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的众多帝王中，周厉王实在是个值得关注的帝王，因为，自他开始，中国有了确切的年代记载，而在他之前，所有事件的时间节点，都是一笔糊涂账。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将周厉王时期发生的“国人暴动”，定位于公元前841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国人”将暴虐的周厉王赶走，在实行了14年之久的“共和”，直到周厉王死在“彘”地后，“国人”又拥立了他的儿子继位，周王朝又重新转入正轨。
不过，这本来看似清爽的事件，有着很多理不清的地方，语焉不详之处太多，但是，因为年代远久，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极度缺乏，其中的臆测占有相当大的成份。
“国人暴动”是因《国语》中屡次提及“国人”不满而命名，而建国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出于政治的需要，官方是将这次暴动定位于“平民革命”，是一场平民阶层反抗暴政的伟大“革命”，是阶级斗争在那个特殊时期的必然结果，时至今日，是到了应该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随着一些文物的出土，对这一事件的过程，也逐渐地发生了转变，而对这一事件的主要角色周厉王，也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机会。
对今人而言，这事件中的两个词是很有可考性的，尽管早有定论，却一直是含混不清，一是“国人”，二为“共和”。
西周的国都是镐京，大约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是周武王即位后，由丰迁都而来，亦是第一个以“京”命名的都城。
周厉王在周王朝12位帝王中排名第十位，他的孙子便是大名鼎鼎的周幽王，即与美女褒姒一起玩“烽火戏诸侯”游戏而亡国的帝王，周厉王叫姬胡，他的名声自古以来就很差，被认定是继夏桀和商纣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位暴君。
不过，尽管这前两位所谓暴君是世间公论，但从现有的资料可以认定，至少这商纣王肯定是被冤枉的，是如隋炀帝一样，是被过分抹黑的帝王，而周厉王同商纣王一样，因一次莫名其妙的“国人暴动”，而成为周王朝亡国的背锅侠。
国人暴动又称彘之乱，这是因为周厉王跑去了一个叫“彘”的地方故名，大概是在山西临汾一带，在那里生活了14年的时间后死于斯，终老也未能回到故土，他死后，人们立他的儿子姬静，是为周宣王。
何谓“国人”，就是指居住在京城中的平民，周代营筑的城邑，通常有两层城墙，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廓，城内称“国人”，城外的称“野人”或者“鄙人”。
要知道，当时是奴隶制社会，有人身自由的平民应该是很少的，而有土地，有财产，有社会地位的平民肯定是少之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十平方公里京城内的平民能有几人，就能将周厉王赶走，这个肯定是说不通的。
“国人”暴乱的起因，是周厉王重用了一个叫荣夷公的奸臣，不顾“荣公若用，周必败也”的忠言，听从了他对山林川泽的物产实行“专利”之策而引发的。
所谓“专利”，就是不准“国人”进山林川泽谋生，从而断了平民的生路，怨声四起，纷纷咒骂，于是，厉王又派了一个叫卫巫于的佞臣来监视百姓，实行高压政策，迫害那些有怨言的平民，造成大家在路上见面，即使是熟人也不敢交谈的恐怖局面，这也是成语“道路以目”的由来。
卫巫于，这是个什么鬼，从字面来说，应该是卫国的一名叫“于”的巫师，让他来监视民众，说明他是如后世商鞅一般的“客卿”，不知是也不是。
这其中诡异的是两点，一是专利之策损害了平民的利益，使得他们没有了生计，这个就有些不对了，《诗经》中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君主拥有天下，这山林川泽的收益归于国王，有错吗？
然而，话虽如此说，但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就是将土地是分给了亲戚或勋贵，如果后来周厉王要将这其中的部分权利收回，势必会损害这些人的利益，必然会群起而攻之，这些，却是与平民没有一毛钱关系的。
再有，“国人”是住在内城之人，应该是一群包括百工和商贾在内的工商业者，然而，平民是否是“国人”的主体，他们是否是以山林川泽为生，这个是大有可疑的，从直觉来看是不太可能的。
很多人是将“国人”等同于“平民”，似乎这些人是同古罗马帝国时的平民一样，有民主的群体，具有对国事的表决权一般，其实这是太想当然了，在中国的奴隶制时期，有发言权的，始终是奴隶主贵族以上的阶层，远达不到有诉求的地步。
所以，所谓“国人暴动”的主体肯定不是平民，所谓“国人”，即是奴隶主贵族，是周厉王将本来属于国家所有资产进行严加管理时，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从而联合起来，直接将周厉王赶走。
任何一次推翻现有政权的行动都必定有首领、有目的，有引发之原因的，可是，我们从“国人暴动”中是完全看不见诱因的，只是反反复复地强调周厉王的残暴，缺少一个爆发的星火。
即使周厉王对外兴师动众，征伐邻邦，对内倒行逆施、横征暴敛，那也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据《史记·周本纪》所言，只有一句话：“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也就是说，这些人是隐忍了三年。
然而，暴动是不可能在没有领导人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突然发生，而且，在周厉王跑路后，人们在四处搜索周厉王的太子，想一并杀害，这显然是有着强烈的政治目的，绝对不是平民百姓所关心并努力实施的方向。
如果不是召公保护太子，用自己儿子交出去顶替，演绎了一出更早期版的《赵氏孤儿》，太子肯定就被杀死，也就没有后来的“宣王中兴”了。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次暴动的主体，就是统治阶层中的士大夫和贵族阶层，他们因为与周厉王的分赃不均而不满，遂引发了这次暴动，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其直接策划人，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周厉王被起跑后，就是所谓的“周召共和”，而共和元年，即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共和，三千年前的一个名词，就如同穿越了一般，很现代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直以来的“共和行政”，是指周厉王被赶跑后，由“国人”推举的周公和召公二人共同主政，但是，根据近代出土的文献可以看出，这是错误的，真正主政的，是一位叫“共伯和”的人，也被称为“共和”，也许，他就是发动这次“国人暴动”的主谋。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共和行政”其实与三人均有关，共伯和是名义上摄行王政，而周、召二公则是实际上真正的执政掌权者，但这也缺乏确凿的佐证。
周厉王肯定是被黑了，因为，事件的原由不清不楚，很多矛盾之处，如召公作为后来的执权柄之人，如何会将自己的儿子献出来平民愤，这从哪个角度也是说不通的。
周厉王将原来手握大权的周公和召公罢黜，废弃了“世为卿士“的惯例，起用了有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这些人，也许这些被重用之人是草根阶层，这明显是有违所谓“祖制”的，遂引起这些“旧章旧臣”的严重不满，群起而攻之，才使他成为继商纣之后的又一暴君。
这只能说，周厉王能如后来的秦孝公重用商鞅一样，勇于革新，敢于用外邦之人，通过土地国有化的进程来削弱贵族势力，增加王室的收入，这些改革，实际上是拉开了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序幕，是对春秋之后政治制度有重大影响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周厉王肯定是个悲剧人物，后世也给他上了这个“厉”的恶谥，而他的悲剧只是太操之过急，对可能发生的暴乱缺乏准备，遂酿成大祸，身死异乡。
所以，将周厉王定位于暴君是有些冤枉的，他一如前面的商纣王，后来的隋炀帝，好大喜功，开疆拓土，用力过猛，行高压之势，强力封堵民众的舆论，最终被一些心怀不满的公卿所利用，发动叛乱而出逃外邦，并被后世成为暴君的典型。
对此，后世很多史家是心知肚明的，但就是不挑明了说，他们可以跟着说李世民的英明伟大，而不会去为隋炀帝平反，因为，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何必要为大家心目中的固定形象喊冤叫屈，陈世美和潘仁美被冤枉，多大点的事，值得去翻案吗？
总体来说，这一段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至少现存有三种版本，其中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叙，与《竹书纪年》的说法就完全不同，而周厉王暴君形象的来源亦主要为《史记》，但一直以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多是对周厉王功绩的赞誉之辞，当然，这其中自我吹嘘的成份肯定是有的。
但是凭感觉，我认为《竹书纪年》要靠谱许多，因为，司马迁的那个周幽王抱着美人 “烽火戏诸侯”，也太戏剧了些，我是根本不相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