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河间县地处冀中腹地，古有“南北孔道”和“四方供应皆能取给之地”之称，是附近各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军事上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日寇为保障津浦、平汉两铁路干线的侧翼安全，从1939年1月起，一直在河间派重兵占领，多时达一个联队的兵力，河间始终处于对敌斗争的前沿地带。

日寇为了长期掠夺、奴役河间人民，层层建立各级伪政权，推行联保制，组织伪新民会，扶持伪军警、伪保安队。先后在河间实行“蚕食政策”、“新交通政策”，进行“铁壁合围”、“梳蓖清剿”、“剔抉围剿”。

河间县人民历来就有武装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光荣传统，七·七”事变以来，英勇坚强的河间县人民不畏暴，不怕牺牲，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由于党的领导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引，武装的人民很快组建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

武装斗争配合地方政权开辟工作，地方政权发动群众支援扩大各级武装，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在地方武装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坚持党的领导，扎根于群众之中是各级地方武装力量之所在;一二〇师对河间武装的帮助和影响，老红军、老八路的传帮带，加之不间断地整训、学习，军队中政治工作制度在河间县区武装中逐渐建立健全，成为巩固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的可靠保障。

根据老同志们回忆的不完全情况统计，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河间县大队区小队先后作战200余次,击毙击伤日军250余名，歼灭伪军、伪军警2000余名，缴获大量物资，极大的消耗了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实力，加速了它们的灭亡，为民族的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县区武装的建立、发展和取得的每一个胜利，也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进入战时状态，有组织地发展建立地方武装提供了经验和创造了适应当地特点的战略战术。

（一）

1937年7月—1940年6月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8月下旬，日寇左路军沿津浦路、子牙河南侵，一部进入河间境内留各庄桥、念祖桥、康宁屯一带，国民党军队且战且退，为阻止日寇追击，竟在小范镇口和武强铁窗户村口将滏阳河大堤扒开，又在献县高坦村和徐召村把子牙河大堤扒开，使河间大片地区被淹，房倒屋塌，长势良好、丰收在望的大秋作物成为泡影，河间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以河间专员兼县长黄维成为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弃人民水深火热而不顾，趁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携款南逃，河间处于无政府状态。河间境内土匪、流氓、兵痞、恶棍蜂拥而起，联庄会及各杂色武装应运而生，有些武装号称抗日，实则打家劫舍，无所不为，人民倍遭涂炭。

12月下旬，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受党的派遣，率部来到河间，先后统一收编各种杂色武装，成立战地动员委员会，建立各级抗日政权，派出工作队宣传抗日，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全民族团结起来，抗击日寇。

1938年5月初，县级建立起人民自卫大队部，大队长赵树榛,有武装三十余人、枪(后划归县基干队)。6月,我抗日政权能控制的区、村陆续建立起人民自卫队。后来根据冀中区指示，人民自卫队组织县级统称总队部，区级称大队部，村级称中队部或小队部(大村中队下设小队，小村有的称中队，有的称小队)。随着全县形势的发展，各级人民自卫队组织逐步健全起来，张铁军任县自卫队总队长。这时的县、区人民自卫队并无直属武装力量，属于人民武装的领导机构，是以后的武委会和人民武装部的前身。

在发展建立人民自卫队的同时，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1938年冀中第一次党代会决定,县和部分区建立了专职基干武装，县为基干游击大队，区为游击小队，县基干大队于7月前组成，第一任大队长杨寿昌，大队当时只辖一个中队，中队辖3个小队，全大队不足9个班。11月份发展到两个中队，第二中队长刘xX，1939年上半年又组建成第三中队，中队长郭夫才。此时大队还直辖侦察班、炊事班各一，全大队300余人，各区小队建立时间先后不同，最早在1939年初(如四区，六区)，最晚在1940年初(如一区)，战士多系当地人民子弟，人员十几人、几十人不等，各级武装负责人一般由各区领导兼任。

各级专职武装成立之初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各级政权开辟工作，训练部队扩大武装，为上级部队输送力量，有时进行一些破路、破线、侦察敌情等军事活动,1939年1月25日，日寇第二次占领河间时，县大队在东关占领警戒阵地，掩护县委、政府机关北撒，并拆毁古洋河上宿家口、双塔、半截河三座桥梁，以迟滞敌人进犯速度，保障机关安全转移。

一二〇师进驻河间后,各级武装积极配合作战,为一二〇师提供情报，组织自卫队员和人民群众送水、送饭、救护伤员进行战勤服务。

齐会战斗时，县大队在孟回村担任对外警戒，曾先后派王学礼、李学梦到齐会附近侦察，李学梦不幸牺牲。

齐会战斗后，七月左右县基干大队二中队(两个分队)拨归一二〇师，1939年12月一中队(三个分队)在大队宣传干事刘仕斌、组织干事刘庆云、中队长张腾霄率领下到分区参加集训，集训后全部拨归分区部队，编为八分区独立营第一连。

各级武装组建之初的组织建设和政治工作制度是在斗争中逐渐完备的。在干部选配上开始多以长于军事为主，一些旧军人、旧警察被安排到了领导岗位，因此，旧军队的影响和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存在，一些不坚定分子在环境残酷时先后妥协，有些甚至投敌叛变。

张进是宁都暴动的脱逃分子，河间城里人，大队组建时安排为参谋，日本占领河间不久，便携家投靠日本人;后来在河间危害很大的一些汉奸头目,如郭月亭、杨宝珍、回庆山等人,最初都曾是各级武装的负责人。

为了加强政治工作和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1938年底，县大队配备了第一个政治委员高飞，并配备了政治处主任甄峰、宣传干事刘仕斌、政治干事刘庆云。大队建立党总支，中队建立党支部。政治教育除抗日救国、团结抗日内容外，还进行气节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

初期各级武装的武器装备来源，开始以上级配发和动员群众捐献为主，后来以取之于敌、利用缴获为主，当时武器装备比较整齐，大枪多系汉阳造,老套筒,并有一支手提式冲锋枪，由分队长张保玉使用，干部并配有手枪和乘马。

各级抗日武装兵员的来源,开始采取动员制,后来改为自下而上的筛选、推荐、逐级输送。训练部队的方法从队列生活逐渐到操枪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训练，射击训练时在墙上画一个三角，进行各种姿势的瞄准;1939年后，采取以战代训。

一二〇师来河间后曾派出一批大员分到我县各级武装进行传帮带，带领游击队员向敌伪出击，人员由少到多，规模由小到大，在战斗中逐渐提高各级武装的作战能力。在一二〇师的帮助下，我县各级抗目武装的战术技术水平迅速得到提高，战斗作风不断改进，较快地完成了由老百姓到军人这一重要转变。同时，红军中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给予县区武装很大的影响，因而使河间抗日武装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巩固发展抗日武装的同时，为配合各级政权武装开辟工作，1940年前，各级武装都抽出部分兵力，组织锄奸团，开展锄奸工作，镇压亲日反共顽固势力，惩治忠心侍敌分子，但由于管理不善，曾出现了执行政策过“左”和乱杀乱捕的现象。

从1939年初组建到1940年上半年是县抗日武装的初建时期。

（二）

1940年6月—1942年4月

由于抗日力量的发展，使日寇战略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为确保其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日寇于1940年春季调集了日军一个联队约两千五百余名和河间伪军千余名，趁各级抗日政权、抗日武装初建和冀中部队到冀南讨伐叛逆石友三之际，对河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清剿和疯狂地扫荡。当时，县基干大队的领导干部交替，大队处于半隐蔽状态。

2月，县大队派一政治干事带一手枪队和一个小队到分区请示工作，分区派吕铮任县大队长，当吕铮率队打回河间后，未能与大队政委杨捷取得联系而返回分区，后奉分区指示，回河间公开活动。杨捷闻讯后当即与吕铮取得联系。由于当时环境日趋残酷，为保存革命武装，经县委领导研究决定，除留少部分区游击队坚持地区外，大队和部分区游击队的部分力量再次返回分区和转移外线与分区部队一起活动，因而未遭损失。

所留之各区游击队，由于缺少经验和统一的组织，在敌疯狂扫荡面前出现了涣散和动摇的局面，一些区游击队在战斗中孤立无援，遭受重大损失;一些游击队坚壁了枪支，化整为零，隐蔽在群众之中，一区游击队长、九区游击队长等主要领导人先后逃往外地，三区游击队长战败投敌，至此，河间县政权和武装力量遭到敌人严重摊毁，受到严重挫折。

敌人扫荡后，在河间境内增设据点19个(加上原来的10个共29个)。建立集团村50多个，几乎村村建立了伪组织，日寇的部队、汽车在河间境内横冲直撞，恐怖气氛笼罩全县。

1940年6月至9月之间，是恢复准备的时期。6月份白洋淀会议结束后，即着手进行政权和抗日武装的恢复准备，8、9月间，在恢复河间抗日政权的同时，重新建立区级抗日武装。由于县大队在敌人扫荡中未遭损失，7月份又到军区参加3个月的整训，对战术思想、战斗作风等方面进行了检讨，并听取了军区首长的报告，对时局和敌我斗争形势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坚定了必胜的信念。此时，也着手重新组建各区小队，县委从县大队和地方抽调了10多名同志充实到各区小队担任队长、指导员。同时，上级从外地调进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各级武装的领导岗位。

县武装恢复后的编制序列为:大队设大队长、政委各一，直辖一至三小队和侦察班、通信班、炊事班。

恢复后由于河间区划进行调整，原各区游击队也随之改变为相应的区小队，即:一区(兴村一带)由原四区游击队部分人员组成为一区四小队;二区(诗经村一带)划区后新建二区十一小队;三区(城北一带)，由原一区游击队部分人员组成三区五小队;四区(中原一带)新建四区六小队，五区(束城、念祖桥一带)，由原六区游击队部分人员组建成五区七小队;六区(米各庄一带)新建六区八小队;七区(沙河桥、大史一带)，由原五区游击队部分人员组成七区九小队;八区(九吉一带)，由原二区游击队部分人员组成八区十小队。

县、区抗日武装恢复后，阵容一新，士气高涨，在作战方针和战术思想上也有了重大转变,有时采取大回旋,有时分散在各区,运用大、小游击相结合,避强击弱的战术，配合各级政权开展锄奸反特，摧毁集团村、伪组织。运用“枪打出头鸟”、“单打一”等战法制裁忠心侍敌分子,打击投敌变节分子。在确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围困攻打孤立据点，伏击小股外出扫荡之敌。

恢复后不久，县大队在邱庄主动出击敌人，击伤伪军5人;二区小队在家耳村伏击丁家坊伪军，缴获步枪3支，自行车六辆;四小队在宁庄以西伏击伪军，打伤2人，缴获战马1匹;县大队在平大路某地伏击二十里铺伪军，击伤7人，俘伪军12人，胜利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县，震慑了敌人，鼓舞了抗日军民。

正当我县区武装开始活跃之际，百团大战的任河大战役展开，我县区武装配合分区十八团、二十三团、三十团、三十三团努力作战，先后逼退和攻克敌边庄、三十里铺、米各庄、留古寺、半截河、桂庄、郭屯等七个据点，粉粹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压下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重新打开了河间抗日斗争的局面

尤其是从1941年春开始,河间县、区武装建制健全,装备整齐,士气更加高涨,如果把1938年7月到1940年春叫做初建阶段，1940年秋叫做恢复阶段，那么1941年初到1942年5月是巩固发展、迅速壮大的阶段。这个时期，县大队、区小队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在军分区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寻找战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主动出击敌人，可以说是县区武装最活跃、军民士气最高涨的时期。

1940年冬，在河间全县公布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颁布的《双十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全县自下而上地开展民主宪政运动，县大队、区小队和各村游击小组担负起武装保卫选举的任务。

凡是举行宣传活动，召开选举庆祝大会和群众集会的村庄，均有武装保护;一些村庄在敌人眼皮底下，搭台唱戏，吹吹打打，锣鼓喧天，戏台的大汽灯，据点敌人看得清清楚楚，而不敢轻举妄动。一区南北窝头在演戏时，故意给肃宁邵庄据点伪军送去几张戏票进行挑逗，都不敢前来。武装保卫选举，保证了民主宪政运动的圆满成功。

为了粉粹敌人的新交通政策，1941年4月和10月，在县大队的领导亲自指挥下，两次展开全县破袭战。县、区武装掩护群众在河间至任邱、献县、沧州、束城等公路上挖沟、埋地雷、割电线，搬走电线杆，使敌人交通断绝，通信中断，陷于困境。此外，还对敌人展开“交通战”,村村道道，挖掘交通沟，以便更有利于打击敌人和掩护群众，后发展到在交通沟内每距一米挖一小横沟，以迟滞敌人的行动，使敌之快速部队一愁莫展。

为粉粹敌人的蚕食政策和缩小敌占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反蚕食斗争，从1941年5月，县、区武装共出击敌人30余次，歼灭敌人百余人，并一度拿下米各庄、兴村据点,使河间解放区扩大,沦陷区缩小，粉碎了敌人蚕食解放区的企图。

河间抗日武装的进一步活跃，使敌伪大为震惊。1941年春末大江快速大队由保定增调河间，与任邱、肃宁日伪军相配合，采取分进击合、长途奔袭等战术，妄图逐个围歼抗日武装，规模较大的合围有：

5月24日县大队被敌合围于郭家村，县委书记郭庭芝同志牺牲;

1942年2月15日县大队、二、三、四区小队和任邱四小队、任河一小队被敌合围于宁庄、吾党庙、永乐、周楼、吴村、唐庄等古洋河河套一带，仅河间县干部、战士、群众就牺牲二百余人，河间四区小队长、指导员以下2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2月22日县政府、公安局和一区小队在永安村、龙关村被敌合围，公安局秘书刘光、公安队长郭松亭等27名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2月27日，分区青年连执行任务驻吾党庙村，遭敌突袭，向留古寺、石马一带转移时，被敌摩托车队、马队追击，青年连除指导员一人外，其余12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

（三）

(1942年5月—1943年6月)

1942年5月后，河间的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残酷。在粉碎敌“蚕食政策”、“新交通政策”之后，敌人5月1日开始，先后对冀中地区“梳篦围剿”、“铁壁合围”、“剔块围剿”.同时积极推行“以华治华”战略,积极扶持伪保安队、伪军警，河间伪保安队由200多人猛增到1500百余人，伪军警由150余人增加到1300余人。突袭反突袭，合围反合围是这个时期敌我双方斗争的主要特点。

5月1日，日寇对深、武、饶、安一带进行拉网扫荡。县大队河间县大队为避免在敌扫荡中遭受损失，拟在敌扫荡深、武、饶、安地区后插入敌后。

5月x日县队带一区小队从河西五村出发，转到献县、饶阳一带。此时敌人扫荡尚未结束,县大队进入敌人合围圈,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最后化装成日军，辗转数日，返回河间，此时敌对河间尚未开始扫荡。为了适应日益残酷的形势，保存抗日武装，根据上级指示，从7月开始，实行了精兵简政和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县委书记、县长兼任县大队政委和大队长,县大队精简后剩70余人，分散在各区活动。各区小队精简后剩十几人、二十几人不等，编为一个大班，由小队长直接领导，同时，县区武装还接收了部分从分区部队精简下来的人员，其中三十三区队一个连缩编后分编到各区小队(1943年底调走).

各级武装精简后，化整为零，袭击骚扰敌人，继深、武、饶、安大扫荡后，从1942年7月开始，敌集中万余兵力，对河间全境展开了“铁壁合围”、“反复拉网”、“剔抉围剿”的大规模扫荡，先是铺天盖地地大部队反复拉网，后是集中兵力一下子包围十几个村庄，搜索抗日武装和抗日工作人员，破坏地道。如发现抗日武装和抗日工作人员，就一连搞一天一夜或几天几夜。

虽然在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但由于敌人扫荡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抗日武装仍受到了局部损失。10月21日，八分区代司令员孔庆同、县大队政委杨捷带一手枪队和部分警卫人员在左庄被敌合围，突围中因寡不敌众，孔代司令员、杨捷政委和随从人员全部壮烈牺牲。杨捷同志原籍山西省永济县郭家庄人，抗大学生，是个很有才干的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员，他对县大队、区小队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一提杨捷的名字，日伪军就胆战心寒，他牺牲时仅26岁。

日寇在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加紧建据点、岗楼，开挖封锁沟，修建公路网，实行“强化治安”。7月大扫荡后，又在西九吉、北汪、台头、黄村、南八里铺、邵洪店、龙华店、张村、康屯、文庄、米各庄、前申鲁、念祖桥、后榆杭、北司徒、留古寺、北中原、李涧河、李胡村、十里铺、六里堤、西丁坊、北太平庄、宋家佐新建31个据点(岗楼)，加上原有12个，共43个;为了便于敌机械化部队活动，限制抗日武装发展，敌强迫民工修建大小公路1300多华里，全县公路纵横交错，几乎村村镇镇相通，同时还挖了地界封锁沟、公路封锁沟350多华里。这个时期真所谓“公路如网，岗楼如林”。

面对这种新的斗争形势，县区武装以毛泽东“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战术原则为指针，在化整为零的条件下，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战斗经验。主要作战方式有:

地道战，在与敌人合围反合围的斗争中，人们根据猫耳洞、夹壁墙藏身的启发，从1940年开始就利用地洞与敌人斗争。1942月7月大扫荡后，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在全县范围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挖地道运动，仅半年多的时间，除个别有据点的村外，全县基本上形成了家家相通、环绕各村的地道网，两三户就有一个秘密洞口(设在锅灶、牲口槽、碾磨盘、衣柜之下或炕洞、墙基、井壁)，在沿街墙基留有观察孔和射击孔;

地道通往村外，在坟地、树林有秘密出口，以备敌占领村庄后向外转移，一些距离较近的村庄都互相连通，以便转移和互相支援;还有些村庄的地道与村垒相结合,能藏能打;为防止敌人破坏有的村还挖成双层地道,在地道内都修有翻口:陷井和防水。防烟、防毒设置。人民群众在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政权的领导下，在地道的修建中发挥了聪明才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据全县统计，主干地道总长达119.6公里。地道的开挖为县区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县区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下，依托地道同敌人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规模较大的战斗有东石相地道战，东诗经村地道战、双塔地道战、三区小队进行的樊庄地道战等等。

伏击战，是县区武装进行的较多，而胜利把握又较大的一种战斗。战前将兵力预先隐蔽配置在敌必经通路之侧，等待或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区，突然发起进攻，迅速歼敌于运动之中，这个时期比较成功的伏击战是吾党庙伏击战，击毙日寇2人，击伤伪军5名，俘伪军11名，缴获步枪12支，骡子车6辆。

截击战，在敌人出动抢掠或抢掠回归之路上拦击敌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解救被绑架的抗日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夺回被抢掠的物资。这个时刻成功的截击战有1942年11月x日在宁庄截击河间扫荡回归之敌，敌亡2人，伤11人，缴获步枪7支，自行车10余辆，解救被抓走的男女青年100余人。

追击战，集中一定数量兵力，对撤退、转移和小股出动之敌进行追歼。1942年9月x日，县大队一部和八区小队在娄堤屯追击龙华店据点伪军，伤其三名。

化袭战，游击队员化装成民夫，携带装器，混进敌人据点和施工群众中，看准机会，给敌以突然袭击。1943年3月13日，县大队手枪队化袭西九吉据点，打死伪军5人，打伤7人，俘虏伪军小队长以下25名，缴获步枪20余支，手枪2支，掷弹筒1具和大量粮食、物资，撤出战斗时，烧毁敌据点，安全转移，无一伤亡。

另外还成功地创造了地雷战、掩门战、挑帘战、麻雀战和利用内线关系配合的内应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斗经验。

县区武装为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实行了武器装备轻便化，步短枪搭配;在着装上也进行了改变，一般情况下着当地农民服装，冬季棉袄里是淡灰色，夜间行军时翻着穿，人们称这种棉衣是“夜行衣”。宿营时，一般选在群众条件较好，而又靠近据点的一头，这样不易引起敌人注意。

从1942年“五一”扫荡开始，县区武装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经受了残酷环境的考验，坚持了抗日游击战争，被动之中求主动，防御之中不间断地进攻，积小胜为大胜消耗疲惫敌人，发展壮大自己，扭转了河间抗日斗争形势。1943年6月后，河间日伪军逐渐走下坡路，开始由攻势变为守势。县区武装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化零为整，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3年6月化零为整后编制情况是:全队共162人，大队长、政委分别由县长、县委书记兼任。另外配有副大队长、副政委各1人，参谋2人，干事2人，总支书记1人，管理员1人，司务长1人，文书1人，供给员1人。

大队下属3个小队，每小队38人(含正副队长各1)下设3个班，每班12人(含正副班长各1)。

大队直属手枪队1个，编15人;侦察通信班1个，编16人:炊事班1个，编6人.

区小队编制43人:

小队长，指导员由区长、区委书记兼任，另外设有:副队长、副指导员各1人;司务长1人，通信员1人:小队下属3个班，每班编12人。

（四）

(1943年6月—1944年12月)

县区武装化零为整后，战斗力进一步提高，部队士气高涨，河间抗日武装斗争规模越来越大，各级武装踊跃出击，袭击敌人，劫取敌人运输车辆，攻打、夺取敌人兵力弱小且孤立无援的据点，使日寇昼夜不得安宁。

1943年第74期《胜利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近来河间日伪军极为恐慌，各据点和岗楼全部忙于屯粮、挖洞，准备在青纱帐时期坚守”从这条消息可以看出敌人当时的处境和不出，以免挨袭。士气。确实，到七、八月间，青纱帐一起，更是人民的世界了，县区装装在人民群众密切配合下，光在平大路、沧河路就伏击、侧击敌人17次，消灭日伪军200余人，在李家庵村西，四区小队1个班就歼灭伪军16名，缴获步枪17支，1943年下半年，县区武装在上级部队的支持下，经过英勇战斗，接连攻克黄村、留古寺、南冬、太平庄等4处据点，逼退了北司徒、李涧河、西诗经村、柏桐、左庄、北皇亲庄、邵洪店、龙华店、文庄、石家连城、宋家佐等11据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碉、沟、路封锁，初步揭开了反攻的序幕。

进入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对开展抗日斗争非常有利，日寇抽兵南调，支援其它战场，河间日军仅剩120余人，整个防御基本依靠伪军，县大队抓此有利时机开始了局部反攻。

2月，县大队在七小队配合下连克台头、中原据点，歼敌50余人。

3月，县大队、三小队在平大路君子馆附近伏击伪军杨宝珍小队，击毙4人，击伤7人，俘30余人。

6月份各级武装开展护麦斗争，打击抢粮之敌;并趁机攻克一些据点。

从4月份开始，县区武装在上级统一部署下，进行了8个月的大整训，讲形势了解时局，学理论提高觉悟，军事训练以三大技术(射击、投弹、刺杀)为主，另外附以爬障碍、越壕沟、爆破技术等科目，并公开进行野外演习，边整训边战斗,部队政治觉悟、战斗作风、战术、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6月30日县大队，一、三、四、八区小队在公安人员配合下，夜袭河间城，掏出叛徒、伪县政府秘书陈中月，并袭击了日军合作社和枪械修理所，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撤出战斗前，又以内线为先导，连克6个哨所。

7月，县大队、区小队先后攻克兴村、束城据点，歼敌100余人。

8月在河间至沙桥开展破袭战，使这一段交通、通讯一度中断。

10月1日，县大队、各区小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战斗，趁河间城内之敌外出抢掠，城内空虚，在夜幕掩护下，四面围攻县城。北门是主攻方向，用土坦克(即木桌子上面盖上几层湿透的棉被,二人在桌下顶着向前移动)、集束手榴弹爆破城门，为了威胁敌人，有的攻击方向在铁筒内放鞭炮,听起来象机枪,使敌极为恐慌。县大队攻入城内一角，歼敌2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锻炼了县区武装的攻坚作战能力，显示了作战水平，极大地震慑了敌人，迫使外出抢掠之敌，很快撤回县城，从而破坏了敌人的抢粮计划。

10月22日，县大队在四十二区队配合下，在贾庄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伪县长吕光田，击毙伪警察总所长铉中枢、特务队长王西录以下30余人，俘虏80余人，这次战斗不但在河间，在整个冀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敌营垒中，失败动摇情绪目益深重。

在对敌展开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对一些据点围而不打，进行政治喊话，宣传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伪军给自己留条后路。晚上包围，白天撤至附近村庄监视，不使其出据点一步，一围就是十天半月，使伪军有身处绝境之感，六神无主，坐卧不安。

从6月份开始，县区武装和敌工部配合，又开展了宣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布告，号召伪军在“敌寇危急垂败之秋”、“戴罪图功”。并将布告翻印数千份，广大散发、张贴，并在地方工作同志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做好伪军家属的工作，让伪军家属到据点前喊话。通过宣传布告，使伪军军心涣散，汉奸头目惶恐不安，一般伪军都思谋退身之路，伪军投诚逃跑者甚多。

年初以来,县大队先后攻克前申鲁、念祖桥、北中原、宿家口、东大汉、小店、米各庄、六里堤等8个据点，至此，在河间境内只剩下河间城、南八里铺、东八里庄、李胡村、十里铺、二十里铺、大史、柳洼、南冬、束城、沙河桥等11个据点。

随着形势的发展，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减轻农民负担，为最后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增加经济实力，从1943年初开始，县区武装响应上级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各区小队以助工为主，有些小队种了部分菜地，县大队在宁庄，吾党庙、李庵以西，双塔以东垦荒种地20余亩，同时还开展其它手工业，用破坏敌人电线得来的铁丝编笊篱，拿到市场上去卖，换回钱补充给养被服经费不足或改善生活。大生产运动不但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更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上下级关系，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在形势开始好转时，县区武装在上级统一部署下，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采取边战斗边整风的方法，在敌占区活动几天后,部队转移到根据地河西五村,组织党员进行整风，学习整风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组织纪律性，克服游击习气，坚定胜利信心。

县区武装从1944年11月份开始，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在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立场。

1944年6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河间行政区划进行部分调整，增设九、十两区，同年12月建国县三区也划归河间县，划为第十一区，为开辟新三区工作，在划区的同时，组成区小队。九区小队由八区小队分出部分人员组成，十区小队由六区小队拨出部分人员编成，十一区小队由县大队派人组成，在开辟十一区工作中，十一区小队与伪高鸿基部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高匪沉重的打击。

(五）

(1945年1月--1945年10月)

进入1945年以来，我县区武装配合上级部队广泛出击，动摇了日军在河间的最后防线，直接威胁了津浦路的安全。为阻止全面反攻，日寇不得不从任邱、献县抽调兵力，进行合击扫荡。敌侦知县大队及军分区部队一部驻在宁庄、留古寺一带，于1月21日从沙河桥、柳洼、束城、河间、二十里铺、任邱麻家坞、大城等地抽调兵力，分进合击。

县大队早已得到情报，及时跳出合围。各路敌人沿途受到区小队、自卫队员多次伏击，赶到留古寺时又扑了空，恼羞成怒，兽性大发，在留古寺打死十多个群众，烧了一些房子，便各自撤回。

2月9日，县大队参谋左池在家养伤被敌特发现，敌误认为县大队驻禅阁村。于是从河间出动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两个中队于拂晓突然包围了禅阁村。敌人进村后，大多数群众都进入地道，左池同志也带领几家妇女、儿童进入地道，少数没来得及隐藏的被敌人抓住，集中起来进行拷打，让他们说出谁是抗属，谁是干部，县大队藏在什么地方。被抓群众坚贞不屈，无一吐实，敌气急败坏，先后刺死周仲元、单僧、杨书业，烧死单忠，打昏于铁成，打死魏朋信，并将从村外抓来带路的四个农民刺死，临走前又在地道内放毒，毒死妇女、儿童和老年人18人，掠走青年男女18人。

为了适应全面反攻的需要，建设铁的党军，实现游击队向正规兵团过渡，1月，县大队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县大队改为河间支队，下辖3个中队(暂编两个中队)

不久，中队改为连，原中队长任连长，指导员仍为连指导员，下属小队改为排。

部队整编后，斗志旺盛，不久在黑佛头打了个伏击战，歼日军1个小队(其中打死20名，生俘5名)、伪军1个中队(打死10余名，生俘3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1具、步枪40余支,自行车30余辆，粮食120车约10万余斤。

从四月中旬开始，在军区统一组织下，开始了强大的春季攻势,这是冀中“五一”反扫荡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行动，是河间县区武装由游击战进入较大规模阵地战的一个转折点。在上级统一部署下,县支队、各区小队向河间日伪军展开了强大攻势,攻克柳洼、南八里铺、东八里庄据点，逼退西大汉、南冬、大史、李胡村等据点，横扫平大公路，清除河间外围,于5月4日围攻河间城。

攻城时,附近各游击小组青抗先踊跃参战，声势浩大，迫近作业直抵城下，敌闻风丧胆，于5月9日夜间出南门向东逃窜,县支队追歼逃敌,敌人沿途遭区小队截击，丢下重机枪1挺、钢炮2门和大量物资。至此河间县城解放。

子牙河以西敌伪势力已基本清除，为河间县城解放后，适应形势发展,一、二、三区小队组成城防中队,八、九区小队合编为县支队第三连，x、x区小队合编为第四连，整顿结束后，冀中军区发起了子牙河以东战役。我县支队奉命围攻沙河桥据点。

沙河桥据点碉垒高大坚固，火力配系严密，守军顽固，地形易守不易攻。河间支队在上级部队和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及时修改作战方案，经过26天激战，终于攻克了敌经营7年之久的沙河桥据点，全歼驻守日军1个小队，伪军1个中队，并歼灭增援日军1个中队。县支队也付出一定代价。沙河桥战斗是河间县区武装历史上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攻坚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标志着河间支队在战斗作风、战术技术、武器装备、战斗力诸方面都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沙河桥战斗后，又将剩余区小队扩充为第五连，驻河间休整。

10月份奉上级指示:河间支队改编为六十九团(小团)，下属五个连，奉命北上，在固安与三十一团(原绕武献区队)合编为冀中三十一团，挺进东北，升级为野战军，编入二十七旅，现为五十四军一六二师四八四团，成为人民军队的一部分。

河间支队改编北上后，在城防中队基础上1946年11月又组成新的县大队，县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三个小队，大队长由县长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兼任。副大队长王伏;副政委张瑞。全大队120余人.1947年，县大队改编为公安中队，延续至今。

编后

1986年4月下旬，曾在县区武装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聚会河间，由原大队长吕铮、政委张铭两位老同志主持，座谈讨论县区武装发展史。会后由原县区武装的张守义、王学礼、沈丙兰、左池等老同志和党史办公室李文欣共同组成编写组，汇集大家意见，对党史办公室李文欣整理的《河间县县区武装发展简史》进行修改补充。

《简史》叙述了县区武装产生、发展、战斗、沿革、变化的全部过程。河间县抗日半争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和在中共河间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党、政、军、民共同浴血奋战所取得的，其中人民群众的支援和贡献;一二〇师在来河间开辟抗日根据地所起的重要作用;上级部队、兄弟部队在河间进行的战斗等，对河间县区武装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另有专题记述，本史不多涉及。这里着重应提到的是公安局的情报工作，敌工部的敌伪军工作，自卫队、青抗先、游击组密切配合县区武装作战，与县区武装的发展壮大及取得每一个胜利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由于时过境迁，加之残酷的斗争环境不可能留下更多的文献资料，《简史》的主要来源是亲历者的回忆，虽经老同志集体讨论，但仍难免有不实之处，希望老同志们继续回忆补充，以便使这个《简史》真实地反映县区武装发展的历史面貌。

19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