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朱老总率领长征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来到四川西部的炉霍地区。这里隶属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是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老总命令部队就地休整，同时准备过草地的粮食。

一天下午，老总走出帐篷，伸了个懒腰，看到前面不远处有十多名战士正在搭帐篷。老总想到总保卫局开办的机要学员训练班又开学了，就缓缓走了过去。

老总刚要伸手去拉帐篷杆子，忽然听到一声亲昵的叫声：朱叔叔！

老总作为红军总司令，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听人叫他“老总”“总司令”，很少有人叫他叔叔。老总感到很诧异，转头一看，一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站在旁边，看来有些激动不安。老总觉得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

“朱叔叔！”

看到老总注意到自己，小伙子又激动地叫了一声。

他明显看出来老总不记得自己了，本想改口叫“总司令”，却因为激动，连叫了两声“朱叔叔”，他心里直埋怨自己。

这时，老总似乎记起来什么，他盯着小伙子右脸颊上的一块疤，欣喜地问：“哟，你是官女子？”

“是我呀，朱叔叔！你还记得我吗？”

听到老总叫出自己的名字，小伙高兴起来。

老总双手一伸，按住小伙的肩膀，使劲摇了摇，亲切地说：“怎么不记得，你是给我带路的小英雄呀！”

小伙子笑了，说：“总司令，我是来参加机要学员学习班的。”

他终于不再叫“朱叔叔”，改叫“总司令”了。

老总拉住小伙的手，脑海里浮现出第一次见到官女子的情景。

那还是10年前的1926年。

那年秋天，老总率领军队来到四川通江县洪山塘镇，准备讨伐军阀刘南亭。

一天，老总到镇子东北口视察时，一名副官忽然前来报告：“长官，一个名叫官女子的孩子主动要为我们带路。”

老总一听的，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行军打仗，女孩子受不了。”

副官嘿嘿一笑，指着身边一个孩子说：“你看，就是他，他是个男孩。”

那孩子挺机灵，看到副官介绍自己，连忙向前走两步，向老总鞠了一躬。

老总扶住他，说：“使不得，革命军队不讲这一套。”

老总边说着边上下打量这孩子，疑惑地问：“你是个男孩，怎么叫官女子呢？”

那孩子嘴唇动了动，想回答却没说出来。

后来路上才知道，官女子刚满周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几天不省人事。病好后，算命先生对他父母说，得给孩子取个女孩子的名，孩子才能活命。于是，父母按先生说的，给他取名“官女子”。

这是后话。且说官女子虽然没回答老总的问话，却对老总说：“我知道刘南亭住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吧？”

老总微微一笑问：“你今年多大？”

“16。”

“你比民国还大1岁。”

官女子笑了，对老总说：“父亲也跟我说，民国多少年再加一，就是我的年龄。今年是民国5年，我就16岁。”

老总连连称赞他好记性。聊着聊着，官女子与老总不再有陌生感，把自己的遭遇和知道的刘南亭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官女子说，他一直在给老秀才罗德良家里放牛，罗德良的表妹嫁给了军阀刘南亭做小老婆，刘、罗两家来往密切。因为刘德良经常让官女子给刘南亭送东西，所以他对刘南亭的情况很熟悉。可是刘、罗是地主、是军阀，官女子从来都没有好声好气，经常还会打他。官女子身上，还有多处被打的伤疤。

老总听了很生气，摸着他瘦削的肩膀说：“那好，就请你给我们带路，把他们抓住为你报仇！”

在老总安排下，一组便衣队埋伏到刘南亭家附近，官女子佯装给刘南亭送鸭子，带着老总和副官来到刘家大院。

哨兵自然认识官女子，问他身边的两个人是谁。官女子说：“他们是卖鸭子的，来要钱的。”

哨兵就放老总三人进了大院。此时刘南亭尚未睡醒，就被活捉了。刘南亭的武装也被便衣队缴了械。

革命军把刘南亭的财产分给当地群众，官女子也分到了衣服、夹被和60块银元。

看到分了这么多东西，官女子怎么也不肯要，连连摆手说：“我是个穷孩子，哪里需要这么多钱，别人还以为我偷来的呢！”

老总听了哈哈大笑，让人拿来纸笔，给他写了张“赠给官女子母子衣服9套、夹被2条，奖赏带路英雄官女子银元60元”的条子，还签上了自己的名，交给官女子。

官女子听老总说这个条子能证明东西不是他偷来的，这才接过衣物和银元。

官女子看着纸条，问道：“叔叔，我不识字，记不住你的名字。”

老总笑了，风趣地说：“官女子，你放过牛，对牲口一定很熟悉吧？我姓朱，你以后看到猪，就会想起我的姓——朱；你想一想手里得到的东西，就会想起我的名——德。”

“朱德！朱德！”官女子高兴地重复着。接着又问：“朱德叔叔，我也要参加革命！”

老总拍拍官女子的肩膀说：“你呀，快回家照顾母亲和姐姐吧，过几年再说。”

从那以后，老总转战南北，再未与官女子见过面，不承想在这里碰到了。

此时的官女子已起了大名殷长科，参加了工农红军。老总很高兴，把他拉进自己的帐篷，聊了起来。

通过聊天，老总了解到，原来殷长科的父亲也参加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来在战斗中负伤牺牲。这样说来，殷长科还是烈士子女。老总勉励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在机要训练班好好学习，准备接受更重要的任务。

聊着聊着天黑了，老总起身去点油灯，殷长科这才发现时间不早了，连忙起身告辞。

殷长科刚走两步，老总一把拉住他，低头看着他腿上的绑带，笑着说：“你看，你的绑带没打好，这是要影响行军打仗的呀！”

老总把自己的腿伸到殷长科面前，说：“这种宽面绑带要打成人字形，既舒服又好看，你会吗？”

殷长科摇了摇头。

“来，我教你。”老总边说边弯下腰，把殷长科的绑带解开，仔细地教他绑好。

后来殷长科参加了西路军的战斗，并幸存下来，于1940年再次去延安找朱老总。

在西路军时，殷长科已是中共川陕委员会委员，可是西路军中熟悉他的人几乎全部牺牲，而他保留的能证明自己干部身份的通知书也在一次战斗中被销毁。组织上不了解他的履历，只把他当作普通战士留在了延安招待所。殷长科内心焦急，想要到前线去。

申请去前线需要领导批准，可是该找谁呢？殷长科在招待所门口踱来踱去，忽然看到了中央首长住的窑洞，思虑再三，他决定去找朱总司令。

看到是殷长科，老总很高兴，又和他聊了起来。

殷长科说：“现在组织上不承认我是干部，让我留在招待所，现在这个时候我上不了前线，真难受啊！”

老总安慰他说：“官女子，你是幸存者，要振作起来呀！你是带路的小英雄，是中共川陕委员会委员，当过保卫干事，这些情况，我来作证。实事求是嘛！至于工作分配，就让组织上安排吧。”

不久，殷长科恢复了干部身份，被党组织派往胶东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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