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安十二时辰》与盛唐的全面危机（欢迎关注黄大拿食货志）
撰文|黄大拿&编辑|楚琦
引文：烈火烹油般的浮华之后，藏着多少愤火和鬼胎，只不过“圣人”看不到，部分高官显贵看到了却装睡而已。
大唐帝国的长安城陷入了危机，这是《长安十二时辰》讲述的故事的缘起。
表面上看，长安城的危机是治安问题：负责长安城治安的靖安司发现了混入城内的可疑人员，经过张小敬的一番调查，发现敌人的阴谋是为了在上元节晚上的集会中制造混乱，紧接着张小敬又发现靖安司中竟然还有敌人的内应……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长安城的危机，所暴露的也不仅仅是治安问题。
《长安十二时辰》故事发生在玄宗朝，那还是标准的大唐盛世。杜甫有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四海升平，物产丰盛，风俗淳厚，人丁兴旺……盛唐气象就这样让人魂牵梦绕。
然而金玉其外，盛唐的危机已经显现，首先出现的则是财政的危机……
一
“大唐表面盛世，实际亏空非常厉害”
“大唐表面盛世，实际亏空非常厉害。”
说这句话的是《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小吏徐宾。
徐宾在历史上找不到相似的原型，应该纯属马伯庸为了剧情需要而虚构的人物。但这个人物却非同寻常。不仅仅由于其牵涉到不少重要线索，更因为他具有一种符号式的意义。
徐宾敏锐看到了大唐帝国花团锦簇背后的危机，还在努力地寻找挽狂澜于既倒的方案。这样的人物每朝每代都有，而且他们的故事往往充满了悲情。
徐宾也不例外。
电视剧中，徐宾自以为找到了挽救大唐的灵丹妙药，那就是他向太子（就是唐玄宗的儿子李亨，后即位为唐肃宗）推荐新税法。
理想化的改革者徐宾为什么要苦心设计新税法？当时的税制究竟暴露了哪些缺陷？
两个历史名词无法绕过，一个是“均田制”，另一个是“租庸调制”，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因为前者是土地制度，这是根本中的根本。
中国历代土地制度演变，无非公有、私有两条线索交替变化，当然，中国古代的私有和西方概念中的“私有”无法完全等同。
土地公有、私有哪种制度好呢？其实是一言难尽。均田制，则是一种土地公有制。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政权北魏眼看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田地大量荒芜，自己征收赋税受到严重影响，于是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唐王朝同样是在战乱之中建立起来的，赋税财源一样是个严重问题。而由于全国统一是在战后，原来很大一部分土地已成为无主荒田，可供国家授田。这两点意味着唐王朝实行均田制，不乏动力，也不缺条件。
均田制的具体实施，不必多说，有兴趣的可以去查查资料。这里只谈谈受益者。
原来无地的农民现在分到了一些土地，自然属于受益者；但毫无疑问，国家政权怎么都不会做亏本买卖，唐王朝肯定是均田制最大的受益者。
这种受益不仅指其获得了稳定的财源，还有强化控制的另一层妙用，因为在国家授田制度之下，所谓“编户齐民”就必然会固定在授田上，向朝廷稳稳妥妥地尽其臣民的义务。
这个“义务”，择要而言，就是“租”、“庸”、“调”。
“租庸调制”，历代史家都讲得非常繁琐，没有必要细引。相比之下，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解释比较简明扼要：
“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土地，年老仍缴还政府，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
“庸”，就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
“调”，则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政府，主要是丝织物和麻织物。
“租”、“庸”、“调”，加在一起，当时百姓的负担是个什么水平？公允地说，唐初农民的负担并不高，以“租”而论，汉朝上交的比例是“三十取一”，已经被公认为仁政，而唐则是“四十取一”，以“役”而论，汉代农民每人每年需要向朝廷服役30天，而唐则减为20天。【1】
轻徭薄赋给了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直接铸就了大唐的安定。
看来，中国人歌颂和怀念盛唐是有道理的，谁让大唐王朝这么善于用轻徭薄赋笼络人心呢？
二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盛唐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故事发生在唐玄宗时期。
今人熟悉唐玄宗，多半因为他和杨贵妃的恋爱故事，实则玄宗一度也是一个治国能手。就在唐玄宗手里，大唐帝国走向了巅峰。
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都是玄宗的年号）中的一段话，让后来饱经战乱的晚唐人读起来总要泪目：
“（开元天宝时期）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2】
这段话的大意是，开元天宝时期真是天下大治，四海升平，物产丰盛，风俗淳厚。国家的仓库里，财物堆积如山。四方庄稼丰熟，百姓富足，政府管理的户口超过千万，米每斗仅卖三四文钱。天下承平，壮年男子不识兵器。遗落在路上的财物无人捡拾，出门的人都不需要自带粮食……
但也正是在唐玄宗手里，大唐帝国急转直下。
唐王朝由盛转衰，安史之乱是一个节点，但要安禄山一个人把这口锅背下来，那也未免太高看了这个胡儿。
在安史之乱之前，大唐帝国其实已经危机四伏。“大唐表面盛世，实际亏空非常厉害”，这并非只是电视剧中一个虚构人物的危言耸听。
在安史之乱之前，咱们的诗圣杜甫从长安回家乡探望妻儿，遭遇幼子饿死的惨剧，根据途中见闻写了一首著名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慨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样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
大唐由盛转衰，主要原因是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玩不下去了。
之所以如此，有客观的因素。均田制被破坏，原有的经济制度无法持续，人口繁衍是一个原因，这可以归为客观原因。但除此之外，人祸堪称要害。
一是朝廷“赐田”太多。为优待特殊人群，从唐王朝创建开始，政府就不断把掌握的土地赐给勋贵重臣和寺院僧侣，名为“赐田”。
同样是一块土地，政府给农民的授田和政府给特殊阶层的赐田，二者的权利还不一样。赐田可以卖，也可以租，还可以继承，即使子孙犯法，政府也不追回，而农民得到的授田不仅要交租庸调，而且买卖受到限制，年老身死还必须退回。
二是兼并太烈。尽管法律规定均田制下农民得到的授田不得买卖，但由于在天下升平之中地主豪强经济力量的发展总是要远远强于其他阶层，其扩张的冲动也总是最强烈，自然会把目光盯在农民的那一点土地上。
到了唐玄宗时期，土地兼并到了一个高峰。唐人杜佑在所撰《通典》中说：“开元之际，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3】
在杜佑之里，直接拿大唐盛世和汉成帝、汉哀帝这样的衰世相比了，可见当时土地兼并的烈度。
三是租税负担不合理。前面说过，均田制是租庸调制的基础。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制还玩得下去吗？
由于唐王朝规定皇室贵戚、官僚贵族等特殊阶层具有租税减免权，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了生存，都投靠地主豪强做所谓荫户。等于国家的户籍册上再也查不到他的名字，自然也不会承担国家的租税徭役。
据史家估计，这样一来，大约只有30%至50%的户和14%的人口在承担国家的全部租税，这种状况既不合理，也隐藏着严重的财政危机。【4】
三
“大唐已经病了”？
积累了这么多矛盾，经济问题迟早会转化为政治问题。
与土地制度相适应，唐代前期实行府兵制，士兵闲时务农，战时从军。但随着土地兼并，均田制被破坏，失地农民逃亡，军队失去了来源，只好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
政府出钱招募士兵，军队成为专业性质，各地驻军首领的权力迅速膨胀，军事、财政大权均集于其一身。这些节度使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大大削弱了中央的权威。
可以说，在危机四伏之中，大唐政权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唐帝国这艘大船随时都有被巨浪颠覆的危险，就看谁能掀起这个潮头。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范阳节度使(今北京地区)安禄山发动叛乱。
在不少历史故事中，安禄山被渲染成一个可笑的人物，实则此人不仅有野心，智商和情商也高度发达，表现在其不仅善于利用各种手段扩张自己的势力，也一眼看破了大唐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的虚弱……
看来，长安城陷入危险的十二时辰就是大唐全面危机的一次预演。烈火烹油般的浮华之后，藏着多少愤火和鬼胎，只不过“圣人”看不到，部分高官显贵看到了却装睡而已。
就像《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一个小人物所说：“我在中原流亡那么久，又在守捉城混了许多年，终于发现，咱们第八团誓言守护的那个大唐，已经病了。守捉城里住的都是什么人？被敲诈破落的商户、被凌虐逃亡的奴婢、被租庸压弯了脊梁的农夫、被上峰欺辱的小吏，还有没钱返回家乡的胡商……”
大唐已经病了？但小人物的感叹和抱怨终究会被隐没在宏大叙事之中，惊破霓裳舞衣的只能是安禄山的渔阳鼙鼓……
注释：
【1】《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版。
【2】《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版。
【3】《通典》，中华书局版。
【4】《隋唐五代财政史》，湖南人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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