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的军事征服与地理探索如影随形，给亚非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们在非洲贩卖奴隶，赚取了血淋淋的金银；他们在印度洋大开杀戒，用武力推行殖民征服。1502年， 达 · 伽马炮轰了印度的卡利卡特；1507年，阿方索 · 德 · 阿尔布克尔克占领了霍尔木兹海峡；1509年，葡军在第乌海战中击败了多国联合舰队；1510年，已经当上印度总督的阿尔布克尔克残酷地夺取了果阿。从此，果阿成为葡萄牙人在东方殖民的大本营。
1、马六甲华商
殖民者的贪婪是没有限度的。取得印度洋霸权后，葡萄牙继续向东推进，东南亚诸国在劫难逃。首当其冲的就是满剌加(马六甲)。这座港口处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的咽喉地带，海商云集，贸易繁荣，战略位置和经济地位均极为重要。1511年，“佛郎机破满剌加，入据其国，而故王之社遂墟。臣隶侥首，无从报仇。”(明 · 张燮《东西洋考》)
下一步，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明朝。
508年，曼努埃尔一世派遣塞凯拉征服满剌加时，就在诏谕中列出了一连串关于中国的疑问， 涉及地理、经济、军事、宗教等多个方面，要求塞凯拉据此探听消息。塞凯拉进入马六甲（满剌加）港口后，发现城里有华人区，多艘来自中国的帆船。他主动与中国商人进行接触，共进晚餐。中国人给葡萄牙人留下了皮肤白皙、彬彬有礼的印象。后来战争期间，中国商人主动提供船只和武器帮助葡人攻城，滞留在城里的中国商人粮食短缺，还得到过阿尔布克尔克的接济。
当然，这些中国人并非朝廷命官，只是一群民间海商，因此他们与葡萄牙人的交往并未载于明代史籍。至于葡萄牙人此时的热情态度，显然是另有所图，他们无非是想探听更多情报，乃至拉拢中国人作向导。
1513年(明正德八年)，阿尔瓦雷斯受阿尔布克尔克派遣，到达珠江口外的屯门，成为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他的船队不仅运回了珍贵的货物，还带回了一手情报。阿尔瓦雷斯还按照葡萄牙人的一贯做法，偷偷在屯门竖起了一块刻有葡萄牙纹章的石碑。
曼努埃尔一世
2、遣使来华
1515年，曼努埃尔一世派遣费尔南率舰队前往东方。新任印度总督阿尔贝加利亚选择皮雷斯为使臣，搭乘费尔南舰队的船只出使中国。皮雷斯曾为葡萄牙先王若昂二世的王子担任药剂师。王子坠马身亡后，皮雷斯离开宫廷，前往印度工作。他勤奋好学，稍有余暇便收集东方各国的资料，著书立说。不过，他掌握的信息并不准确。比如，他狂妄地写道：“中国人的体质十分孱弱，不堪一击……带上10艘战舰就可以征服整个中国沿海。”可能是因为出身寒门，皮雷斯一直郁郁不得志。阿尔贝加利亚将出使中国的重任交给他，使他产生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再加上研究东方已有多年，皮雷斯也颇想亲自去中国瞧一瞧。所以，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历史性的任务。
《筹海图编》中绘制的佛狼(郎)机炮
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 6月，费尔南舰队自满剌加出发，护送皮雷斯使团二十余人前往中国。8月，泊于屯门。中方官员不敢轻信他们的使臣身份，便劝其留在屯门，等待上级部门决定。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也没有得到回音。南头备倭都指挥不愿生隙，无奈之下，便为费尔南放行。葡舰溯珠江而上，“番舶三只至省城(广州)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明 · 顾应祥《静虚斋惜阴录》)。对此，费尔南的解释是鸣放礼炮以示友好。即便如此，东西方初次的文化冲突由此产生，葡人的这种表达方式显然是欠考虑的。
因葡人“俱不拜跪”，总督都御史陈金将通事责罚二十棍，吩咐说：“着他去光孝寺习礼三日方见。”这种东西方礼仪的差异，在之后的对外交往中也时常造成困扰。三日后，葡使在跪拜问题上妥协了。但总督衙门查阅《大明会典》，找不到佛郎机这个国家的记录，便不敢擅作主张，令使团在驿中安歇，待奏准方可起送。
明代的史料中没有皮雷斯，而是称使团首领为“加必丹”或“加必丹末”，即葡语舰长的音译，这可能是中方记录者混淆了团长皮雷斯和舰长费尔南，也混淆了职位与人名。其实，费尔南并未参与后续的外交活动，将使团送上岸后，他就返回了屯门；1518年秋，又自屯门返回满剌加。船长费尔南是个稳重的人，一方面嘱咐葡萄牙来华商人注意搜集情报，另一方面也提醒他们遵纪守法。在这一时期，中葡之间没有出现大的冲突。
在千里之遥的京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毛纪参与了对佛郎机人来华一事的意见拟定。他从国内国外两方面分析了允许其入贡的弊端。
第一，佛郎机并非明朝传上的朝贡国。
第二，佛郎机“自恃强盛，经过满剌加国及苏门答剌国，皆行剽劫”，若朝廷给予贸易凭证，就会助长其嚣张气焰，也会让海外诸国感到寒心，影响明朝的朝贡秩序。
1518年初，朝廷下旨令使团回国，并归还其所贡方物。
葡萄牙使团被泼了一头冷水。但他们千辛万苦来到中国，自然不愿意空手而返。既然正规的途径已经无望，他们只得暗寻门路。接下来两年，滞留广州的额葡人通过行贿等手段，攀附了镇守太监，几经辗转，才得到了入京的机会。其中的具体过程，史书语焉不详。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们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勾搭上了明武宗的宠臣江彬。
3、南京之旅
此时在位的明朝皇帝是武宗朱厚照。他放浪形骸、玩世不恭，常干出惊世骇俗的荒唐事。
1519年 (明正德十四年)，因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反叛，武宗大张旗鼓地开始南征。虽然在半途得知叛乱已被王阳明平定，但贪玩的皇帝一心想借机巡游江南温柔乡。1520年1月，武宗抵达留都南京。
明武宗朱厚照
在广州等待三年后，1520年初葡萄牙使臣一行从广州出发，也在5月份，皮雷斯使团到了南京，这时候明武宗正好御驾亲征到了南京。
他们应该是途中得知武宗驻跸南都，才改变行程的。经过4个月的跋涉，于5月到达南京。佞臣江彬受葡萄牙人贿赂，将使团通事火者亚三引荐给皇帝。
火者亚三是华人，口齿伶俐。武宗对他很感兴趣，将其留在身边，还跟着他学葡语。“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明史·佛朗机传》）
中国的史料中没有皇帝召见皮雷斯的记载。但是葡方的史料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说法。他们记载了与明武宗朱厚照愉快玩耍的日子。
明武宗可能是第一个学习葡萄牙语的中国皇帝，也可能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身穿穿国外服装玩cosplay的皇帝，比雍正、乾隆两位早了几百年。
根据渥列茨希在《葡萄牙首次遣使中国的文献》中披露，明武宗这个叛逆少年听说有这么一队以往完全没听说过的“老外”，非常开心：
我们在南京见到国王本人，他表现随便，违背该国的风俗习惯，按习惯国王从不离开他的宫室，中国一直是一个国王不违背风俗的国家，外国人看不见中国国王，如我所说我们看到他那样。他对我们表示恩宠，高兴看见我们，并且与多默·皮雷斯玩棋（西洋跳棋），有时我们都在场。同时他命令我们参加所有大人物的宴会。至今我们已这样三次见到。他进入我们乘坐的船。他命令取出所有箱子；穿上他认为好看的衣服。而且他恩赐皮列士，叫我们去北京，把我们遣走。他叫供给我们中国最好的船只及［……］货物，如前所说，他是体面地打发我们。
这么宝贵的资料没有在中国正史里面留下任何记载，可能是史官觉得这种与蛮夷愉快玩耍的行径，实在过于不像话，因此特意“为尊者讳”了。倒是有些明朝文人野史笔记暗地里暗示了明武宗和外国使者一齐放浪形骸的事迹，但也不敢明说。
使团成员之一维埃拉写道，皇帝不拘礼俗，待使团如上宾，还与皮雷斯一起玩西洋跳棋，三次邀请使臣出席高级宴会，甚至来到使团的船上，从葡萄牙人的箱子中挑选喜欢的衣服。
其实，这些鲜活的细节倒是非常符合明武宗游戏人生的性格，但他们似乎未曾讨论更加严肃的外交话题。此时，满剌加流亡政府的使臣也来到南京，声泪俱下地控诉葡萄牙人的野蛮侵略，希望天朝上国能够施以援手。武宗可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传旨将双方使臣送往北京，再作处理。
《南都繁会图》展示了明中叶南京的景象 (明)仇英 / 绘
皮雷斯一行人住进北京会同馆，焦急地等待消息。其间，火者亚三因曾受天子恩宠，便不知深浅。《明史》记载，他遇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行礼，梁焯怒而挞之，却遭到江彬大骂：“彼尝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
据考证火者亚三应该是江西浮梁籍人傅永纪，早前就已经跟葡萄牙人有所接触，并且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
火者亚三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得意忘形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521年1月，武宗班师回朝。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皇帝很快就一病不起，卧床三月后驾崩。使团面临的形势随即急转直下。
此时，在广东沿海，葡萄牙殖民者的嚣张行径，也给使团的处境火上浇油。
4、外交失败
前述费尔南已经离开中国。1519年，他的弟弟西芒来接替他。西芒是个赤裸裸的殖民者。他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大发横财，他擅自在广东沿海修筑要塞、炮台、哨所。明代史料中记载的“退舶东莞南头，盖屋树栅，恃火铳以自固”便是西芒所为。更有甚者，葡人还“剽劫行旅”“掠买良民”，完全是把他们奴役非洲人的那一套搬到了中国。
史料中还留下了更加骇人的记载—— 《明史》：“掠小儿为食”；《殊域周咨录》：“潜出买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予金钱百……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之，所食无算”。葡萄牙人自然不是食人生番，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些传言的原型，应当源自殖民者掳人为奴的惯常行径。葡萄牙人的不法行为和明人对他们的负面印象，必然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直接影响了皮雷斯使团的命运。
1520年(明正德十五年)，曾在广州为官的御史丘道隆上奏：满剌加是大明的敕封之国，佛郎机胆敢吞并之，并索要封赏，出于道义决不可允；而佛郎机人“稍泊屯门，收藏拐诱子女，招纳亡命盗贼”，“志固不在小也”。他要求驱逐使者并索还马六甲。御史何鳌也上奏说：“佛郎机最凶狡……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留驿者”和“入都者”想必就是指西芒和火者亚三之流。他主张“悉驱在澳番舶及番人潜居者，禁私通，严守备”。
礼部阅览奏疏后，表示：“宜俟满剌加使臣至，廷诘佛郎机侵夺邻邦、扰乱内地之罪，奏请处置。其他悉如御史言。”武宗大事不糊涂，批准了礼部的意见。这是 1521年2月，即皇帝回京不久后的事情。
武宗驾崩至世宗(嘉靖帝)抵京登基之间的一个月，内阁首辅杨廷和总揽朝政，由他处理佛郎机通使的问题。满剌加的控诉、西芒的罪行、火者亚三的轻狂，均证据确凿，无可争辩。中方官员大为不满，乃至认为应将皮雷斯等使臣以间谍罪问斩。
但嘉靖帝秉承明朝皇帝优待外国使者的一贯作风，认为只要他们以使团名义来华，就不应加害个人。5月，明廷决定遣返使团，归还方物。但使团中有一个人的生命先行画上了句号，这就是火者亚三。杨廷和扶危定乱，将佞臣江彬明正典刑，火者亚三因与其过从甚密，受到牵连而被处死。
皮雷斯使团的不幸没有到此结束。在他们返粤途中，中葡两国爆发了一场海上冲突(屯门之战)。9月，受到牵累的使团刚一抵达广州，就被投入了布政使司监狱，作为逼迫佛郎机归还满剌加领土的人质，要他们给国王写信撤离满剌加，但皮雷斯表示自己无权命令国王。
于是，使团成员被带上手铐、脚镣、脖镣等刑具关押，甚至还押解着使团在广州进行游行凌辱，然后转移到按察使司衙门进行拷问。
皮雷斯使团连翻译带仆役合计30人，有不少葡人被折磨死在监狱里，皮雷斯作为使团遭受的折磨较少。使团中有的人被打死，比如有被700下皮鞭抽死的，又被锤子、凿子给砸死的，有的则被饿死在囚狱中，剩余的葡人则被当众处决。
根据葡人的记载，包括大使皮雷斯在内的剩余人员，被处死后又惨遭肢解，场面非常的血腥恐怖，使团最终团灭。1524年(一说1540年)，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皮雷斯在中国去世。
葡萄牙史籍中关于中国的记载，特别是正德及以后的记载很多，也非常有趣，可以读读。
5、余波
这是中国与变革中的欧洲发生的第一次官方的接触。
中国对葡人的到来完全摸不着头脑，葡萄牙一方则是早有图谋。中葡两国的文化传统、外交理念全然不同，彼此的了解也不深刻，文化冲突和误会几乎处处发生。
和葡人打过交道的官员顾应祥记载称：“头目常看书，取而视之，乃佛经也”，显然不知道信奉天主教的葡人常带在身边的是《圣经》；《明世宗实录》《明史》均误以为别都卢的船名“踈世利”是人名；而葡萄牙人也花了很长时间，到了使团使命快要失败的时候才确信自己和当年马可 · 波罗到的是同一个地方。
这场外交最终失败，责任全在葡方。葡萄牙的海外扩张政策、殖民者的专横暴戾，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际秩序，从根本上注定了两国和平交往的道路行不通。
这场外交的失败也造成了更长远的负面影响。两国在随后数十年内关系断绝，葡人无法进行合法的贸易，就勾结倭寇和中国海盗，前往闽、浙沿海为患。明朝出于对“外夷”的不信任感，一度强化了海禁，甚至因噎废食地规定“各国海商亦不许通市”，最终导致“两广公私匮乏”。
不同于落后的非洲和分裂的印度，葡人专横的炮舰外交在中国受挫，当时中国明朝比起“郑和下西洋”时代虽然衰落了，武器技术也开始落后西方，但依旧有实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其体量远非少数殖民者可以撼动。当然，第一个引进西洋火器的汪鋐等抵御外辱的英雄人物也值得称赞。正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胜利，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悲剧才没有在中国上演，西方侵略者任意宰割中国的历史被推迟了三百多年。
不过，此时葡萄牙人能够主动绕过半个地球闯入中国海疆，而明朝只是被迫在家门口防御；葡萄牙人在东南亚攻城略地，而明朝身为宗主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国际救援行动。这意味着中国明朝已经无法守住自己传统的控制海域，也没意识到新来的外敌与传统蛮族不一样。佛郎机毕竟是一个新敌人，这种对比对明朝古人可能并不公平，但明朝此时的进取精神远远不及永乐时代，确是毫无疑问的。并且，没有一个明朝中国人想着深入敌穴，去葡萄牙人的根据地或者出发地一探究竟，这也意味着汉唐以来的中国人开拓精神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