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汉末三国时期，曹操首推的屯田制是否有价值，这一直是个长期争论的焦点。认为曹魏屯田制度优秀的人，多半会用“仓廪皆满”，恢复了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作为证据，论证屯田制的优越性和曹操的正确性。那么，历史上曹魏的屯田制度是否真的有效？

答案是否定的，曹操的屯田制说白了就是农奴制，是对民众极限剥削的苛政。

首先，我们先要明确曹操的屯田制度是出于什么目的展开的。屯田制的本意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这在西汉时期首开屯田制时就已经明确了。汉文帝时的晁错建议“徙民实边”，汉武帝时赵充国建议“屯田”于边防，其本质是为了解决边境地区军粮运输不易，使边防军可以自行解决一部分或大部分军粮问题，从而达到减少国家边防开支的目的。但应该注意到的是直至东汉末年为止，屯田制都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或经济制度存在。

而汉末军阀曹操采用的屯田制则是另一回事了，在公元196年曹操迎奉汉献帝之后，羽林监枣祗谏言曹操采取屯田制。枣祗建议采取屯田制的原因是当时汉末各路军阀都是行动上的锯人，带兵打仗或许颇有能力，但在经济和农业管理上则颇为混乱。加之东汉末年多有天灾兵祸，东汉大多数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皆以停顿，军粮不足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各路军阀。比如作用冀州的袁绍因缺粮，其麾下军队只能吃桑葚，控制淮南的袁术只能让军队去吃河蚌，曹操的军队就更厉害了，程昱提供的军粮里甚至包括人肉制成的肉干。

《魏晋世语》：初，曹操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

冀州和淮南在乱世之前都是富庶之地尚且如此，曹操的兖州自然也好不到哪去，枣祗提倡屯田制便是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而曹操此前多次击败黄巾军，不仅得到了大批的俘虏，更缴获了许多农具和耕牛。请注意，汉末乱世的农业荒废其中一大因素是民众逃亡成流民，而流民往往又会被裹挟为黄巾军这样的流寇，而曹操抓获的俘虏实则就是流民。枣祗的建议说白了，就是打算将这些流民集中屯田，从而为曹操提供大批的军粮。

有关于曹操采纳屯田制的记载为：汉自董卓之乱，百姓流离，谷石至五十余万，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议。魏武乃令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于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类似记载有不少，那是不是就能证明曹操的屯田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呢？某个角度是这样的，但是这不能掩盖一个问题，那就是军粮是足够了，那民众之粮可曾丰足？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枣祗谏言的分田之术，所谓分田之术实则便是分税制度，将税负分为定额税和比例税，即除去每户定额交税之外，还需要根据总收成按比例抽成。而枣祗持相反意见的荀彧等人在此前建议是采用“计牛输谷，佃科以定”的方针，即按照每户的生产力和实际收成来制订合适的税率。

双方的分歧根据《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中的描述是这样的，枣祗坚持认为“计牛输谷”是错误的，认为“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荀彧、侯声则认为：“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换言之，枣祗认为如果采取“计牛输谷”，则丰收之年不能加税，遇到灾害还得免税，不便于政府收缴赋税。而荀彧、候声等则认为采取枣祗的建议固然方便政府收税，但这样对于屯田者则是非常不好，就差没直接说是恶政了。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税收策略，采用枣祗的“分田之术”虽然可以在短期内极限压榨百姓，并且从民众手中收取大量粮食，但这势必造成百姓缺粮少食，容易造成饥荒或是民变问题，而且无法达成恢复经济民生的目标。而荀彧、候声等坚持的“计牛输谷”则不然，虽然短期内无法收缴大批军粮以满足曹操的战争需求，但却可以快速恢复曹操治下的农业生产，从而达成足食养民、彻底恢复汉末破败的经济民生。

枣祗利在当下，短视于未来，而荀彧、候声等人则放眼于长远，作为后世者的我们自然会选择荀彧、候声等人的方案。但很不幸的是，虽然曹操本人的态度是“反覆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但最后曹操采取的还是枣祗的“分田之术”，通过对屯田客的极限压榨来榨取出足够的军粮。

现在我们搞清楚“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和“是岁乃募民屯田于许下，得谷百万斛”是什么意思了。曹操是否通过屯田制得到了大批粮食？答案是他得到了，但却没有说这些粮食的获取方式和用途。这些粮食是曹操通过“分田之术”剥削来的，其税收远高于正常水平，而屯田制虽然分为民屯和军屯，但本质上这是通过严格管控杜绝人口流动，强行将平民约束在了土地上，名为屯田，实为农奴。

既然都已经是农奴了，曹操自然在剥削时不需有什么心理负担。请注意，曹操本身还将屯田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推广，典农中郎将就是负责屯田之事，各郡也设置田官，监督屯田制的推广和实施。换句话说，曹魏集团治下别的或许不多，沦为屯田客的平民却不会少。而有关于民众是如何看待屯田制度的，我们可引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中的部分作为证明：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须，权与相拒月余。曹公望权军，叹其齐肃，乃退。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众所周知，孙权领导下的江东集团是世家大族最为得势的，其民生大部分都被世家大族控制，流民前往江东多半就会成为世家大族治下的佃户。通常来说，后世之人普遍认为成为佃户要比成为曹操治下屯田客还惨。可事实是百姓们宁可抛弃土地，前往江东成为世家大族控制下的佃户，也不愿意被老曹迁移到内陆。

如果屯田制真有那么好，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曹操要迁移他们，百姓就直接跑路江东呢？难道是百姓们不知道感恩，觉得江东的月亮比曹魏的圆？究其原因，自然就是被后世不断吹捧的屯田制了，一旦被迁移到内陆就成了流民，那自然难逃成为屯田客的命运，百姓们为了避免沦为屯田客才逃亡江东。曹公一令便让江淮富庶之地尽为空城，百姓舍曹魏而投东吴，屯田苛政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