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怎样被玩坏（欢迎关注黄大拿食货志）

撰文|黄大拿&编辑|楚琦

引文：为老百姓增加福祉的金融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大宋朝，可惜了。

金融创新，一个高频热词！

这年头儿，你不知道金融创新这个热词，仿佛就不配谈经济。然而谈来谈去，只要谈到金融创新，多是在说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过不错的金融创新，而且当时几乎都已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一

金融创新，还是金融诈骗？

宋人李攸《宋朝事实》、元人费著《楮币谱》均记载了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

《楮币谱》上说：

“蜀民以钱重难于转输，始制楮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钱之数，以便贸易，谓之交子。凡遇出纳，本一贯取三十钱为息。其后，富民十六户主之，寻亦赀衰，不能相偿，争讼数起。

大中祥符末，薛公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以权其出入，不报。冠公瑊守蜀，乞废交子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以废交子为非便，请为置务，禁民私造，条奏甚悉。又诏梓州路提刑王维明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初，诏从之，始置益州交子务。时天圣元年十一月也。”【1】

《宋朝事实》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两条史料究竟在说什么？一言以蔽之：中国纸币之源起！

其中有三个主要人物，一是冠瑊，当时四川的地方长官，益州知府，另外两人中，一个是先担任转运使后接替冠瑊职务的薛田，另一个是转运使张若谷。

他们三人在讨论一件什么样的大事？

新近的一本畅销书《中央帝国财政密码》称之为“1000年前的金融诈骗案”。先来看看此书的说法。

大约是在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益州知府寇瑊接到了数起金融诈骗报案。

这些金融诈骗的手段非同寻常，在中国之前的朝代还没有出现过。诈骗是通过一种存款凭证完成的。

当时，益州（成都）市面上有十六家富裕的钱庄联合发行了一种存款凭证，每当有人将钱币存入他们的店铺，就发给储户一张纸作为存款凭证，这张纸叫“交子”。

交子是统一印制的，上面印着风景人物，以及各个店铺特殊的印记、押字，避免伪造。当人们拿钱过来，店铺就在事先印好的交子上填上数额，交给储户。

储户随时可以用交子来提取现款，只需付少量的手续费。

叙述到这里，交子还和现代普通的存款凭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种纸却有着另一番魔力。由于市场已经认可了交子，人们可以把它当钱花，拿着交子就可以去市场买东西。卖家收了交子之后，可以去钱庄取现钱。甚至卖家也不愿意去取钱，他们觉得持有交子比持有现钱更方便。金属钱币太沉，一张纸却既不占地方，也没有重量。

但是，当市场认可了交子之后，问题却来了。发行交子的十六家富商中，有几家由于经营不善，把存款人的钱花掉了，他们发行的交子已经无法完全兑现。

当市场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人们拿着交子上门要求兑钱，这几家富商开始四处躲避，人们找不到他们。即便抓到了，最多也只能按照百分之七八十来兑换，不给全额兑付了。

寇瑊到任后，接受了数次报案，决定清理交子乱象。他发现，这十六家富商来历不小，持有着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权，也就是说。政府特许经营他们发行交子，给了他们诈骗的机会。

寇瑊劝说这些富商收手，不准他们再发行新的交子，把印刷交子的母版也给毁掉了。而旧的交子也在逐渐清盘，退出市场。

但寇瑊的措施在朝廷引来了很大争议，特别是薛田和张若谷就提出了另外的办法……【2】

对照一下《楮币谱》和《宋朝事实》，《中央帝国财政密码》的转述基本准确，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是纸币“交子”的出现显然是顺应了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并不是“政府特许经营权”下的产物。政府之所以要求十六家富民连保，从史料中无法看出政府勾结谋利的动机，其实更像是官方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反应。

二是所谓“1000年前的金融诈骗案”，换一个角度，是否称之为“金融创新”更为合适？

二

从民办到官办，意味着什么

从史料来看，交子自10世纪末于民间自发产生后，先后经历了民办和官办时期。民办交子就是民间的一种兑换券，发行者为交子户，交子户收入现钱即支交子，持有交子者亦可将交子换为现钱，因此初期的民办交子就是可随时兑换的纸币。

相比金属货币，使用纸币自然要便利得多。那么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为什么首先在四川出现？

当时的四川远离北方战乱地区，商品经济活跃，这是容易想到的第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同样重要，即在中国的历史上，四川地区在地理上向来自成一体，表现在社会生产和经济上其自成一个单元，可以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这就给四川货币制度自成体系提供了条件。

民办交子，这种民间自发金融创新的优势十分突出，但毫无疑问也伏有隐患，特别是规模扩张之后，交子户良莠不齐，怎样维持信用就成了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决定了不同的处理思路。

把部分交子户不能随时兑付的事件视为诈骗案的寇瑊力主停办，薛田和张若谷则主张将交子民办改为官办。

停办的思路肯定不可取。诚如薛田给皇帝的奏疏中所说：“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自来交子之法久为民便。”【3】交子的好处摆在那里啊。

这就好比马云当年推出支付宝，如果仅仅因为出现了几起用户投诉就将其一棒子打死，岂不等于因噎废食？

四川老百姓已经用惯了交子，停办不可取，那么改为官办，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办法。

但是从民办到官办，绝不止是主体的变化。事实证明，官办交子给金融创新带来的影响是致命的。

众所周知，纸币根据其信用种类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随时可兑换金属货币，实际就是银行券，一种是不能兑换的纸币，它由国家强制流通，必须有国家信用的支持。

在流通规律上，两种纸币也有区别。前者的发行量决定于发行者的金属货币的准备量，它的流通量也往往决定于流通的实际需要数量，因此这种纸币贬值的可能性不大。

而后者则迥然不同，这种纸币由国家发行，它只是单纯的货币符号，不受金属准备量的限制，甚至根本没有准备金，其发行量多少完全取决于国家的意志。

从宋朝交子的历史来看，初期的民办交子可随时兑换金属货币，官办初期的交子也是如此，其发行过程中仍然是收入现钱支出交子，即所谓“纳钱请交”、“见交付钱”，属于可兑换纸币。在这种制度中，交子不会滥出，也不会贬值。

但是假若遇到财政困难，政府就很有可能希望交子扮演另一种角色：交子的发行由“纳钱请交”变为财政发行，由于政府实际并未准备足够的金属货币以备兑取，就意味着这个时候的交子已由可兑换纸币变成了不兑换纸币……

三

交子是怎么被玩坏的

按照宋朝官方最初的设计，官办交子的发行以三年为一“界”，每界发行约125万贯，定期回收，且备有一定数量的准备金。

所以，宋史上说，北宋哲宗绍圣以前的交子流通情况很好，因为交子的发行量控制得不错。

但是随着大宋朝各种开销的漫无节制，每界125贯的定额被打破，到了宋徽宗时期，为解决西北军费，交子发行数量更加高涨，动辄两百多万贯。

在准备金不变的情况下，政府等于多出了一倍的货币可供自己使用，如果准备金继续下降，凭空创造出的货币量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对钱荒的大宋王朝来说，那简直是救命的神丹啊。

但对老百姓来说，又是另一重意义了。

假若过去交子的准备金占发行量的20%，即市面上流通的交子中，大宋朝实际只准备了其数额的20%金属货币用于兑换，那么这意味着只有超过20%的交子都被兑换，交子的信用才会破产；如果现在把准备金下降到10%，即市面上流通的交子中，大宋朝实际只准备了其数额的10%金属货币用于兑换，显然，这意味着只要超过10%的交子被兑换，老百姓手中剩下的交子就再也无法换钱了……

这样的交子，还怎么维系人们的信心？这不等于从老百姓手中抢钱吗？

但由官方主导的“金融创新”还在继续。宋徽宗时期，蔡京执政，首先是扩大交子使用范围，从四川推广到安徽、河南，但是蔡京更狠辣，增发的交子连准备金都没有！纸币贬值越来越厉害，蔡京干脆发布新的纸币“钱引”，宣布旧交子不予兑换，任其沦为废纸……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中归纳曰：

“两宋政府受到外族军事上的威胁和侵略，不得不养重兵以为备，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4】一语中的！

依靠内生动力，顺应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交子在四川民间的出现完全可以视为金融创新，但最后为什么会玩坏？

从秦汉时代开始，直到清末，帝国的金融始终是围绕着中央财政而运行。在这种高度封闭的体系中，只有皇帝才具备足够的权威和信用发动金融创新。然而一旦皇帝为财政而焦虑，任何名义上的金融创新又有可能立即成为事实上的敛财工具。

为老百姓增加福祉的金融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大宋朝，可惜了。

注释：

【1】《宋金楮币史系年》，云南大学版。

【2】《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鹭江版。

【3】《宋史》，中华书局版。

【4】《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版。

本文为黄大拿食货志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如需转载，请获取授权。授权转载时还请在文初注明出处和作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