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将军战功赫赫，戎马一生，他指挥过一系列的重要战役、战斗，组织过大兵团作战，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被邓小平称为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

可是鲜为人知的是，忠肝义胆的许世友上将，却曾因“拖枪逃跑案”被判刑一年半，这种革命时期极其严重的“罪行”，怎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呢？下面让我们来梳理一下案件始末。

1936年6月，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四方面军兵强马壮，总兵力有8万余人，装备也要比中央红军好得多；而中央红军只有1万多人，会师时基本已弹尽粮绝，个个衣衫褴褛，状如乞丐。

这种情况下，红四军难免会在中央红军面前产生一种优越感，两支部队龃龉不断，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不愉快的小摩擦。

张国焘更是自恃人多枪多，指责中央红军“毫无斗志”“纪律废弛”，向中央要权，试图把一、四方面军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不久，张国焘不顾劝阻，下令主要由四方面军一部组成的西路军孤军深入，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激战4个多月，几乎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延安，群情激愤，开始了对张国焘的大规模批判。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批判。在批判张国焘时，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受到牵连，被有些人说成“张国焘的人”“张国焘的应声虫”等。

时任四方面军第10师第29团第1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的洪学智说，当时对红四方面军的批判，主要有三条，一条说红四方面军是土匪军，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

这种批判让四方面军很多无辜干部想不通。四方面军第4军副军长气愤之下，对着自己脑袋开了一枪，结果没死成，重伤被送进医院；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也被气得吐血，却不知怎么办才好。

许世友后来说，当时延安很多人说张国焘如何如何，我也不作声，只要不说到我，我就不管。后来西路军失败，我半个月没能睡好觉，加上有人说我反抗中央，是土匪，是托洛茨基，让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住到医院。后来传说要枪决张国焘和其他一些四方面军干部，我就觉得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这么多年，没有功还有罪吗？

几万人的红四方面军，那么多干部，突然背上这种坏名声和思想包袱，肯定郁闷至极。去医院看望许世友的那些干部，没有不哭的。这让许世友下决心不能这样任人宰割。

几天后，许世友以生病为由请假回家，未获批准，由此产生了豁出去的念头。

他暗地里联系了第4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91师师长朱德崇、前93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约定带着枪离开延安去外面打游击。

其后，几人又分头说服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一些干部共30余人，约定各自带枪，于4月日晚上集合，离开延安城，以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打游击。

不过王建安一直犹豫不决，他最终改变主意，将事情向抗日军政大学党总支委员谢富治作了汇报。此后，事情被逐级汇报到毛主席那里。不久，林彪回到延安，召集刘亚楼、谢富治等人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逮捕策划事变主要成员的决定。

这就是延安时期的“许世友反革命集团”事件。

由于策划逃走的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央因此怀疑是张国焘在幕后操纵了此事。但李克农等人经过调查，排除了这种可能。

1937年6月6日上午，延安最高法院公开审理了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一案。判决结果是，6人“组织拖枪逃跑”罪名成立（未遂）。

许世友被判刑1年半，王建安被判刑6个月，其他几人分别被判处8个月到1年的有期徒刑。

这几位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荣膺高级军衔的将领，却因“逃跑”而获刑，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在革命年代来说，这种“逃跑”行为是罪行极重的，与战场脱逃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对他们的处罚结果为何却很轻呢？

实际上，这种宽大的处理，很大程度上与毛主席的态度和意见有关。主席爱才，说许世友是员战将，打红了胶东半边天，了不起。出于这种心理，主席也不愿对他处罚过重。

另外，红四方面军虽然由张国焘领导，但并不是所有官兵都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走。当时对这一案件宽大处理，自然就有维护团结大局的因素在里面。

许世友曾说自己是个粗人，是粗人，就有脑子转不过弯的时候。他不想不明不白地做冤死鬼，情急之下思想发生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延安打游击，并非是背叛共产党，背叛革命，只是想离开那个让他觉得压抑的环境而已。现在想来，这也与将军耿直、刚烈、火爆的性格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