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于万历”一说，有《明史》的盖棺定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觉得明亡于崇祯，则是基于一个事实，明朝是在他的实际统御下终结的。到底哪个说法更有道理些呢？

首先，神宗开局（亲政）就“毁”得相当不错。

张居正的革新虽然远谈不上完美，但它确实在让明朝往好的方向走。以太仓银库的白银岁入岁出为例，万历元年入281.9万两、出283.7万两；万历五年入435.9万两、出349.4万两。

神宗亲政后，十一年入白银372万两、出565万两；十四年入389万两、出592万两（神宗亲政的38年里基本没盈余）。所以不要拿“三大征”替万历缺钱开脱，他本就是个能花钱的主。

注：上文太仓岁入岁出数据来源于《明代中叶后太仓岁出银两的研究》（金汉升、李龙华）。

神宗亲政后先是拿张居正开刀，紧接着又围绕“国本”和朝廷缠斗十五年之久。如果说搞臭张居正是为立威权，那“争国本”又是为什么呢？神宗真的那么不待见宫女生的儿子么？

不少人觉得神宗输掉了“国本之争”被迫册立自己不爱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笔者个人观点是神宗才是赢家。

“立嫡立长”既是千年来的宗法传统，也是明朝自己的祖训，神宗不可能不清楚册立三子朱常洵将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也从未公开承认过想册立朱常洵）。之所以旷日持久的折腾这件事，他目的并不仅仅是“立爱”，还想借此打击朝廷实现太祖那种“自由”。

这场交锋不只是口水仗，仅内阁首辅就被逼退四任（申时行、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朝堂高级官员有一百多名被罢官、廷杖、解职甚至发配充军。最终皇帝虽然没能实现将官僚们全部驯服的愿望，但是也让朝廷碎片化进而对皇权的约束大减。

其后神宗所谓的怠政、不补官员刻意荒废朝堂，只是表象。他实际在干一件逆向而行的事 -- 重启宦官政治。

从汉到唐，宦官政治不仅一直被人诟病，实际统治效果也很差。都是把皇朝往死路送，这是为什么呢？

并不是人被阉割之后就会一并降低智商，也不是宦官这个群体天然能力低下，而是宦官权势的本质是“皇权”。

“皇帝集权”和“统御皇朝”其实是互相冲突的。皇帝一人没有足够的能力、精力去管理庞大的皇朝。所以不管皇帝们多么不情愿，都必须向官员（士绅）渡让部分权利，以换取他们协助自己统御皇朝，即“君与臣共天下”。

庞大的皇朝也意味着其事务繁杂，很多看上去相似的政务因环境、人情等因素的叠加而迥然各异，也可能因责任官员的主观态度而得到不同的处理。所以皇朝要稳定运行，相对于皇帝英明、大臣贤能，更需要一套系统、稳定的制度和律法以及皇权的不粗暴干涉。

因此官员们为了皇朝以及自身的利益，明知会冒犯皇帝，也会尽可能地阻止皇帝直接干预政务，即“无为而治”。理智的皇帝一般也不会直接去干涉或推翻固有的规则律法。可以说是皇权的被迫忍让，也可以说是官僚系统对皇权的制衡。

而宦官参与政治则可以帮助皇权突破皇帝个人的限制，如“附加”臂膀让皇帝大幅度提升直接行使皇权的能力。但这么做不是没代价的，皇帝个人意志的过多加入不仅不会让皇朝运行更为稳定，还会让它变得更加混乱。

就像一个大型公司的老总，不去监管、改进公司管理团队和制度，而是置规则以及管理团队于不顾，事无巨细直接参与公司各项事务的处理。即便他精力足够，这个公司的运行还是会愈发混乱。

明神宗瘫痪朝廷的目的就是让宦官大幅度介入皇朝管理，也就是说他想撇开朝廷让皇权更直接地统御明朝。其结果看看他折腾二十多年的矿税就知道了，钱没收到多少但搞得天下沸腾，乃至挖出一个深坑 – “高淮乱辽”。

所以神宗“酒色财气”是不是事实都不重要，单凭他为了个人权力欲就搞乱朝廷，就是亡国之举了。

其次，崇祯的开局也“毁”得相当不错。

崇祯即位后不到三个月就铲除了如日中天的魏公公和“阉党”，然后这位皇帝的自信心就爆棚了，坚信以自己的能力必将中兴大明。其具体表现是，崇祯对朝廷没有耐心，特别喜欢直接干预朝廷事务（尤其是遥控指挥封疆大吏）。

崇祯九年五月，卢象升正对“闯王”高迎祥一路穷追猛打时，皇帝急令卢象升率军北上勤王。尴尬的是卢象升还在奔赴京师的路上，后金已北返辽东了。崇祯十一年，皇帝又强令兵马不多的卢象升攻击入寇的后金军，最终卢象升战死于钜鹿。

崇祯十一年二月，杨嗣昌将张献忠等流民军包围于谷城。崇祯不顾杨嗣昌的反对并迫其改剿为抚，结果让张献忠逃出生天，其后张献忠还把杨嗣昌给间接逼死（杀襄王朱翊铭）。

崇祯十四年，松锦大战的关键时期，崇祯又强令正稳操稳打的洪承畴，率军主动出击决战（为了省军费）。结果被后金抓住机会，断粮道大败明军（阵斩五万多级），洪承畴也被围俘于松山。

崇祯十二年，保定总督孙传庭因病请辞休养，崇祯觉得他在故意撂挑子，直接把他投入大狱，一关就是三年。崇祯十六年，皇帝给孙传庭加了一系列封疆头衔但是不加兵也不派饷，然后强令这位六省总督出关剿平李闯。同年十月初六，孙传庭战死于潼关。

除他们之外，崇祯在他御宇的十七年里，杀巡抚十一人、总督七人，换十一任刑部尚书、十七任兵部尚书，累计召五十人入阁（明朝大学士一共才一百六十四人），其它级别的官员降撤、充军、处死者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崇祯一朝的官员遇事就躲、三问不开口的毛病，能说没有崇祯的责任么？悲剧的是崇祯不仅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反而愈发刚愎自用，一出事就认为是官员们的责任。愈发的厌恶、仇视官员们，后期甚至有一天杀三十三官员的记录。

（崇祯十二年）八月癸巳，诏诛封疆失事巡抚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祖宽，内臣邓希诏、孙茂霖等三十三人，俱弃市。

《明史·卷二十四》

而且崇祯对官员的敌视甚至到了有些不正常的程度。崇祯朝内有波及全国的灾荒、流民起义，外有女真的不断骚扰、侵犯。每日政务可谓是庞杂且压力巨大，这种情况下崇祯居然还有心思去挑大臣奏疏里的错别字并借题发挥。

崇祯不仅对官员们苛刻，还延续他爷爷和哥哥的老路，大搞宦官政治。你没有看错，扳倒魏忠贤的崇祯对宦官的倚重，一点也不压于万历和天启。

崇祯放大了监军宦官的权力，让他们不仅监控还有事实上的指挥权。自袁崇焕被处死后，关宁军的实际指挥就成了宦官高起潜。除他之外，崇祯还任命唐文征督京营、王迎朝监行营等等。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直接控制，除了放大监军权力，崇祯还任命宦官具体统筹负责各部队的后勤，并将相对地方的财税权力也一并交由镇守宦官们参与。比如令内臣邓希绍监视关、宁兵粮及各边抚赏。

为防朝廷掣肘，崇祯委任宦官张彝宪参与管理户部、工部事务 …… 崇祯朝的宦官们“自是衔宪四出，动以威倨上官，体加于庶司，群相壅蔽矣”，他们和天启朝“同僚”的区别无非是，没有大头目，统一由皇帝直接管辖。

文武百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 只是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差内臣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参来不行，差他做什么？你们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

崇祯对此的公开解释是朝廷官员做事不用心，他不得不重用宦官。但如前文所述，皇权的肆意施展只会让皇朝运行更为混乱，而崇祯一朝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锅不能像崇祯那样全往朝臣头上扣。

最后，在危难之时崇祯又自暴自弃，让大明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崇祯十六年的时候，皇后以及朝廷个别大臣已意识到京师难保，建议皇帝迁都（或者说逃跑）去南京。此举虽然丢人，但在没别的办法的情况下，不失是一个维持明朝国祚的可行方法。

然而折腾十几年后，崇祯认为“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去了南京也一样亡国，还不如呆在北京一了百了。所以他既不拍板迁都，也不派太子南下监国。最终京师沦陷后，本就混乱不堪的大明就愈发难以有效组织，后金入关一呼百应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所以万历和崇祯这对爷孙，对于大明的覆灭是半斤八两。一个挖坑，一个盖棺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