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清朝时期，乾隆皇帝有一次让臣下们用他的名义编纂一本书，叫《御批通鉴辑览》。
在编辑过程中，有人就提到了当时金国的军队曾使用一种特别的战术，叫“拐子马”，意思是三匹马用绳索绑在一起作战，所向披靡。
乾隆看到了这个说法，觉得很不对劲，于是亲自写了一段批注，表达自己的意见。
他是这样说的：
“北方的骑兵在用马作战时，讲究的是控制方便、灵活快速。
如果三匹马用绳子绑在一起，马的力量肯定参差不齐，有的快有的慢，前面的马会被后面的拖住，或者后面的被前面的拽倒。
更别说骑马的人了，有的人胆大，有的人胆小，如果把三个人强行绑在一起，勇敢的人也会被胆小的人拖累。这道理很简单啊。
再说了，兀术是个很有经验的将领，他肯定明白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撤退。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用绳子把马绑在一起，自找麻烦呢？
乾隆的怀疑当然是有道理的，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这拐子马和铁浮图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形象又是怎么演变成一个类似于变形金刚的超级战士的呢？
壹首先我们要说，这两个名词不像什么奇门遁甲那类由古代小说家想象出来的玩意。
铁浮图和拐子马是真实在历史上存在的，但是真相是什么？我们一步步的来说。
拐子马真正被南宋第一次记录是在1140年5月的顺昌战役中，当时金军名将兀术带领大军南侵，一路打到了顺昌（今天的安徽阜阳）。
此时的南宋将领刘锜奉命驻守开封，但因为金军逼近，他的部队正好行至顺昌，于是便在顺昌城内进行防御部署。
一个名叫杨汝翼的文人随军而行，他亲眼目睹了顺昌战役的全过程，并在战后写了一篇详细记载战斗经过的文章，叫《顺昌战胜破贼录》。
在杨汝翼的笔下记录有，这些金军士兵和战马装备精良，骑兵全副武装，“皆重铠全装”，金军人称这种部队为“铁浮图”。
意思就是所有装备精良的部队，对那种所有望之如铁塔般的部队，都可以给予这样的称呼。
这些重装骑兵非常强悍，杨汝翼甚至说：“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
然而，尽管金军势不可挡，宋军依然通过顽强作战击败了敌人。
最后，金军中的“河北签军”，也就是金朝占领区的被拉来当炮灰的汉人，有些被俘或投降后，对宋军透露：“我们本来就没有斗志。金军的真正靠山，现在就只剩下两支‘拐子马’了。”
这是南宋的文献中第一次提到金军的“拐子马”，注意两个问题，是南宋和金军的“拐子马”，具体问题我们后面再说。
当然，在顺昌之战中，这两支“拐子马”被宋军击溃，几乎全军覆没，金军损失了七八成主力。
但是杨汝翼并没有对这个“拐子马”是什么东西做详细说明，只是提到这是金军的主力之一，并不至于让我们产生误读。
那么关于这场战役，我们还要提到一个人和他对战争的记录，那就是汪若海和他的《札子》。
今天大家听到的许多关于“铁浮图”和“拐子马”的奇特说法，其实都源自于他。
可以说，他是“拐子马神话”的始作俑者之一，我们在下一个章节专门会来说这个汪若海。
贰汪若海，顺昌府通判，负责协助地方长官处理政务和军务。
就在金军压境、城内战鼓雷鸣的时候，他以“去杭州求援”为由，带着家眷离开了顺昌。
结果，他跑了杭州也没能请到救兵，等到顺昌战役尘埃落定、大局已定，他才灰溜溜地回到顺昌。
然而，人家刘锜和顺昌百姓都打出了一个漂亮的大胜，汪若海却压根没参与，这让他头上的“临阵脱逃”标签给贴得牢牢的。
这时候，汪若海慌了。
他需要给自己洗白，需要告诉朝廷“我虽然不在战场，但我对这场战役有贡献！”
于是，他写了一篇战后报告——《札子》，试图把顺昌战役的过程复盘一遍，顺带展示一下自己的“参与感”。
问题来了，他并没有亲历这场战役，只能靠打听、听士兵讲述甚至一些自己的脑补，硬凑出了一篇记录详细、情节丰富的战役总结。
然而，就是这篇《札子》，开启了后世对“铁浮图”和“拐子马”的大规模误解。
在汪若海的描述中，金军的“铁浮图”是一支全身披挂重甲的精锐骑兵。
这些士兵和战马的装甲有多夸张呢？
他说，这些人“被两重铁兜牟（头盔），周匝皆缀长檐，其下乃有毡枕”。
简单点说，战马身上有双层铁甲，脑袋四周还有护檐，甚至还加了毡垫防止被撞。
你脑补一下画面，这不是一支骑兵，这是一座座铁塔在移动！
而这就是“铁浮图”名字的由来——因为他们看上去像“浮动的铁塔”。
这个描述还算靠谱，因为金军的确有这样的重甲骑兵。
问题是，汪若海却“脑补”出一个关键细节：他说这些“铁浮图”是“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也就是说，三名骑兵是用皮绳绑在一起行动的。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对劲了？
将三名骑兵绑在一起？这到底是战术还是拖累？
骑兵打仗靠的是速度和灵活性，三个人捆在一起，怎么转弯？怎么冲刺？
但汪若海却把这种离谱的设定写得有板有眼，甚至还拿来解释为什么“铁浮图”会在战场上如此强大。
可实际上，这完全违背了骑兵作战的基本逻辑。
当然，汪若海对“拐子马”的描述倒是相对正常的。
他提到，“拐子马”是金军布置在阵列左右两翼的骑兵部队，专门负责侧翼支援和防御。
但是恰恰是汪若海对铁浮图的误读，为后世的记录奠定了基础，而这种夸张的叙述在岳珂笔下的岳飞郾城战役中达到了戏剧化的巅峰。
叁
下面我们再说岳飞和郾城战役。
其实这件事很遗憾，因为后来岳飞要是不死，这件事应该不会需要如此澄清，坏就坏在绍兴十一年底岳飞被杀了。
那么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时关于战役的这些原始资料基本都毁于一旦。
所有曾经与岳飞密切往来的人，都被冠以“交通叛将”的罪名，家破人亡。
在这种高压环境里面，凡是记录岳飞事迹的文字，要么被有意销毁，要么无处传世。
郾城战役的具体细节，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战争记录，来源于哪里呢？
其实这些东西已经是岳飞去世60多年之后的产物了。
这个记录，出自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
可问题是，这段文字并非来自于直接的战场回忆，而更像是一段经过了“艺术加工”的历史叙述。
在《鄂王行实编年》中，岳珂用了这样一段话描述郾城战役中岳飞如何大破金军“拐子马”：
“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皮绳），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岳飞遣步卒入阵，命以麻札刀斫马足。‘拐子马’既相联合，一马仆，二马皆不能行，坐而待毙。官军奋击，僵尸如丘。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拐子马由是遂废。”
听起来是不是很燃也很熟悉？
兀术的“拐子马”被描写成了一支可怕的“重装三人组”，三匹战马用皮绳绑在一起，气势如同铁墙，宋军一开始根本无法抵挡。
然而，岳飞运筹帷幄，一语道破“拐子马”的弱点：既然三匹马绑在一起，那就干脆砍掉其中一匹的马腿。
于是宋军士兵挥舞着麻札刀，砍得金军人仰马翻，彻底击溃了这支“无敌”的金军部队。
然而，这段描述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并不完全真实。
是的，显然岳珂在写《鄂王行实编年》时，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杨汝翼关于顺昌战役的《顺昌战胜破贼录》，以及汪若海的《札子》。
比如，“贯以韦索”和“三人为联”的说法，显然是直接从汪若海的《札子》里抄来的。
汪若海曾提到“铁浮图”的骑兵是“三人为伍，以皮索相连”，虽然这种说法已经不太符合实际了，但岳珂又更上一层楼，直接把它搬到了“拐子马”身上。
更有意思的是，“铁浮图”和“拐子马”原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兵种。
刚才上面我们已经说了，从战术上看，“铁浮图”和“拐子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部队。
铁浮图用于正面冲锋陷阵，其实这种重装骑兵也不是金军开创的，东汉时期的这种重装骑兵就已经出现了，包括后来1957年河南邓县出土的南朝战马画像砖，以及1983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出土的北周骑马武士俑，都刻画了战马被重铠的形象。
但是我们知道，古代的重甲价格是相当昂贵的，不是你想装备多少你就装备得起的，顺昌战役中，金军铁浮图也不过三千人。
而那种三人绑在一起的奇特战术，一切不过是汪若海的一场“臆想”。
然而，在岳珂的笔下，这两者更是被合二为一，成了一个奇怪的“三马绑一体”的诡异骑兵战术单位。
这显然是他为了给郾城战役增添戏剧性而做出的调整。
也难怪他，此时距离郾城战役过去都六十多年了，换句话说，岳飞当年的那些部下，即便还有幸存者，也早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不可能提供可靠的口述资料。
此外，岳珂还加入了一些完全凭空想象的“名场面”。
比如那句“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
这句话听起来特别有气势，仿佛兀术面对失败痛心疾首，但它的真实性显然经不起推敲。
不过岳珂的这段描述后来被宋元明清的各种史书和小说广泛引用。
元代的《宋史》直接照抄了岳珂的内容，明清时期的《说岳全传》等小说更是在这基础上添油加醋，把“拐子马”描写成了一支无坚不摧的“绝世兵种”，再加上岳飞运用智谋破敌，简直就是一场英雄与魔王的巅峰对决。
而被赋予了神秘色彩的“拐子马”，则从汪若海的《札子》开始发酵，经由岳珂的加工彻底升级，最终在后世的小说和戏剧中被无限拔高。它从一个普通的战术名词，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杀手锏部队”。
肆那真实的拐子马这称呼是怎么来的呢？
“拐子马”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特别，但其实非常形象。
“拐子”这个词在古代并不罕见，用来形容一些弯曲、拱形的结构，比如拐杖、拐弯等，即使像今天，四川话里面现在还把肘关节叫拐子、倒拐子，比如说：“老子给你龟儿一拐子”，其实就是肘击。
而在军事中，“拐子”则用来比喻那些负责从侧翼发起攻击的部队。
简单来说，拐子马就是“拐弯处的骑兵”。
邓广铭教授在其《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考释》中有明确考证，在北宋景德年间的文献中就有记载，“拐子马”并不是某种特定的部队，而是一个泛指左右翼骑兵的术语。
而且拐子马作为一个战术名词，最早并不是用来形容敌人的部队，而是北宋自己军队的编制。
北宋时期，不但有“拐子马”，还有“拐子城”的说法。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围攻开封时，守城的宋军就在城门外的“拐子城”布置防御。
这种“拐子城”指的是在城门两侧修建的弯曲城垣，用来保护城门不被直接攻击。
可以想见，“拐子”一词在当时的军事体系中是个常用的形容词，而“拐子马”与“拐子城”一样，都是强调弯曲的战术布置。
换句话说，无论是辽军、金军还是宋军，只要是布置在阵列两翼的骑兵，都可以叫“拐子马”。
然而，北宋灭亡后，这个名词逐渐淡出了南宋的军事语汇。
原因很简单，北宋灭亡后，中原地区的许多文化和语言习惯随着土地的丢失一起被带到了北方。
在南宋的军队中，虽然还有类似“拐子马”的编制，但这个词已经不再是官方的军事用语。
南宋初年的文人和军官虽然还能理解“拐子马”的意思，但到了后来，对这一术语的具体涵义也逐渐陌生了。
比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他曾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到“拐子马”，但他的解释却让人哭笑不得。
他说：“拐子马可能是女真的一种战术阵法。”
显然，朱熹已经对“拐子马”的真实含义一无所知，把它误认为是金军的独特战术。
“拐子马”原本是北宋军队的普通术语，但经过时间的流转，这个词在南宋的文献和叙述中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神秘感的名词。
当南宋的将领和文士记录顺昌战役和郾城战役时，他们听到金军的“左右翼骑兵”被称作“拐子马”，自然而然地以为这是金军的一种特殊兵种。
而后人更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想象，把拐子马描述成“三人为联、贯以韦索”的奇异战术。
到了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的时候，他更是把“铁浮图”和“拐子马”混为一谈，将“拐子马”描写成一种重装骑兵的特殊部队，还强调它“堵墙而进，一马仆，二马皆不能行”。
这种充满戏剧性的描述显然与真实的“拐子马”毫无关系，却被后来的史书、小说一再引用，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铁浮图、拐子马传奇”。
结语
“铁浮图”和“拐子马”的传奇，像是一面历史的哈哈镜，将真实的军事战术折射成了离奇而戏剧化的故事。
这种误解的形成，是历史叙述与后世加工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汪若海的夸张描述到岳珂的艺术加工，再到小说家的添油加醋，普通的战术术语被赋予了神秘色彩，最终在人们的想象中成了一支神秘莫测的“杀手锏部队”。
然而，乾隆皇帝的一语点破却提醒我们：历史并非舞台剧，不能任由戏剧性与文学想象主导对过去的认知。
每一段历史背后都藏着真实的人和事件，只有抛开层层误读，才能还原它们的本来面目。
这一故事不仅是对“拐子马”与“铁浮图”真相的揭示，更是对历史研究的一次反思——用理性与实证还原真相，正是我们理解历史的真正意义。
参考文献：
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
来俊杰：也论“拐子马”——读邓广铭先生《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