的很多政府机构仍然是从旧沙皇政权延续下来的。这些机构缺乏现代化管理,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延续着沙俄时期的冗杂和懒散。
尽管列宁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试图进行改革,但苏俄的领导层不得不在革命后的短时间内面对如此庞大的机构,官僚主义的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
列宁虽然通过亲自干预和命令推动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但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命令式官僚主义的形成,打下了后来政治集权和沙文主义扩展的基础。
2.命令式官僚主义的兴起
列宁的领导风格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成功,使得党内外对列宁形成了高度依赖。
这种依赖虽然有助于巩固早期的苏维埃政权,但也使得党的命令逐渐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命令式官僚主义取代了民主集中制,成为了党内事务和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列宁时期的命令式官僚主义为斯大林时期的集权统治奠定了基础,斯大林在此基础上推行个人独裁,导致苏联内部的法制和民主集中制逐渐瓦解。
3.官僚主义与沙文主义的结合
在国际事务中,命令式官僚主义表现为苏俄的对外政策。当国家领导人的命令不再仅仅针对国内,而是扩展到国际事务时,这种命令式官僚主义便转化为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列宁时期,苏俄通过《布列斯特和约》暂时避免了继续与德意志帝国的无意义抵抗,但当波兰的反抗激起红军的反击时,苏俄开始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试图将无产阶级革命扩展至欧洲。
然而,这种扩张政策激起了波兰的民族反抗,苏俄的干涉被视为对民族主权的侵犯。
这种“革命输出”的实践实际上是在大国沙文主义的掩盖下进行的。
4.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交织
尽管苏俄宣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由前帝国沙俄改造而来的国家,承载着沙俄时代的历史包袱。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俄逐渐展现出一种既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也有民族沙文主义倾向的混合体。当社会主义理想与民族主义情感发生冲突时,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往往更加突出。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继续宣扬国际主义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力量和民族优势,这种双重意识形态的交织,使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愈加明显。
结语
苏俄大国沙文主义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的传承,也有现实的需要。沙俄时期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在苏俄时期得以延续,而苏维埃政权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式官僚主义进一步推动了这一传统的发展。
此外,苏俄传播世界革命的目标在与现实的冲突中也加剧了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最终,苏俄的大国沙文主义不仅体现在其对外扩张政策中,也体现在其国内政治集权和命令式官僚主义的运作方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