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塘事变作为清末川边经营策略的重要转折点，揭示了清廷在面对西藏边疆危机时的深层次变化。
但随着清廷与西藏地方的权力均衡被打破，中央政府果断支持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改流新政，以期通过加强川藏之间的联系，实现保藏固川的目标。
时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的改革不仅限于政治结构的调整，他还通过筹建边茶公司、铸造藏元、推进电线铺设和修筑川藏公路等多项经济建设，试图在经济层面抵制英国的影响，增强中央政府在川藏地区的控制力。
清廷在川边的策略从安抚达赖转向强势经营，极大推动了川藏一体化的进程，其中赵尔丰的改革功绩至今影响深远。
1. 赵尔丰抵制外部经济渗透的措施
赵尔丰在治理川藏经济过程中，面对的是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外部经济势力的强烈渗透，尤其是来自英印的挑战。
英印通过茶叶、货币、贸易等手段，试图在西藏及周边地区扩大其经济影响力，进而控制该地区的经济命脉。对此，赵尔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反制。
1.1 边茶公司成立的背景和详细实施过程
边茶贸易是川藏经济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西藏的日常消费离不开四川的边茶。
然而，由于英印茶叶的进入，四川边茶市场受到了巨大冲击。
赵尔丰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提议成立边茶公司，统一管理和控制边茶的生产和销售，以应对英印茶叶的冲击。
边茶公司的成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便是资金问题，由于茶商的抗拒和地方政府财力的有限，筹集资金成为一大难题。
于是赵尔丰积极联系各方力量，游说茶商共同出资，并制定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来吸引投资。
同时，他对茶叶的质量进行严格把控，确保川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此外，赵尔丰还指派专人深入西藏市场，调查印茶的销售状况，以便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公司的策略。
在边茶公司成立后，赵尔丰还着手解决茶叶运输成本过高的问题，他下令修缮茶叶运输的主要道路，甚至提议在某些险要地段设立驿站，以便于茶叶的快速运输。
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加重了财政负担，但从长远来看，为川藏地区的经济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持。
1.2 抵制卢比流通的全面策略
英印通过大规模的货币投放，尤其是卢比的流通，试图进一步控制西藏和川边地区的经济。
赵尔丰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货币渗透的危害，并与四川总督锡良合作，制定了一套抵制卢比的策略。
首先，赵尔丰于四川仿照卢比铸造了藏元，此货币在设计与重量方面皆与卢比相近，旨在于市场之中同卢比相抗衡。
其实藏元的推广并不顺利，由于西藏和川边地区对卢比的依赖已久，加之藏元在铸造过程中出现了质量问题，导致其在市场上的接受度较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赵尔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制性推广藏元，并规定所有官方交易必须使用藏元。
此外，他还试图通过减小藏元的铸造成本，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但是尽管采取了诸多措施，卢比在川藏地区的流通依然存在，尤其是在边远地区。
赵尔丰意识到，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单一的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配合其他经济手段，如加强贸易管理、提高藏元的社会认可度等。
2. 发展川边经济的具体举措
除了抵制外部经济势力的渗透，赵尔丰还积极推动川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他意识到，只有通过内部的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巩固川藏地区的经济基础，确保这一地区的长治久安。
2.1 统一度量衡
在赵尔丰的治理下，川藏地区的经济活动逐渐增加，然而，由于度量衡标准的不统一，经济活动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许多障碍。
赵尔丰认识到，度量衡的统一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还能促进区域间的经济一体化。
赵尔丰首先从政府机构入手，要求所有官方机构在经济活动中统一使用新的度量衡标准。
他还组织了一系列培训，帮助地方官员和商人熟悉新的标准。
此外，赵尔丰还下令印制了一批新的度量衡工具，分发到川藏地区的各个市场，以确保新的标准能够得到广泛应用。
尽管如此，度量衡标准的统一并非一帆风顺。
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长期以来习惯于使用当地的度量衡，新的标准在推广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抵触。
2.2 矿业开发
赵尔丰意识到川边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资源如果能得到合理开发，将为川藏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为此，赵尔丰在川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探，并邀请了一批外国专家参与矿脉的勘察和开发。
赵尔丰在康定、德格等地设立了多个矿区，并开始了金矿、铜矿等资源的开采。
但是由于川边地区交通不便、技术条件有限，矿业开发的难度远超预期。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赵尔丰决定在矿区附近修建一些基础设施，如道路、仓库等，以便于矿石的运输和存储。
此外，他还从内地招募了一批技术工人，负责矿石的提炼和加工。
虽然矿业开发在初期遇到了诸多挑战，但赵尔丰坚信，矿业的成功将为川藏经济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因此，他在矿业开发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亲自督导项目的进展，确保各项工作能够顺利推进。
赵尔丰在川藏地区的治理中，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还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特别是电力设施的建设和川藏公路的修建。
3. 改善川藏电力设施
清朝末期，川藏地区的电信设施极为落后，中央与西藏、川边之间的通信受限于自然环境，文报往来十分不便。
同时，英国在印藏边界铺设电线至江孜，这对清政府在西藏的治理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主权，清政府决定铺设川藏电线，确保中央与西藏之间的紧急文件能够及时传递。
赵尔丰意识到电力设施的重要性，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出关之前，他就向四川总督锡良禀报，计划铺设打箭炉至理塘段的电线。
他请求成都电报局迅速将电线运送到川边，以便尽快开始施工。
同时，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商人进入川藏地区，但由于交通不便且缺乏邮局，通信困难。
为了方便商民，赵尔丰致电军机处，请求邮传部运送电线到川边，并在关外设立邮局。
在赵尔丰的推动下，打箭炉至巴塘的电线铺设工作顺利完成，并计划继续铺设至前藏，路线总长度约五千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赵尔丰代理四川总督期间，他多次致电邮传部，强调电线铺设的紧迫性，并建议沿官路铺设电线，以克服川藏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和民众的戒备心理。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赵尔丰甚至表示愿意派遣专门人员负责此事，并要求邮传部筹集资金。
为了节省成本并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赵尔丰建议不要雇佣外国工匠，而是使用中国工匠和当地民众进行施工。
他还亲自选定了勘测线路的人员，派遣补用直隶州州判黄德润和优等电报学生吴传绪负责川边至西藏段的电线铺设勘测工作。
两人在完成测绘工作后，将绘制的路线图上呈赵尔丰，为后续的施工奠定了基础。
尽管辛亥革命爆发导致川藏电线未能铺设至拉萨及江孜地区，但赵尔丰在巴塘至察木多段的电线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电线的使用规定明确，重要公事发电不收费，而私人发电则一律付费，这一措施确保了电报资源的有效利用。此外，赵尔丰还计划开设新线路以进一步扩展电信网络。
4. 联通川藏的公路修建
川藏地区的交通条件一直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赵尔丰认识到，只有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才能真正推动川藏地区的发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在与川滇总督共同商议边务时，提议修建川藏公路，以加强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联系。
赵尔丰首先从打箭炉至巴塘的道路入手，要求各地负责各自辖区内的路段修建，并多次督促地方官员汇报道路的修建情况。
他特别强调，道路是否能够通行牛车是衡量修路成效的重要标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再次催促各地上报修路情况，并声明在出关时将亲自勘验道路的实际情况。
清政府随后决定，由川督、边务大臣和驻藏大臣分段负责川藏公路的修筑。
赵尔丰负责川藏公路川边段的修建工作，并成功筹集到所需资金。
打箭炉至察木多段的公路修建耗资约三十二万两，其中包括在中渡雅砻江修建一座钢式吊桥。
这座吊桥是入藏的重要通道，赵尔丰通过与洋商华法公司签订合同，成功引进钢材并确保工程如期完成。
此后，赵尔丰还奏请重修泸定桥，以加强内地与川藏地区的联系。
为了确保道路的长期畅通，赵尔丰还关注沿途行台的重建和改造。他将行台改为官店，并在关外设立招待所和旅店，为往来商旅提供住宿服务。
赵尔丰报藏固川的影响
赵尔丰在清末的川边治理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和对川藏一体化的深刻理解，然而，他的治理方式与效果却引发了后人不同的评价。
赵尔丰在川边的经营主要是为了实现保藏固川的目标，即通过加强对川边的控制，确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首先，赵尔丰在艰难的环境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川边治理。
他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川边地区更紧密地融入中央政府的控制体系。
康区作为三大藏区之一，长期以来享有相对独立的政治结构，而赵尔丰则通过推行新政，加强了中央权力在这一地区的渗透。
他在极为艰苦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依然推动了川藏公路的修建，电线的架设以及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通过这些努力，他不仅有效地连通了川藏地区，还通过发展经济、统一度量衡、开办新式教育等手段，试图促使川边与内地一体化，同时也为抵御英国在西藏的渗透做出了贡献。
其次，赵尔丰虽然接受了部分西方近代化的思想和技术，但他在治理川边时仍然保留了传统儒家的观念。
他引入了现代医疗、教育和工业技术，希望借助这些新事物来改造川边。
然而，他的改革并未完全摆脱传统的中心视角。
赵尔丰认为川边相较内地落后，需要通过移民、屯垦和推广汉族文化来改变当地的习俗和生活方式。
他在川边推行汉语教育和儒家文化，旨在培养当地民众对清廷的忠诚，尽管这些举措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缺乏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导致了改革在民间的接受度不高。
最后，尽管赵尔丰的改革在短期内带来了川边地区的显著变化，但清朝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动荡局势很快使得他的努力付诸东流。
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尔丰的改革成果因失去了边军的支持而被摧毁，电线被拆，公路和桥梁被毁，川边的社会秩序也迅速瓦解。
这一系列的变化表明，赵尔丰虽然在清末推动了川边的现代化进程，但由于改革过于依赖外部力量且未能获得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最终未能达到保藏固川的预期目标。
但总的来说，赵尔丰在川边的治理无疑为清末的边疆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他的改革未能在根本上改变川边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