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品的总督如果升官能不能直接晋升正一品大学士？

◑意义上总督不算从一品

清代官员的晋升制度相较于明代，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按照布阶、循序而上的规则进行，很少出现滥提、乱提的现象。简单地说，官员的升迁必须按照逐级提升的方式进行，虽然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举个例子，正七品的知县按照惯例会升任从五品的散州知州或从六品的京县知县，这是因为在地方官制中，并没有从六品的正印官，所以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

而总督的原始品级是正二品，由于增加了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衔职，所以一般通称总督为从一品的大员。然而实际上，在吏部的官方档案中，只有协办大学士、尚书和左都御史被列为从一品的职位，各省的总督则被排除在外。在从一品和正二品之间，总督有一个独立的档次，称为“正二品加从一品衔”。同样的道理，巡抚和各部侍郎也处在不同的等级中，称为“从二品加正二品衔”。

所以从清代官制的角度来看，总督并不是真正的从一品大员，地位略低于各部尚书。

这是因为，清代的加衔和原始品级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加衔只是为了加强权限而赋予的一种荣誉称号，原始品级的官员只能享受加衔品级部分的权力。换句话说，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目的只是为了调控管辖区域内的绿营，而无法履行兵部尚书的职责。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好像是省部级干部享受副国级待遇。

《光绪会典》、《清史稿·职官志》中对官员晋升有着严格的规定，每个品级都有相应的岗位划分。例如，从四品的知府空缺，按照惯例会由御史、郎中、顺天府治中、盐运使同僚、府同知、直隶州知州依序升任，其他岗位则无法进入应升序列。

而正一品的大学士空缺时，只有协办大学士、尚书和左都御史才有资格提请任命。奇怪的是，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总督晋升时应该升任什么职位。这也证明，总督的晋升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需要皇帝亲自来安排，因此没有被列入吏部的条例中。

◑ 总督晋升多为尚书

总督，这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和地位的职位。从政务官员个人的角度来看，大多数人更愿意担任总督而不愿意呆在京城做尚书，这是由于清代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而且，通常情况下，只有表现特别出色并得到皇帝认可的亲信重臣才有机会被调至京城担任总督。这类总督是皇帝特别培养的对象，他们往往会先在尚书任上历练，然后再被提拔为军机大臣兼任阁员。福康安、尹继善、陈宏谋等人就属于这一类总督，他们都曾经任职于各个部门的尚书。

需要注意的是，总督调任尚书的情况中，很少有被调到礼部、工部等职位的。礼部的尚书职位位高权重，通常由京城的翰林官担任；而工部则主要负责工程类事务，与总督的职责不太相符。

另外一类被调至京城担任尚书的情况是那些年龄较大或者政绩不突出、未得到皇帝充分认可的总督。尽管皇帝对他们在地方上的管理还不够放心，但考虑到他们多年的忠诚服务，也会给予调任京城的机会。然而，对这类总督而言，调往京城无非是养老之地，没有晋升的空间。

直到雍正年间，外省总督虽然地位崇高，但并没有兼任大学士的特例。第一个担任总督兼大学士职位的人是鄂尔泰，他在担任云贵总督期间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土地改革措施，受到了雍正帝的任命兼任大学士。

乾隆朝以后，总督兼任大学士的情况有所增多，但直到道光时期，总督兼任大学士的情况仍不是常见的现象。

◑ 道光以后总督兼大学士才常见

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不公平的条约以来，大清王朝的通商范围从最初的一口径扩展到了五口径，外交事务逐渐与内政齐头并进，地方督抚因此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道光晚年开始，一些总督开始兼任大学士头衔，像琦善、叶名琛这样的两广总督，他们分别进入到了文渊阁、体仁阁担任大学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湘军集团以曾国藩为首崛起，逐渐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领袖，因为他们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而功勋卓著，被封为侯爵、伯爵等高级爵位，同时在担任总督的同时被授予协办大学士、大学士的职位。

然而晚清时期的内阁大学士，其身份的价值已经无法与总督相提并论了，朝廷给予总督大学士的头衔也只是象征性的，只能锦上添花。但是话说回来，有总比没有要强，如果李鸿章没有文华殿大学士的职位，也就不会有人称呼他为“李中堂”了。

理论上讲，总督是无法直接升任为大学士的，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在尚书职位上的过渡。虽然晚清时期也有例外，但总体来看，总督要一步登天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