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襄樊战役前夕，刘伯承将军下达了一道令人意外的命令：“务必活捉那个姓康的！”毛主席也亲自指示：“给他戴上镣铐，押送华北！”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什么一个曾是国民党高官的康泽，能让两位至高无上的领导如此重视？康泽，这位曾与蒋经国争夺权力的“太子”，为何在战后命运跌宕，最终沦为一个寂寞的文史专员？他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才令毛主席如此关照？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04年，康泽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山区，这座山村远离都市的喧嚣，贫穷而封闭，家境并不显赫。如果从今天的标准看，他的成长环境几乎注定了他未来的命运不会有什么起色，然而才智与机遇常常能让人在命运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康泽就是这类逆袭故事中的一位。

康泽的童年并不轻松。父亲的早逝使得家庭更为贫困，母亲带着他和几个兄弟艰难度日。日常的艰辛让母亲不得不四处奔波，卖力工作以维持家里的生计。母亲对他的关爱与坚韧，成为了他早期生活中的坚强支柱。这种生活中的压迫与不公，也在无形中塑造了康泽独特的性格——从小他就明白，唯有狠厉和坚韧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得到自己应有的东西。

为了让他专心读书，母亲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时间，抚养康泽兄弟的重担几乎全落在她一人身上。亲戚们看到康泽聪慧的天资，也纷纷伸出援手，提供经济支持，帮助他顺利完成学业。

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他顺利完成中学学业，成为少数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之一。这个时期的教育为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也为他日后走上不同道路提供了关键的转折点。

从黄埔军校的学习开始，康泽便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蒋介石发现康泽在党内斗争和反共行动中表现出色，且执行力极强，迅速成为其心腹。1932年，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蒋介石决定组建“复兴社”，这是一个旨在打击党内异己、维护蒋派核心的特务组织。蒋介石选定了五个核心成员，康泽赫然在列。

当蒋介石透露出复兴社的构想时，康泽迅速洞察到其意图，这些戒律规定了复兴社成员的行为规范，并附带相应的处罚条款，确保组织的绝对服从。蒋介石对这一方案大为赞赏，立即指派康泽负责复兴社的组建工作。

在组织基本成形后，蒋介石找到康泽，询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复兴社社长一职。蒋介石此时显然在考察自己的忠诚，而他心中早已有了戴笠作为复兴社社长的人选。康泽明白这一点，在面见蒋介石时，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戴笠，既表明自己的忠诚，又巧妙地让戴笠接过了这份沉重的职务。

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康泽也因此稳固了自己在蒋介石身边的地位，成为了蒋的“十三太保”之一。尽管康泽没有如愿担任复兴社社长，蒋介石并没有因此忽视他，反而为他开辟了新的政治舞台。蒋为康泽安排了“力行社”和“青社”中关键的职务，进一步为康泽积累势力。康泽被任命为青社书记，以此在青年团体中树立自己的影响力。

从1924年开始，康泽便开始与蒋介石并肩作战，直至抗战结束。这段时间里康泽的职务逐渐上升，先后担任了复兴社书记长、三青团组织处长，并最终入选国民党中央常委。1936年，他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成为国民党高层的重要一员。

蒋介石深知康泽的忠诚与执行力，特别是在党内斗争和反共工作中，康泽的表现让他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助手之一。1937年蒋经国自苏联归国，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这一变化彻底打破了康泽的接班人梦。

在蒋介石看来，康泽虽然能干，但最终未能在更高层次的权力游戏中站稳脚跟。为了继续维系康泽的忠诚和效力，蒋介石将他任命为复兴社的第五任书记，赋予他更多责任，但这也意味着他依旧未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政治抱负。

1940年代初，康泽在国民党内权势正盛，蒋介石甚至考虑将他作为接班人选。与蒋经国的关系复杂，蒋经国虽然是蒋介石亲生子，但由于背景不如宋美龄的身份高贵，始终未受重用。康泽自认为凭借对蒋介石的忠诚和个人能力，可以超越蒋经国，夺得继承权，蒋介石最终选择培养蒋经国，令康泽的接班人梦破灭。

康泽愤怒不已，认为蒋经国不过是一个没人宠的“野小子”，凭什么与自己争权。两人展开了一场“太子之争”，但蒋经国背后有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支持，而康泽只能孤立无援。最终康泽失败，蒋介石放弃了他并把他派往国外“考察”，实际上是将其边缘化，彻底失去了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面临重组。蒋介石的政治重心转向了蒋经国，康泽的职务逐渐被蒋经国所取代。康泽虽心有不甘但依旧维持表面上的忠诚，他被蒋介石要求出国考察，实际上是为了让他暂时远离权力中心，这一段时间成为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过渡期。

1948年，康泽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1月初始康泽被任命为第15绥靖区司令员，驻守襄樊一带，尽管他出身黄埔军校，却长期从事政务工作，缺乏实战经验，这为后来襄樊的失守埋下了隐患。康泽未能预见到战局的迅速变化，这也注定了他和驻防部队的悲剧。

1948年7月初，中原野战军6纵与桐柏军区的主力部队联手，对襄樊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康泽虽然指挥驻守襄阳，但他过于依赖固守防线，而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他曾花费半年时间在襄阳西南的高地上构筑近百处防御工事，但这一切在我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显得脆弱不堪。康泽显然低估了敌方的攻势，且未能有效指挥部队灵活应对，迅速陷入被动。

7月11日夜随着我军加大攻势，襄阳外围重要据点相继失守，交通线也被彻底切断。原本唯一通往外界的补给线也被我军的火力压制，康泽的防线彻底崩溃。面对这种局势，康泽被迫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部队从高地逐渐撤回襄阳城区，放弃了残余的据点，力图固守最后的城市防线。

随着7月13日下午西关据点的失守，康泽部队彻底陷入困境。局势变得愈发紧张，士兵们的士气也急剧下降。随后的两天里，我军发动了对襄阳城的最后攻坚战。无数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到国民党阵地，炸得四周尘土飞扬，甚至康泽的指挥所也被波及。国民党士兵在炮火中四散逃窜，阵地上的混乱一发不可收拾。

康泽深知形势危急，急忙拨打电话向蒋介石求援。可惜此时援军已远远无法赶到，援助已变得无济于事。康泽无奈地看着自己的部队在绝境中挣扎，心中的焦虑与无力感愈发沉重。

最终7月16日清晨，我军突破襄阳城门，国民党军彻底溃败，襄樊的防线被完全摧毁。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之一，康泽在襄樊的失败让他成为瓮中之鳖，毫无反击之力。他在这场败局中彻底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被我军成功俘虏。

活捉康泽的消息迅速传开，对于红军老兵和井冈山的老同志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他们纷纷建议，应该立即将康泽枪决，以告慰苏区百姓和红军战士的在天之灵。然而在这众志成仇的氛围中，毛主席却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意见。

毛主席专门给前线指挥的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将领发电报，明确指示不能杀康泽，并要求立刻将他送到自己身边。为了确保康泽不会逃跑，毛主席还特意叮嘱可以给他戴上镣铐。这一决定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和不解，但毛主席的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总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康泽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猜测自己必将难逃一死。然而当得知毛主席并未下令杀他时，他的心中又涌起了一丝疑惑和不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康泽被当作战争罪犯关了起来。对于毛主席没有下令处决他的原因，外界一直议论纷纷。直到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才首次公开解释了这一决定背后的深意。

毛主席指出，不杀康泽并非因为他没有可杀之罪，而是出于对新中国建设大局的考虑。一旦开了杀戒，就可能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的类似情况出现，这对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同时杀人并不能让犯错者改正错误，反而可能激化矛盾。我军历来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犯错者以改过自新的机会。

毛主席还强调杀了战俘会损害我军的形象，给人留下杀俘虏的恶名。这对于一支致力于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军队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更重要的是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出路和改过的机会，这样不仅有利于他们个人的成长和进步，也对人民事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毛主席的这番解释传开后，人们才逐渐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在战犯管理所中，康泽也经历了深刻的改造。他逐渐认识到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罪行，内心充满了悔恨和愧疚。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开始积极撰写历史史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