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最终只是思想的侦探”。《现代性的性别》作者、古根海姆奖得主芮塔·菲尔斯基在《批判的限度》一书中做了有趣的解读，他将“探案”和“批判”进行了类比，提出两者都是怀疑式阅读的风格，融合了阐释和道德判断。

菲尔斯基提到，“有罪与叙事是密不可分的。批评家和侦探一样，必须讲述有说服力的故事：把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追踪参与罪行的人，并区分罪责主次”。讲故事，是推理和思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菲尔斯基认为，怀疑是文学研究者思考时借用的故事之一，也是对分析讲授的文本进行定位的方式。

今天，小编节选了《批判的限度》中《探长来访》一章，本章标题取自英国戏剧家普里斯特利的一部惊心动魄的侦探剧，在这个故事中，一切都有联系，每个人都有责任，没有人——包括观众在内——可以脱罪。作为读者，我们也参与其中，一同思考如何走进文本，了解批判的限度。

批判和犯罪之间有什么联系？侦探故事又如何帮助我们认识当代怀疑式阅读的习规？人们常提到批评家和侦探的相似之处。两者都以自己的慧眼和智识为傲；他们都能解读符号、破译线索、思考难题。文学研究者经常对小说中各色各样的侦探表现得情有独钟。从夏洛克·福尔摩斯到萨姆·斯佩德，刑事侦探一直是令人着迷、引发认同的人物，被誉为同袍、知己和同道。借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话，批评家和侦探都喜欢在浑水中钓鱼。

侦探和学者的同气相求由来已久——也形式各异。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谁在乎是谁杀了罗杰·阿克罗伊德？》（“Who Cares Who Killed Roger Ackroyd？”）一文中痛贬侦探小说，实情却是许多评论家确实相当在乎——倒不是关心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而是关心一般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以及它与自身方法的惊人相似之处。正如马乔里·尼科尔森（Marjorie Nicholson）在1929年所宣称的：“学者最终只是思想的侦探。”从哲学、意识形态和形式主义的角度分析经典侦探小说和硬汉犯罪小说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在解构主义的全盛时期，埃德加·爱伦·坡的《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催生了一个评论和元评论的虚拟产业。侦探小说往往是最新阐释理论的乐园。

我们很容易对这种相似性做出社会学解释。文学研究者常感到自己被市场导向的价值观排挤；他们对官僚机构心怀芥蒂，因为后者将文学研究贬低为臧否作品、贩卖论文；他们容易走向疏离和失范。因此，学者喜欢读那些有个人魅力的独行侠故事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独行侠善于推理，与警察的拖拉作风判若云泥。理查德·阿莱温（Richard Alewyn）说，小说里的侦探往往是“怪咖”和局外人；他们独自生活，房间邋遢，喜欢吸食鸦片或种植兰花，致力于追求艺术和思想。周围的普通人往往会低估他们的聪明才智，搞不懂他们的动机。这种相似性对文学研究者而言极具吸引力。丹尼斯·波特（Dennis Porter）写道，学界中人都执着于解决问题，他们在复仇侦探的形象中，发现了一种知识分子可效仿的英雄主义。

然而，下文采取的是修辞学方法，而非社会学。我对学者和侦探的共同身份不感兴趣（如后文所述，这种同一性身份近年来颇受冲击），我感兴趣的是阐释方法的重叠。具体而言，我将探案（detection）和批判进行类比，两者都是怀疑式阅读的风格，融合了阐释和道德判断。这里，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两者都偏向于审讯和控罪，都相信瞒骗和欺诈无处不在，相信每个人都有所隐藏，都致力于缉拿罪犯，并喜欢用“有罪”和“共谋”这样的术语。我注意到，批判的实践者与侦探都有一种职业上必备的情绪：它是不信任的氛围态度，表现为不肯放松警惕。现在，让我们把情绪和道德联系起来，以便提出一个假设：像侦探一样，批判性读者笃定要去追踪有罪的一方。怀疑让我们去搜寻那些需要为违法行为负责的施事者。

追责就涉及因果关系；只有当我们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发挥了某种作用时，才能为之担责。换句话说，有罪与叙事是密不可分的。批评家和侦探一样，必须讲述有说服力的故事：把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追踪参与罪行的人，并区分罪责主次。在这两种情况下，确定违法行为即意味着确定手段、动机和时机。简言之，怀疑式阅读是一种谋划，旨在确定原因和划分罪责。怀疑式阅读属于因果律的泛文化史，其中诸多力量（从语言到社会，从性到权力，从祖先到情感）都被用来解释事件的最终成因。同时，怀疑式阅读不仅产生意义，也生成道德。它不仅是论证，也是由头脑灵光的侦探和狡猾的对手构成的寓言。这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古典侦探小说的摩尼教（Manichean）结构。唯有像侦探一样行事——审讯和盘问文化文本——才能不被误认为罪犯（这些罪犯被指控犯了政治寂静主义、积极同谋或其他更糟的罪行）。对文学和艺术的解释也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指控，其驱动力来自人们识别错误、标定责任和追踪罪犯的欲望。

讲故事是推理和思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已经是耳熟能详的观点。几十年前，海登·怀特（Hayden White）阐述了解释和情节编排之间的联系，表明历史书写依赖于罗曼司、喜剧、悲剧和反讽的原型模式。最近，罗杰·施兰克（Roger Schrank）阐明了讲故事在日常智力活动中的功能。他认为，知识需要发挥各种图式或脚本的作用，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更高层次的思考。如果没有现成的情节模式库，使我们能够处理和理解纷乱的现象，脑子就会变成一团糨糊。是否能在一种文化中正常生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熟悉其核心故事。从这个角度看，怀疑是文学研究者思考时借用的故事之一，也是对分析讲授的文本进行定位的方式。在本章中，我感兴趣的不是对叙事的阐释，而是作为叙事的阐释（interpretation-as-narrative）——借由批判的感性牵扯出故事线，并将理解与解释联系起来的手段。怀疑和讲故事之间，到底有哪些重要的相似性？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反讽。毕竟，在文学和电影理论中，叙事常常被当作头号敌人。批评家指责说，故事力图简化和压缩一个无限可能的世界；它们完全无视现象的复杂性；它们强加那些为人物提前设定道路的图式，并排除其他的可能选项。简而言之，叙事被视为文化压迫的机制，是诱导读者选择特定行为和思维方式的途径之一。这种对情节的批判性不信任，源自人们日益加深的历史认识，即结构的本质是虚假与任意的。例如，对于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者来说，叙事不再能揭示自然或历史的秩序，而被认为是将这种秩序强加给变动的世界，并向壁虚构出更微妙难懂的关联。

然而，不信任情节的批评家却也善于制造情节，精于编织故事。被D.A.米勒称为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权力策略”（stratagem of power）的东西（它是因果律的精巧网络，将看似琐碎的细节联结在一起），也是那些善疑批评家惯用的，他们确信事情比表面上更糟糕，看似随意或不连贯的，实则被隐蔽的因果逻辑所控制。(想想当代学术文章中流行的短语，如“并非巧合的是”或“这不是意外”；对批判的实践者来说，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巧合。)杰拉尔·卡迪尔（Djelal Kadir）的一番话表达了许多人文学者的感受，他写道：“在这个时代环境下，警觉性和洞察力必须是自觉之举，披着反思和怀疑的外衣，唯恐遭到诓骗或利用。”这种对“受骗”的恐惧，刺激着批评家采取防御手段，嗅出别人看不到的联系，把偶然的细节编排成令人不安的意义组合。批评家为坏消息做好了准备，并假定某人或某事——无论多么难以捉摸或难以确定——一定难辞其咎。简而言之，批判性思维质疑叙事，也沉迷于叙事，它把隐秘联系编织在一起，以暴露出地表之下的结构。文学批评家就像出色的警探，必须把故事说圆，以便找出有罪方。上一章讨论了作为读者的文学批评家，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批评家如何作为特定叙事脚本的作者。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情节模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关注的是批评家摆在我们面前的主张，而不是这些陈述所维系的叙事。当然，批评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编造故事。评论文学文本时，他们需要经常参考这个文本，并用证据来支撑自己的主张。这些源文本被当成了全权代表，负责提供踪迹、线索或症候；批评家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线索置于更大的意义结构中，并由此来做出阐释（如后文所示，解构式解读把这一程序变得更精细了，但绝没有将之废除）。

在这个意义上，怀疑式批评提出了与侦探小说相同的问题，两者都属于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所说的猜想范式（conjectural paradigm）：仔细研究各种迹象，从结果到原因重建，从观察到解释，从已发生的事情到对行为人的识别。金兹伯格的那篇著名文章将线索的现代概念置于阐释符号的漫长历史中。几千年前，猎人学会了破译动物足迹、毛发绺、打弯的树枝和缠住的羽毛；学会了嗅闻寻踪、解释和分类。这些做法是现代知识形式和真理制度的远祖：艺术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侦探都利用不起眼的痕迹，将之作为通向隐秘现实的大门。专业侦探借助神奇的第六感，在一堆被弃置忽视的细节中，让秘密宝藏得以显形。因此，当代批评家加入了一个由阐释者、解码者和符号阅读者组成的跨历史共同体。

侦探小说和学术批判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在后者中，不法分子不是异常个体——一个发疯的乡村牧师、一个心怀怨恨的园丁，而是被评论家作为终极原因的更大实体：维多利亚社会、帝国主义、话语/权力、西方形而上学。经典犯罪小说对越轨行为的刻画，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不满。他们谴责这种小说只关注罪犯个人，是一种可耻的逃避，是在否认存在系统的、普遍的违法行为，否认罪犯其实与法律沆瀣一气，而不是相互为敌。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宣称：“侦探小说的存在，就是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即犯罪可能是非个人的，因而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批判的实践则反其道行之，坚持认为犯罪总是集体的、社会的——是由不道德的结构造成的，而不能怪罪那些不道德的人。警察和政治（通常还加入了大量的哲学）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怀疑阐释学的叙述动力。

本章标题来自英国戏剧家普里斯特利（J.B. Priestley）的一出戏，它是英国业余戏团和中学里备受欢迎的常演剧目，在美国却不那么出名。《探长来访》（An Inspector Calls，又译为《罪犯之家》）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侦探剧，它有其社会目的，示范了警察如何成为政治。一位神秘的警官来到一个爱德华时代的富人家中，通过审讯每个家庭成员，查出了他们如何狼狈为奸，卷入不久前一位年轻女工的命案。探长无视他们愤怒的无罪抗议，冷静撕开了资产阶级体面的伪饰。他就像复仇天使，把一个中上层家庭的所作所为暴露无遗，并编织出牵涉所有人的社会叙事。他是典型的多疑读者，对历史进行逆向梳理，找出被忽略的关联和隐藏的原因；那些看似最不可能犯法的人，原来与社会苦难有莫大的牵连。探长咄咄逼人的提问，就如同施了魔法一般，引出了吞吞吐吐的忏悔和怯懦同谋的认罪，暴露了隐藏在资产阶级生活核心的烂疮和溃疡。他编织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一切都有联系，每个人都有责任，没有人——包括观众在内——可以脱罪。

同样，文学研究的探长如今也来到犯罪现场，一心想将看似无辜的东西转化为政治上的有罪。就像普里斯特利的主人公一样，他们踩着泥泞的靴子，穿过文化的客厅，让历史罪行的共犯大白于天下。批判的方法亦受到启发，将推理和政治融合在一起，唤出犯罪叙事，引出忏悔自白。文学批评模仿了警探破案的方法——不仅学习后者破解线索，也同样致力于追查真凶。怀疑的情节线具有自我生命力，使读者带着极度不信任去接近文本，寻找犯罪的蛛丝马迹。让我们想想，怀疑阐释学是如何选择某种套路来组织阅读和推理的，然后再考虑一下，还有什么别的因素——除了揪出罪犯的正义冲动——在故事讲述中至关重要。

本文节选自《批判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