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有“唐宋八大家”，他们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洵、苏辙、曾巩。
前七个人大家不一定非常熟悉，但听了名字至少都不感到陌生。但最后一位——曾巩——确实让很多人觉得没啥印象。
曾巩
能位列“唐宋八大家”，却又像个“透明人”。为啥呢？这个人到底有啥本事呢？
古文人眼中的“奇才”，今世人遗忘的“名人”
曾巩在民国以前的封建时代里，是文学领域公认的“作文大神”，挥笔的能力绝对是一流水平。只不过到了民国以后，他却逐渐遭遇冷落。
曾巩出生在1019年。他生活的年代正值北宋中期的繁荣时期，文学艺术领域高人辈出。
那时候，欧阳修是北宋文学界公认的第一把交椅，是无冕的“文协主席”。在后世对“唐宋八大家”的排名中，他也仅在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之后，位列第三。而“八大家”的后五位，要么是他的弟子，要么深受他的提携。
欧阳修为了文学事业能够长江后浪推前浪，也曾积极选拔接替自己“文坛泰斗”地位的人。
最开始，欧阳修就相中了曾巩。
那时候，曾巩还是个远离官场的“嫩仔”。虽然没有功名，但文章写的好，欧阳修每次读他的文章都激动得拍大腿。
欧阳修曾夸他：“我就看好曾巩，别人都是麻雀，他才是凤凰。别看我栽培的学生成百上千，但真正让我喜欢的就只有曾巩一个（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
欧阳修雕像
后来，欧阳修对曾巩的喜爱，发展到了昏头的地步。只要是见到难得一遇的好文章，他就下意识地认为是曾巩写的，以至于他曾把苏轼、王安石的文章错认为曾巩写的。
比如，1057年，身为中央高官（礼部，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当时的曾巩、苏轼等人就是考生。在后来批卷的时候，欧阳修读到一篇好作文，喜欢的不得了，并打算把此文定为第一名（那时候就是密封阅卷，考官也很少违规看名字）。
但欧阳修又转念一想：这么好的文章，那肯定是我的学生曾巩写的，让他拿第一，别人会说我徇私偏袒。
所以，为了避嫌，欧阳修将此文降了一个名次。但等到揭榜公布成绩的时候，才发现这篇文章原来是人家苏轼写的。
尽管欧阳修喜爱曾巩的才华到了昏头昏脑的地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曾巩确实文采卓绝。他弟弟曾肇曾描述过人们对曾巩文采的追捧，说：只要我哥一写出文章，必定会变成畅销书，大家都争着抢着要先睹为快，快得不到一个月就能传遍全国各地（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
这确实不是夸张的说法，曾巩就是当年的“畅销书作家”。
后来入阁为相的王安石也曾夸他：曾巩说自己的作文是第二名，就没有人敢说自己第一。他的文采就如滔滔江水、天上北斗（不见可敌；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就连苏轼也对曾巩佩服有加：大家不服不行，曾巩那可是欧阳修老师最得意、最有才的学生，跟他比，我们都是弟弟（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苏轼这么说，当然是发自内心地佩服曾巩的文采。但他有点太谦虚了。因为苏轼本人正是后来击败曾巩，夺得欧阳修“文协主席”地位的那个人。他绝不是“弟弟”。
曾巩没能成为文坛盟主，不是因为他能力弱，而是因为苏轼太强了。
苏轼
欧阳修后来发掘苏轼这个奇才之后，虽然略有痛心，但终究不得不承认：苏东坡确实比自己的得意爱徒曾巩出色。
经过权衡，欧阳老爷子最终还是把文坛盟主的交椅传给了苏轼。
但即便如此，后人对曾巩的敬佩推崇也没有减弱过。
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对欧阳修、苏氏三兄弟他们都不感冒，唯独对曾巩推崇备至，并致力于学习曾巩的文法。朱熹还借助其名声地位，大捧特捧曾巩，称他是自孟子以来的作文高手。
后世读书人因为遵崇朱熹，因此也“爱屋及乌”地对曾巩表示敬佩，以至于把曾巩的行文风格当成了科举中的“应考范文”之一。
对曾巩的推崇一直持续到了民国。
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曾巩因为代表“过时”的“封建科举式”的文章样式，而逐渐受到冷落。
曾巩雕塑
万幸的是，当代文学史学界对曾巩的评价趋于客观，对其文学造诣和贡献也给予了肯定。
无论如何，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虽然不为普通人所熟知，但他并非浪得虚名。
不以己悲的父兄，坚韧豁达的文人
曾巩活着的时候，日子并不舒坦。
曾巩是江西人，官宦家庭出身。他有1个哥哥、4个弟弟、9个妹妹。哥哥曾晔英年早逝，挺不幸。不过，曾巩和4个弟弟比较争气，先后都考上了进士。妹妹们也比较“旺夫”，自己的老公也先后考上进士。
家族男丁全部都进入了高级公务员人才储备队伍，在外人看来，简直是曾家的祖坟风水好的冒烟。
但是，人前辉煌的代价是背后不为人知的苦难。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晚年被诬告而丢了官，长年在家，既没有俸禄，也没有灰色收入。一大家子人的吃喝拉撒把家中的积蓄一点点耗尽。
好在曾老爷子家教有方，几个儿子学习刻苦，尤其是曾巩，很早就展现出文学天赋，打小就被称为神童。这让老父亲看到了重振家族的希望。
1041年，曾巩23岁。那一年，老父亲曾易占带着曾晔、曾巩兄弟俩到京城参加科考，结果一败涂地。
6年后，大哥曾晔已经不在人世，曾巩随父亲再次进京应试，不料在途中父亲染病身亡，而他们的盘缠也几乎耗尽。
曾巩悲痛不已，无心再参加科考。经过四处求助，最终带着父亲的灵柩返回了老家。
此后的10年时间里，原本天资聪颖的曾巩不再追求功名，作为家中男性顶梁柱的他，把全部精力用于照顾家人。
活着是第一位的，活不下去还考个什么功名。
曾巩要奉养继母，还要抚养、教育4个弟弟和9个妹妹，哥哥曾晔去世后，留下的2个侄子和2个侄女。辛苦可想而知。
那段日子里，曾巩写过一首名为《读书》的诗，描绘了他面对生活困苦时的坚强和乐观：
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
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
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
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
落日号虎豹，吾未停车箱。
波涛动蛟龙，吾方进舟航。
所勤半天下，所济一毫芒。
当然，在辛苦照顾家族老小的同时，他也没有完全放弃将来考取功名的希望，也因此坚持读书写作。同时也尝试了几次考试，但都毫无结果。
1057年，年近不惑（39岁）的曾巩带着弟弟曾牟、曾布，以及堂弟、妹夫等六人再战京考。
这一回，老天爷对曾巩的努力和坚持给予了回报——全家六人全部考中进士。曾巩本人则与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等人成为那次考试最耀眼的明星。
只不过，人家苏氏兄弟二人青年才俊、风华正茂，而他曾巩却是晚来得愿。
其实，曾巩年轻时之所以屡试不第，并不是他文章写得不行，而是他的文章并不符合当时应试作文的行文风格。
这当然有些不妥，就连欧阳修都觉得考试部门的评审标准有问题。
但是，曾巩的心态好。对于屡次失败，曾巩并不怪罪他人，反而总觉得是自己能力有限，一门心思地继续钻研写作技巧。
当然，对于曾巩屡战屡败的遭遇，当时也有不少人说风凉话。同乡里面有人故意写诗讽刺曾家：“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面对此种侮辱，弟弟们气的想骂街，但曾巩却拦住他们，劝他们别受干扰，继续好好读书。
他的心态就是这样平和，真正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曾巩考中进士以后，很快进入仕途。他的仕途也并不耀眼，而主要做的工作有两项：
第一项主要是在各地任职，12年的时间里先后在河北沧州、福建福州、山东济南、江西南昌等地担任地方官，每段任职的时间都不长，但他的业绩确实不错，在各地都留下了较好的名声。
第二项是担任负责文史工作的官职，大概有10年时间。这期间，曾巩主要从事史籍文献编校工作，埋头于考证、校勘、整理古籍的工作。这个活儿是他的特长，真正是工作与兴趣合二为一。他最大的成果就是校编整理了《李白诗集》和《战国策》，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两样文本，要多亏曾巩800年前的努力。要知道，当年曾巩花了不少心思和时间，到处寻找散落民间的李白诗篇和《战国策》文本，经过自己的校对验证，最终汇集成册。
这种工作，如今越来越不吃香，越来越不受人待见了。唯独那些像曾巩一样的学者们还在努力坚守着。实属不易。
我们可以说，曾巩做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他没有对李白的诗和战国策的内容发表过论文，只是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供后人参考。这就很值得敬佩。
可惜，咱们当代人把更多钦佩给了朝堂失意、纵情诗词的苏轼，反而快把默默奉献、一生低调的曾巩给遗忘了。
低调温和的改革派，珍情重义的好朋友
以朱熹为首的宋代的理学家对曾巩的文章十分吹捧。
要知道，这帮理学专家们眼光高的很，如今被咱们现代人奉为经典的古文诗赋，在这帮专家眼里根本就不入流。但他们却对曾巩的作文水平称赞有加。
其中的原因，除了曾巩的文章确实写得好，值得作为后世参照的范本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本人的品格魅力极高。
前面已经说过，曾巩前半辈子命途多舛，但他本人从来都是乐观以对。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年他在家拼命养活弟弟妹妹们的时候，尽管自身已经很艰辛，但却多次以平民的身份举荐王安石。
曾巩为了王安石这个人才能够为国效力，没少向地方官员和名人担保推荐。
王安石比曾巩小两岁，两人是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认识的，几句话聊下来，顿时遇到知音，一见如故，成了好友。
王安石这个人虽然有历史功绩，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并不好相处。曾巩豁达乐观，王安石却很固执清高。然而，对待曾巩，王安石向来亲昵。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说过不少情深意浓的话。当然，曾巩被人家讥讽的时候，王安石也没少站出来替曾巩用文言文回怼那些人。
王安石
可以说，两人没有考取功名以前，是关系铁的不行的好基友。
可惜，当两人中进当官之后，关系就不好了。
曾巩在各地担任中下级官员的时候，王安石则在中央朝廷为宋神宗主持熙宁变法。这期间，曾巩仕途非常一般，而王安石虽然大起大落，但总体上属于顶级官员之列。因为职务和距离的巨大差距，导致他们的书信往来明显减少，关系渐渐疏远。
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实施新法，并招呼为官的朋友们为自己助力。
那时候，曾巩曾在京城开封短期任职，王安石也邀请曾巩加入自己的阵营。不过，曾巩没有直接答应，而是回信给王安石“泼了冷水”。
在曾巩看来，王安石搞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也认同。但是，曾巩担忧的是，王安石在变法中融入了自己恃才傲物的性格缺陷，不考虑地方实际，不警惕反对势力，措施太过激进，会招来很多抵制。所以，曾巩写信规劝王安石要慎重行事。规劝他更慎重一些。王安石则不听。
曾巩失望之余，为避免将来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主动请求离开朝廷，外放到地方为官。
后来，王安石变法遭遇强烈抵制的时候，回想起当年曾巩的劝告，很是后悔感慨，还曾写信给曾巩，哀叹自己的命运。
如今，后世很多人夸大了曾巩与王安石的关于变法的分歧。实际上，曾巩很支持变法，很希望变法能给朝廷解决财政问题。只不过，王安石是想要明目张胆地去“夺”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来增加收入。而曾巩则倾向于压缩开支，不直接触碰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以此循序渐进地增加收入。
曾巩为此曾给宋神宗提过建议，神宗也颇为称赞，为此还把曾巩从地方召回来协助变法。
曾巩
可惜，曾巩回归中央不久，身体也垮了。
1083年，曾巩病危，很多友人故旧前往探望。当时因为变法失败被罢相在家的王安石也多次前往探望。
可惜，王安石那种固执好斗的性格直到这时候还没磨去棱角。两人见面，嘘寒问暖之后，王安石又是向曾巩抒发各种抱怨，一个劲地责怪朝廷，责怪政敌。可惜曾巩当时病重，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点头。
人家都病成那样了，你还在人家耳边聒噪。这个王安石看起来真是有些让人生气。
但是，那个时候，真正理解王安石的人，恐怕也就只有曾巩一个了。
在最后的时刻，这一对昔年的好友，依然未把对方当成外人。
1083年，65岁的曾巩病逝。朝野上下不少人震惊哀叹，连神宗皇帝也颇感惋惜。
曾巩的命运确实有点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职位，决定了他出头的机会很少很少。他不算圆滑，又不算刚烈，正直却不清高，博学但不孤傲，无论做人做官，还是写作治学，都是温和务实、纯净端正的。
他这种纯正宽厚、克制内敛的性格，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大儒心目中，当然容易获得较高的评价。可到了近代崇尚个人自由、张扬个性的时代，就很容易被排挤到边缘。因此，也难怪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曾巩逐渐沦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但是，这个社会需要曾巩这样乐观坚韧、豁达纯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