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的警卫生涯
1947年，国民党大批军队逼近延安，局势异常严峻，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面对敌人的压力，毛泽东选中了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党总支部书记以及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负责中央领导的安全工作。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对陕北的进攻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地区。陕北地形复杂，群众基础优越，成为了与敌周旋的理想之地。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是拖住胡宗南集团的主力，为全国其他战场争取时间。同时，中央也在采取“蘑菇战术”，寻找机会对敌人进行致命打击。汪东兴带领少量的警卫部队，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开始了艰难的转战过程。
为了确保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顺利撤离，汪东兴指挥着极少的兵力，巧妙运用了游击战术，成功拖住了大量敌军，为中央前委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汪东兴的灵活机动的战术令敌人始料未及，他带领部队在延安、安塞、子长等地展开游击战，骚扰敌人、打击敌人，并成功保卫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安全。
1948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将中央前委带到黄河以东，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与刘少奇、朱德会合。汪东兴承担了准备工作，负责组织中央前委东渡黄河的安全保障任务。尽管面临复杂的敌情和艰难的地理环境，汪东兴凭借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谨慎的计划，确保了毛泽东一行的安全渡过黄河，为中央领导顺利过渡到新的战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5月27日，毛泽东一行成功到达西柏坡，汪东兴继续担任毛泽东以及其他四位中央书记的安全保卫工作。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关键时刻，汪东兴的职责不仅仅是保护中央领导的安全，还包括了更为复杂和广泛的任务。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党中央的警卫工作范围不断扩大，任务也愈加繁重。汪东兴继续承担着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国内外出访期间的安全保障任务。他还需要为访华的外国党政元首、重要会议和庆典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组织和领导。
1950年，汪东兴在担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的同时，继续承担公安系统的职务，担任公安部八局副局长，并在1953年晋升为公安部九局局长。随着职务的逐步上升，汪东兴逐步涉足公安部的高层工作。1955年，他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党组成员，继续在公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华国锋的湖南“长城”，务实作风初显
华国锋的从政经历跟汪东兴之间总有种让人琢磨的呼应，1950年代，湖南的血吸虫病闹得厉害，特别是湘潭一带，农民下田干活都提心吊胆，疫情让整个地区陷入了困境。当时华国锋刚当上湘潭地委书记，面对这场危机，他没工夫坐在办公室里空想办法，而是直接带着人下去调研。
他发现，光靠喷药杀螺根本解决不了根子上的问题，洞庭湖区水网密布，螺卵随着水流四处扩散，防不胜防。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水利工程，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修一条大堤，把灭螺和治水结合起来。1955年，这项工程正式动工，动员了上万名群众和干部，硬是在湖区筑起了一道长长的堤坝，后来被当地人称为“长城堤”。
这条堤修得结实，横跨几十公里，不仅挡住了洪水，还把湖区的水系重新梳理了一遍，螺蛳的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经过几年的努力，血吸虫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疫情终于被控制住。更厉害的是，这条堤还顺带开垦出了18万亩新耕地，相当于给湘潭多添了一大片粮仓。
1956年，毛主席到湖南视察，特意来到洞庭湖边看了看这项工程，站在堤上瞧了半天，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他拍着华国锋的肩膀，用湘潭话说：“你这家伙，真会干实事！”那次视察，毛主席还让华国锋坐到身边，聊了不少当地的农田水利问题。这股务实的作风，华国锋没丢，后来到了1976年10月那段特殊时期，他依然靠着这份踏实劲儿发挥了作用。
当时汪东兴在怀仁堂处理紧急任务，动作快而准，而华国锋则在中南海统筹全局，把各种线索和安排梳理得清清楚楚。那次行动之后，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他们的默契成了关键的一环。
辞职风波，老革命的主动退场
1978年，改革的风头刚起来，中央工作会议开得热火朝天，汪东兴却在这时候站出来请辞了。两天后，1978年12月，他的辞职被正式通过，从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这跟当年他在延安打完阻击战交还兵权的情形差不多，任务一完，他就不多留。
汪东兴退下来没多久，到了1980年9月，华国锋也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那天他站起身，把理由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就等着组织批复。1980年11月，他的辞职正式生效，总理的担子交给了别人。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又开了一次会，华国锋再次站出来，提出要把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辞掉。这回全会讨论了好几天，最后在6月29日通过了他的请求。从1976年到1981年，他从最高领导岗位一步步退下来，动作平稳，没一点拖泥带水。
有人私下里议论，汪东兴刚走没两年，华国锋怎么也跟着退了？但华国锋晚年自己说了答案：“时代变了，有人比我更适合干这活，我就是个普通党员，得服从大局。”
两人的退场，是对那几年局势变化的回应。华国锋则是从1976年到1980年，稳稳当当撑住了过渡期，把国家从混乱中带了出来，等到1981年，他觉得任务差不多了，就把位子让给了下一拨人。
退下来后，两种不一样的生活
汪东兴和华国锋从高位退下来后，各自的生活方式就像两条岔开的路，带着他们几十年来积累的习惯和痕迹。汪东兴1981年从中央的位子上彻底退下来后，就很少抛头露面了。他搬到北京一处安静的地方住着，日子过得低调得很。
他平时不大出门，偶尔有老部下来探望，他就招呼人坐下，泡上一壶茶，然后聊起过去的事儿。每次聊到中央警卫工作，他总会停下来，慢悠悠地说一句：“警卫这活儿，忠诚最要紧。”他不爱凑热闹，也不怎么提当年的功劳，就是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华国锋的退隐生活跟汪东兴完全不是一个路子。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后，他也没闲着，搬进了北京史家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那院子不大，但收拾得整整齐齐，他在那儿弄了个“微型农场”，种了五六十种葡萄。
到了秋天，葡萄熟了，一串串挂在藤上，有紫的、绿的，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他不光自己种，还喜欢把收成的果子分出去。警卫战士每次路过，他都招呼人过来，拿个篮子装上几斤，让他们带回去吃。
退下来后，他还是这样，手上忙着活儿，心里惦记着身边的人。有人统计过，他那院子里的葡萄品种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有山西的、山东的，甚至还有从国外引进的。他种这些不光是爱好，还常跟农业专家请教，把葡萄的产量和口感琢磨得门儿清。每年丰收后，他还会留几串最好的，送给老朋友或者邻居，剩下的就全部分给战士们。
华国锋的缅怀，毛主席情结未了
华国锋1981年退居二线后，他每年9月9日毛主席忌日，都雷打不动地要去毛主席纪念堂。进了大厅，他站在毛主席遗像前，认认真真鞠上三个躬，动作慢而稳当，每次都一模一样。对他来说，这是纪念毛主席的固定仪式，没人催他，也没人提醒他，就是自己定下的规矩。
纪念堂的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华国锋每次来都不多说话，鞠完躬就静静地站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连个多余的招呼都不打。除了忌日，他还常参加跟毛主席相关的活动。1980年代初，有一次纪念毛主席诞辰的会议，他被邀请去讲几句，他就带了份手写的稿子，讲了当年在湖南跟毛主席一起视察农田的事儿，讲完就坐回去了。
后来年纪大了，腿脚不便，他还是尽量到场，能帮着整理点资料就整理点资料，能说几句话就说几句话。2008年夏天，他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那几年，他身体已经不太好，葡萄园的活儿渐渐交给别人打理，8月20日，他在医院去世，享年87岁。
参考资料：[1]韩凯.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晚年[J].国家人文历史,2011(15):3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