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番薯到茶叶，你不知道的中外经济战
撰文|黄大拿&编辑|楚琦
引文：一边热爱陈振龙和陈益，一边痛骂福琼，逻辑显然难以自洽。
有国别就可能有竞争乃至冲突。
在越来越讲究合作的当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冲突都有日益激烈的苗头，更不用说在传统社会条件之下了。
商业间谍，经济暗战，其实不仅反映于5G，甚至可能会渗透到饮食之中……
一
装扮成中国人的“茶叶大盗”
2015年，大陆的两家出版社几乎不约而同出了两本外国人关于中国茶的书。
一本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访中国茶乡》，作者是英国人罗伯特.福琼，另一本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作者是美国人萨拉.罗斯。
两本书的内容有着很大的关联性。严格说来，后者就是前者的一次复述：《两访中国茶乡》是福琼的回忆录，《茶叶大盗》则是罗斯根据福琼回忆录进行了一次重新叙述而已。
尽管如此，罗斯的著作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她对福琼自述中津津有味的所谓“冒险”给出了直截了当的评价：茶叶大盗！
没错，福琼就是一个大盗。只不过和我们通常理解的“盗窃”意义不同，他盗取的不是一般的物质，而是中国茶树的种子。
回到19世纪40年代，尽管有来自布鲁斯兄弟（苏格兰人）1830年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开辟的茶叶种植园的竞争，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大茶叶生产和供应国。对布鲁斯兄弟十分不利的是，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与中国所产的茶叶竞争。
在茶叶贸易上高度依赖中国的东印度公司试图获得更大的利益，尝试移种中国茶。他们非常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能打探到中国茶叶生产秘密的专家，让这个人为公司服务。
东印度公司很快就找到了，这个人就是有博物学家之称的福琼。
东印度公司之所以相中福琼，因为他与中国有着不浅的交情：1842至1845年间，福琼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在旅居中国过程中，他学习中文和远东的风俗习惯，熟练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并在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获得了一定的声誉。【1】
根据福琼在《两访中国茶乡》中的自述，东印度公司给福琼下达的指令是：“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2】
1848年9月，带着东印度公司的指令，福琼抵达上海。随后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进发。
福琼此行充满风险。他是继葡萄牙人后第一个渗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如果被大清的官兵发现，有可能丧命。此外，他还必须小心提防沿路上可能出现的强盗匪徒，
为了防范这种危险，也为了消除和中国底层百姓的隔膜，福琼穿上了中国人的服装，并且在头顶加上了一条长辫，打扮得让乡下的农民认不出他是欧洲人。当时大清朝的农民几乎都没有见过欧洲人，对欧洲人的辨识度本来就极低，实际上这也是他后来成功的条件之一。
同时，福琼还雇佣了来自产茶区的两个中国人。一个作为男仆，一个则是苦力。他们收了福琼的钱，为他服务，同时也替他隐瞒真实身份。
在跋涉于采茶区的过程中，福琼发现，这里多雾的气候和富含银元素的土壤很适于种植药用茶。他由此了解到何种气候和土壤才适于种植优质茶。而在宁波地区，他则采集到了不少茶种。
由于福琼的伪装，加上他一路上出手大方、表现得体，更由于中国人从他对茶的非常兴趣中看不出任何异常，福琼沿路受到了中国人的欢迎。他借宿的时候，主人甚至常常拿出自己珍藏的极品茶来招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3】
二
“茶叶大盗”让中国损失惨重
1848年12月15日，福琼在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的信中说：“我高兴地向您报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在最近两个月里，我已将我收集的很大一部分茶种播种于院子里，目的是不久以后将茶树苗送到印度去。”【4】
福琼信中所说的院子，是指英国驻当地领事馆的院子以及一些英国商人住所的院子，福钧用这些院子来试验种茶树。他发往加尔各答的每批茶种和茶树苗都是分3艘船装运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损失。
1849年2月12日，福钧又致函英国驻印度总督说，他想到著名的红茶区武夷山考察一下。
随后福琼又来到了武夷山。
和黄山之行一样，福琼此行收获极大。他从寺庙的和尚那里打听到了一些茶道秘密，特别是高品质茶对水质的要求。他还了解到了制作红茶的过程和工艺。
但要制出好茶，这些知识仍然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实操的经验。于是福琼又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6名种茶和制茶工人，2名制作茶叶罐的工人），聘期3年。
中国工人离境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当时的大清朝有不少中国人出境务工，但主要目的地是美国的旧金山和加利福尼亚，只不过去印度的极为罕见而已。
就这样，1851年3月16日，福钧和他招聘的工人们乘坐一艘满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抵达加尔各答。
他们的到来将使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增加两万多株茶树。更重要的，中国的种茶者将把他们种茶和制茶知识传授给印度的茶叶种植者。3年后，福琼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5】
印度茶业从此进入飞速发展的轨道。据统计，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自印度，等到1903年，这个数据已经上升到了59%。获益的当然不仅是印度，还有作为庞大茶消费者群体的英国人。【6】
有没有利益受损者？其实也是一目了然：随着印度茶在全球市场上销量的剧增，中国茶所占份额逐年下降，乃至降到了不足10%的程度，想想过去中国茶在全球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在一个并不算长的时间里，变化给人的感觉完全是恍如隔世。
三
商业间谍，还是文明使者？
如何评价福琼？
有人敬佩他身上那种冒险家的精神；也有人敬佩他作为科学家的严谨，认真读完《两访中国茶乡》就会知道，福琼的成功远非一帆风顺，从盗走武夷山单一产地的茶种到促成印度茶业的繁荣，这中间有一个艰苦的试错过程，需要经历不断的失败，克服不断的沮丧。
当然更有人大加挞伐。
在《茶叶大盗》在中国出版之后，义愤填膺地指责福琼的中国人肯定是更多了。
这种指责有充足的理由。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外交往的过程中，类似福琼这样的行为其实远非少见，而且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利益受损的一方。
来看看番薯的例子。
番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红薯、甘薯、红苔、白薯、地瓜等等都是它在中国的别名。而从“番”这个名称上即可看出，番薯肯定不是本土的作物。
历史学家郭松义说过，“在我国农业发展史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中，玉米与番薯的传人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玉米、番薯均原产美洲，15世纪末，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把这两项农作物品种带到欧亚各国，同时也辗转传人中国。到了18、19世纪，也就是清朝中晚期，已普遍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我国民间的两种重要主食了。”【7】
为中国人战胜多次饥荒立下汗马功劳的番薯是怎么传入的？在中国的野史和地方志中有一个传播很久的故事：
明嘉靖年间， 福州长乐县人陈振龙因屡试不第，遂弃儒从商，到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
在菲律宾，陈振龙看到了当地漫山遍野的甘薯，不仅种植容易而且产量很高，既可熟吃也可生吃充饥。而在福建老家，由于粮食短缺，一遇灾年就会闹饥荒。
陈振龙在菲律宾生活了很多年，对番薯的种植已经完全掌握。到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振龙思家心切，决定回国，同时做好了把这种神奇的植物引进回老家的准备。
但是西班牙殖民者——当时菲律宾的统治者非常严苛，他们严管所有物种外流，在各个口岸进行严格稽查。
怎么办？陈振龙非常聪明，他拿了一根红薯藤条把它编在一个箩筐里（不同的史籍有不同的记载，有记载说陈是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然后带着这只箩筐上船，由此绕过殖民者的检查，经7昼夜航行回到了福州。
回来之后，陈振龙给福建巡抚金学曾上了一份贴子，建议在福州试种培育这种红薯。陈家率先试种，四个月以后引种成功……【8】
这个故事流传很广，但陈振龙到底是不是引入番薯的第一人，还存在着争议。
广东东莞人就认为，不是福建长乐的陈振龙，而是广东东莞的陈益，才真正是中国引入番薯的第一人。
东莞的地方志就记载说，在陈振龙从菲律宾回国之前，明万历九年（1581年），广东发生饥荒，虎门北栅农民陈益万般无奈，坐朋友的商船驶向安南（今越南）另谋生路。一年后，陈益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将薯种藏匿于铜鼓悄悄带回了虎门……【9】
到底谁是引入番薯的第一人？因为史料有限，难以一言断定。更大的可能是，陈振龙和陈益都各自做出了贡献，只不过传入的途径不同而已。
既然都为本民族做出了很大贡献，陈振龙、陈益受到中国人的尊敬和纪念理所当然。但如果拿来和前述的福琼对比一下又会如何？一边热爱陈振龙和陈益，一边痛骂福琼，逻辑显然难以自洽。
陈振龙、陈益、福琼，他们应该被界定为植物大盗、商业间谍，还是更像文明使者？身处不同语境，不同的人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而放到一个长时段里考察，他们得到的更应该是称赞。因为时间越久远，受益于他们的人群就会越多，评价他们也就更容易跳过一些理念的魔障。
也许有读者读到这里，会嘲笑大拿的境界未免太高了，想想今天某些国家极尽所能的封锁和施压，民族、国家的界限，岂是那么能够轻易跨越？
这种批评自然也有道理。但大拿坚定相信，今天某些国家领导人握有的权力再大，其个性再张狂，放进历史长河中，他也终究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人类文明的碰撞、融合过程中，封锁和隔绝绝不可能长久有效。
注释：
【1】【6】《茶叶大盗》，社会科学文献版。
【2】【3】【4】【5】《两访中国茶乡》，江苏人民版。
【7】《清代赋役、商贸及其他》，天津古籍版。
【8】《清史资料》第7辑，中华书局版。
【9】1982年第2期《农业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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