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与邢窑白瓷平分秋色的一定就是越窑青瓷了。越窑的生产地区主要在今天的浙江余姚、慈溪、上林湖一带，唐时属于越州，故名“越窑”。越窑青瓷的特点是胎骨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翠莹润，光彩照人。越窑青瓷温润如玉的釉质，青绿略带闪黄的色彩能完美地烘托出茶汤的绿色，因此它格外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陆龟蒙一生著书撰志，且擅长写诗。在他的《秘色越器》一诗中，曾赞美越窑瓷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形容越窑瓷器的釉色，好像从绵延不绝的山林上向下俯瞰，满眼都是青翠欲滴的色彩一样，非常美丽。“茶圣”陆羽也曾将越窑瓷器与邢窑瓷器进行过对比，在他看来，当时的饮茶器具中，数越窑生产的各类茶杯、茶盏最适宜品茶，算得上是所有瓷窑生产的茶具中最好的饮茶器具，比邢窑更胜一筹。陆羽还认为邢窑白瓷的釉色、质地就好比银一样坚致，而越窑青瓷则像冬天水面上的冰一样，晶莹透泽。

因此在唐代，越窑生产的瓷器深受人们青睐，不仅普通百姓喜欢这种造型优美、釉色清新的青瓷，爱好饮茶的文人雅士也视之为品茗佳器，对越窑瓷器这种自然、雅致的艺术风格赞颂有加，并常常在自己的诗词歌赋中，称赞越窑瓷器。

越窑自古以来就以盛产青瓷为主，可以说是中国青瓷的发源地。从汉代开始，当时居住在今天浙江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的古越族人就创烧出了较为成熟的青瓷器，到了唐代开始繁荣昌盛起来，风靡一时，因这一带隶属越州，故名越窑，唐代的文献记载中，也开始出现大量对越窑青瓷的描绘。越窑青瓷不仅在唐、五代时期的中国陶瓷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更是对后来的龙泉青瓷的生产、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前面提到过，唐代诗人陆龟蒙曾写过《秘色越器》一诗，这首诗也是记载“秘色瓷”最早的记录。随后，宋代周辉的《清波杂志》也有记载：“越上秘色瓷，钱氏有国日，贡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他认为越州的秘色器是五代时吴越国君钱镠命人烧造的，专供国君使用，其他臣下诸人不得使用。也许正因如此，世间大部分人没有见过这种越窑青瓷，因此又叫做“秘色瓷”。但之后的其他古代文献中也有很多学者反对这种说法，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比如，就有人认为“秘色”是指瓷器的釉料配方秘不传人的意思。究竟秘色瓷是什么样的，一时间众说纷纭。

直到1981年8月，存世千年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古塔突然崩塌了，陕西省1987年重新修塔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法门寺塔下面的唐代地宫，并发掘出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佛指舍利以及许多珍宝，一起出土的还有14件越窑青瓷。根据法门寺地宫《物帐碑》记录，发现这批瓷器竟然是历经千载被传颂讨论的秘色瓷，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界的强烈反响。这批秘色瓷釉面光亮如玉，晶莹润泽，有如湖水一般清澈碧绿，它们以惊艳的“出场”，正式揭开了关于秘色瓷的千年之谜。传说中的秘色瓷并不神秘，它其实就是越窑青瓷中的珍品而已，在陕西唐代墓葬和浙江杭州吴越国钱氏家族墓葬中都有发现，考古学家也曾在越窑遗址上采集到秘色瓷的样本，可见秘色瓷其实就在人们身边。

越窑青瓷颜色青翠欲滴，其中又微微带有一点儿黄色，仿佛夏日丛林中茂盛的树叶连成一片的颜色；又像大草原上一望无际的碧草的颜色，观之引人入胜。陆羽将越窑瓷器比喻成冰和玉，也是很符合这种瓷器自身特点的。越窑瓷器的胎色一般呈灰色，釉面十分光亮整洁，做工也很精细，加之青翠的釉色和温润的质感，让人感觉这一件件越窑青瓷宛若青玉雕琢而成的一样，经历千百年后，展现在我们眼前。

如上图这件青瓷“注子”，就是一件精美的越窑产品。这件注子口微微外撇，像个喇叭一样，竖立在器身上。肩部有一个短小的直流，流削成六角形。与流相对的一侧，有一条扁长形的弯曲手柄，以便用手持握。

注子又称“执壶”，是晚唐时期越窑顺应社会生活变化，所生产出的一种新的器型。汉魏晋以来，文人贵族阶层饮酒成风，唐代更是如此。我们熟悉的“诗仙”李白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酒鬼”，他那首闻名于世的《将进酒》便是一首关于饮酒的诗歌，其中“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诗句，就是他对人生和饮酒态度的最好阐释。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唐代的瓷器也出现了一批专供饮酒的新器型，而注子就是一种典型的酒具。这件注子的腹部为瓜棱形，是唐代非常盛行的一种瓷器造型。

中国自古以来就将儿孙满堂、人丁兴旺视为家族繁荣昌盛的标志，这种美好的愿望，也常常反映在生活用具上。古人很喜欢绘制葡萄、石榴这种多籽的水果，也很喜欢各种婴戏题材的装饰图案，例如上图这件七子纹青瓷盖盒。

这件盖盒的盖顶印刻有7个相逐奔跑的童子，其中有6个童子在奔跑中形成一个圆圈，将正中间的童子团团围住。这些童子形态各异，有的回头张望，有的向前奔跑，画面很有动感。当活泼天真的顽童，与越窑瓷器清新的釉色“相遇”时，传达着劳动人民稚拙淳朴的艺术追求。

唐代时期，佛教十分兴盛。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玄奘法师在上表陈奏未获许可的情况下，偷越国境，去印度取经。虽然《西游记》属于经过想象加工的神话小说，但是历史上的唐三藏，在去印度求取经文途中，确实历尽万千艰辛。

贞观十九年（645年），从印度那烂陀寺学成归来的玄奘终于回到久别的长安，长安城万人空巷，争相一睹这位高僧的风采。在此之前，玄奘已经得到了唐太宗的赦令，不仅没有追究他当年偷越国境之罪，还与他在洛阳相见，讲谈佛法和一路上的见闻，之后玄奘还带领众僧译传了大量佛经典籍。武则天当政时，也曾广建佛寺，大造佛像，由此可见当时以帝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对佛教的重视程度和弘扬的力度之大。

佛教文化的流行使当时陶瓷器具的造型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莲花样式的器物或装饰愈加常见。上图这件五代时期的青瓷莲瓣纹钵，外轮廓呈互相交叠的莲瓣状，错落有致，釉色莹润静雅，仿佛一朵刚刚出水绽放的青莲，散发着宁静优雅的意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