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沙塘:1950年,贵州军区文工团车队松桃盘信遭土匪袭击事件始末

火耀西南 2025-01-29 03:15:17

文/编辑:nirvana

历史总喜欢藏身于最不起眼的地方,比如雅沙塘这样一片普通的山林。

对于今日的路人来说,这里不过是盘信通往铜仁的一条公路。

而在1950年的那个午后,它却成了一场生死较量的舞台——一场关乎几十条生命存亡的血战。

在山的那一侧,土匪埋伏已久;在山的这头,毫无防备的解放军文工团车队缓缓驶来。暴雨般的枪声从山顶倾泻而下,而他们只有一条路——不是突围,就是死亡。。。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军三十师进至湘西凤凰,接着向贵州挺进,以30师为右路纵队,向松桃、印江、湄潭方向攻击前行。

11月12日解放军88团向松桃进军,在黔东纵队负责人董啸嵋、滕久光、田家乐的引领下进驻松桃县城,宣告松桃解放。

然而此时川鄂湘黔边区的局势仍然非常复杂,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大批残余力量与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企图捣毁新生人民政权。

为了稳定局势,铜仁地委于1950年初派遣军政工作团进驻松桃,并调遣解放军一三七团入驻,协助开展剿匪工作。

一三七团迅速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展开清剿土匪的工作。

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松桃盘信区。

盘信区,位于今松桃苗族自治县东部,东接湖南腊尔山和本境正大乡,西连普觉,北靠太平营乡南面是沙坝河乡和牛郎镇,因地形像巨大的盘子,明万历年间有屯兵驻守,叫"盘市营",苗语称"三宝营"。

那是1950年6月23日的一个清晨,贵州军区文工团结束了在松桃县的慰问演出。

这几天,他们为当地驻军和群众送去了多场精彩的文艺节目,戏曲、歌舞、快板,还有几位演员用苗语表演的小品,引得场下笑声不断。

对于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的松桃百姓来说,这样的演出不仅是一场娱乐,更是一种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

随着最后一场演出的落幕,文工团全体人员准备经铜仁返回贵阳。

当时文工团有两辆卡车,除了文工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还搭载了一些松桃地方党政机关的干部和驻军的出差人员,车上的总人数最终达到了八十余人。

清晨的空气中还带着些许凉意,但演员们脸上洋溢着轻松的笑容。

连续几天的演出虽然劳累,但一路上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的温暖记忆,让她们的心情颇为愉快。

文工团以年轻女性居多,大多数人都是二十来岁,虽然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斗,但她们也早已习惯了这样的流动生活。

大家三三两两地站在车旁聊天,有人还在讨论昨晚的演出效果,甚至有人哼起了演出中常用的旋律。

车队的护送任务由一个步兵班负责。

这个步兵班共十一人,由一名排长指挥。

他们在第一辆车上占据了车尾的座位,始终保持警惕。

尽管一路上尚未出现什么危险,但排长依然叮嘱所有人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此时,贵州东部地区的匪患虽已被打压,但各地山林间仍有零星的土匪势力活动。

当天的行程安排,计划从松桃出发,经盘信吃午饭,然后继续赶路,争取尽快返回贵阳。

就这样,两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一路前行。

然而,车上的人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前行的道路不远处,一场杀局已经悄然布下。。。

原来,盘信一带的土匪头目吴克慧、向良、张长仲、龙中文和朱子宾等匪帮早已盯上了这支缺乏武装、人员混杂的队伍。

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到文工团返程的消息,随即联合普觉地区的大匪首高竹梅,迅速纠集了五百多名匪徒,准备在雅沙塘一带实施伏击。

雅沙塘是盘信通往铜仁的必经之路,距盘信约十三公里,距铜仁三十二公里。

这里的地形复杂,两侧是高耸的山坡,公路在树林间穿行而过。

路两旁林木密布,灌木丛生,山坡上的视野却非常开阔,能够俯瞰公路全貌。

更重要的是,雅沙塘北部的尖坡山是一个制高点,山势陡峭,如果在这里布置火力,不仅能够完全控制山下的道路,还能阻断所有可能的撤退路线。

清晨时分,匪徒们已经分散埋伏在山坡间。

他们手持步枪,隐匿在树林和灌木中,将车队前进的路径完全封锁。

尖坡山上更是布置了一挺轻机枪,这将成为伏击的核心火力点。

清晨的阳光逐渐洒满山路,两辆卡车缓慢爬行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

第一辆车的排长敏锐地注视着两侧的树林,他自然知道,接近盘信的这段路并不安全。

盘信是苗族聚居地,当时虽然贵州全省已经宣布解封,但是山区仍然有被击溃的国民党残部和当地匪帮散在民间。

而此时,解放贵州的二野五兵团已经马不停蹄地全部入川去了,贵州各县、各区乡的政权都仍原封未动,地方反动势力、地主、土匪武装亦未被触及。

1950年元月,由各野战军和老解放区抽调了一部分干部,组成军政工作团分别到各县建立新政权,工作团人员不多,力量薄弱,特别是没有解放军作后盾,工作很难开展。

各地地方势力大耍两面派手段,见解放军人多势强,就摇旗欢迎;人少势弱,就群起袭击,已经致使不少干部战士遭受杀害。

而盘信是铜松公路的中间站,土匪十分猖獗,从1950年三月,东区匪首向良、龙中文等攻打盘信区府开始,土匪又曾数度攻占盘信。

当时解放军因为不懂苗语,没有群众基础。土匪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窃取我军的军事情报,等解放军出击时,他们早已逃跑了。

解放军也曾努力学习苗语,但时间短,收效微,远远不能适应当时斗争的需要。

当第一辆卡车驶近雅沙塘的尖坡附近时,右前方山头突然闪现出几个人影,端着步枪朝车队冲下山来。

紧接着,土匪的机枪开火,子弹密集地扫射过来,击中了车身和车厢,火力铺天盖地。

驾驶员急踩刹车,车辆猛然停住。“停车,有土匪!”伴随着一声大喊,车上的人慌乱跳下车,有的扑向路边,有的躲到车底下。然而,火力过于猛烈,几秒之间,已有五六人中弹倒地。

情况来得猝不及防,车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跳下车的人一时找不到有效的掩护点,子弹不断击打着车辆和地面,火花四溅。

步兵班迅速判断地形,带领幸存者利用右侧的土坎架起枪支,组织起临时射击阵地,与土匪展开对射。

但是此时四周山头上,到处都是土匪的埋伏点,最近的匪徒甚至距离车队不足百米,最远的也不过两三百米。他们利用山石和灌木掩护,居高临下向车队倾泻火力,压制了车队的反击。

最致命的威胁来自尖坡山上的轻机枪。

它牢牢占据制高点,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战场。

每当车队成员试图移动或寻找更安全的掩体,机枪的扫射便精准而致命。

尖坡山的火力不仅切断了车队的退路,也让车队的阵地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与此同时,山头上的土匪嚎叫着挑衅,威胁车队投降,气焰嚣张。

车队的伤亡不断增加,尤其是试图移动的战士,几乎都被机枪火力击中。

固守土坎显然无异于等死,必须夺下尖坡山的制高点。

排长果断做出决定,他亲自挑选了两名士兵,组成突击组,向尖坡山发动第一次进攻。

突击组利用地形掩护,小心向制高点逼近,车队则集中火力掩护。

谁知行动刚接近半山腰,就被土匪发现,轻机枪迅速调整火力覆盖突击组位置。

排长带领队员强攻制高点,却接连中弹牺牲。

剩余的两名战士不得不撤回,带回排长和副班长的遗留枪支。

排长的牺牲让车队士气倍受打击,但制高点未被攻克,火力仍然封锁着全局。

危急时刻,步兵班长接过排长的任务,挑选了两名士兵,组成新的突击组。

他简单交代任务后,毅然率队再度出发。

车队继续集中火力掩护,枪声与硝烟交织在一起。

结果突击组还未接近山顶,就再次遭到土匪的火力拦截,班长在掩护队员撤退时也壮烈牺牲。

失袭制高点的第二次失败,以及指挥员相继牺牲,使整个战局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尖坡山的轻机枪火力依旧牢牢控制着战场,车队完全被压制在土坎后方。

土匪的嚎叫声此起彼伏,不断威胁解放军投降,同时伴随着吹哨和“冲呀、杀呀”的叫喊,制造出一种随时要发起总攻的紧张气氛。

被困的解放军和文工团队员藏身于简陋的掩体后,陷入了焦虑和混乱。

此时,车队里的一位特别的乘客,盘信区人民政府政委兼武工队队长张清田,正默默观察着周围的战场。

他原本是因事务要前往铜仁,才搭上了这趟车。

张清田并不认识车上的其他人员,加上战斗爆发后大家忙于掩护和还击,他与众人一直没有机会交流。

近两个小时的战斗下来,他也无法掌握队伍的整体状况。随着时间推移,伤亡逐渐增多,枪弹也所剩无几,局势越来越紧张。但作为一个外来者,张清田一时也无法贸然插手指挥。

就在此时,战场上一位文工团的女同志突然高喊:“我们就这样等死吗?你们男同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挥战斗!”

这句话像是一根刺,扎进了所有人的心中。

片刻的沉默后,一名同志指着张清田喊道:“叫他出来指挥,他是个区长!”

或许是因为作为南下干部的张清田穿着一套北方带来的蓝制服,又持有一支手枪,同志们便认定他是个领导者。

“区长,你就出来指挥吧!我们都听你的!”身边几位同志的请求带着一种迫切的信任和期待。面对这样的局面,张清田没有犹豫。

别看他才27岁,但是却是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了,他深知在战场上的责任,知道此时的迟疑或退缩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他迅速接受了指挥任务。

张清田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他明白尖坡山上的制高点是决定战局的关键。虽然前两次突击失败,但夺取制高点仍然是摆脱困局的唯一办法。

经过短暂的思索,他迅速制定了第三次突击的计划,并汲取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避免过早暴露行踪,利用地形隐蔽接近,突然发动袭击。

他召集身边几名仍有作战能力的持枪同志,组建了新的突击组。

这次,他从幸存的人员中挑选了四人:两名是一三七团的干部,刚才接收了牺牲排长遗留枪弹;另外两人可能是文工团的男同志。

张清田任命一三七团的一名干部为组长,并特别叮嘱他们,一定要利用地形地物逐步隐蔽接近制高点,争取出其不意。

同时,他提醒突击组,绝对不能重复前两次突击时的路线,以免再次遭到土匪火力的伏击。

当突击组行动后,张清田立刻开始统计剩余人员和枪弹情况。

然而,战斗的混乱以及伤亡情况的严重,使他根本无法清点出确切的数字。

他只知道弹药已经所剩无几,而土匪的射击仍在持续,威胁着每一个暴露的队员。

与此同时,制高点上的土匪阵地显得异常安静。山顶上甚至有人抱着小孩,打着伞,悠闲地站在高处观战,仿佛笃定解放军已被困死在这片山谷之中。

张清田暗自焦急地注视着突击组的方向,等待他们的回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久后,突击组的两名干部从制高点方向返回,张清田立刻上前询问情况:“怎么样?”

其中一人摇摇头,显得十分无奈:“我们已经接近制高点的山脚,但因为没有见到那两个同志跟上,只能打了一梭子弹后撤回来了。”

张清田一怔,忙问:“另外两个人呢?”

这时,另一侧传来两个熟悉的声音:“在这儿呢!”

大家转头望去,发现那两名战士从隐蔽点钻了出来,表情懊恼,手中的枪垂着。

“见鬼了!我们的枪根本不能射击,枪膛里卡着弹壳,又没有通条通出来,所以我们没能跟上。”

一名战士愤怒地解释道。

众人一检查,才发现他们竟然拿的是文工团用来表演的道具枪!

这荒唐的发现让人哭笑不得,但此刻的战局实在容不得任何情绪。

第三次突击的失败让张清田意识到,继续强攻制高点已不可能取得成功。

在大白天,少数人仰攻火力占优的敌人阵地,本就极为困难。

经过三轮失败后,土匪已经完全看穿了他们的意图,并加强了防御。

如果再贸然行动,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并进一步挫伤士气。

而此刻,敌人的枪声、威胁投降的叫嚣,以及山头间此起彼伏的哨声和“冲啊、杀啊”的喊叫,预示着土匪随时可能发起全面冲击。

时间已近下午四点,山头上的土匪逐渐向他们的阵地逼近。

战斗发生到现在已有两个多小时,如果继续等待,无论是救援到来还是夜幕降临,都显得遥遥无期。

在场的同志都焦急地等待张清田拿出主意,他知道不能再耽搁片刻。

张清田脑中快速闪过几个方案——强行突围、攻占另一座山头、坚守等待救援——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些想法。

他们人数太少,伤员和女同志又多,而且在白天毫无掩护的情况下,任何行动都会付出惨重代价。

在这些不利因素下,他终于想到,如果能与后方那辆车的人员会合,增强力量,再相机夺取山头,就可能改变眼下的困境。

“向后车靠拢!”张清田迅速做出决定,并把这一方案告诉在场的同志,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支持。

他要求同志们每四人为一组,利用地形和地物,逐步向后车靠拢。

伤员和女同志先撤离,持枪者则在后方负责掩护。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每个小组小心地从土坎后逐步撤出。

当最后一个小组准备转移时,张清田发现汽车底下还躲着一名男同志。

他催促对方赶紧撤退,但那人却低声说:“我哪里也不走了。”

张清田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为什么不走,但对方只说自己是铜仁专署财政科的工作人员,就不再理会他。

张清田多次劝说,甚至提出掩护他,但那人始终拒绝行动。

张清田无奈,只能带领其余人员继续撤离。

等解围后,张清田得知,那名同志最终被土匪杀死在汽车底下,可能是因极度恐惧而无法行动。

张清田和撤退的人员终于抵达后车的位置,但发现车辆横在公路上,车上已空无一人。

原来,先一步撤下来的同志们已经隐蔽在车旁的山脚下等待他们。

张清田观察后发现,在他们隐蔽地的半山腰有一片茂密的山林,位置安全且未被土匪占领。

张清田立刻决定率领大家进入那片林地,利用树林作为新的掩护阵地。

进入林地后,张清田和同志们从林隙中清楚地看到,前方的第一辆车周围已聚集了大量土匪,他们正在争抢车上的物资。

这些土匪从各个山头赶来,聚集在车辆周围,完全没有防备。

张清田明白,这是一个反击的绝佳时机。

他立即组织同志们集中火力,朝车子周围的匪徒猛烈射击。不少土匪应声倒地,但更多的匪徒仍旧争先恐后地冲向车厢。

事实上,车上除了演出的服装、旗帜、道具和一部电影机,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土匪却像疯了一样争抢不休。

就在这时,后车上先一步隐蔽的同志们也纷纷从藏身处出现,与张清田等人会合。

他们中还有贵州省军区的徐科长。

原来,他们的车刚进入土匪伏击圈的边缘时,就遭到攻击,情况危急,他们只能迅速撤离,躲进这片密林中。

张清田来不及询问详细情况,因为此时,他发现他们原先所在的山头上,土匪们正沿着山梁向前方的第一辆车聚拢。

张清田迅速判断,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战机。

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车辆上,原本占据他们所在山头的土匪大多已经跑下山,如果此时趁势发起攻击,夺下山头的希望很大。

他当机立断,举枪高喊:“同志们,跟我来,攻占山头!”

随即,他率先冲出林地,向山顶发动突击。

所有持枪的同志和一些徒手的队员都紧随张清田的脚步,奋勇冲向山头。

距离山顶的敌人阵地还有一段开阔地,没有任何掩护,敌人很快从对面山头和邻近山头发现了解放军的行动,立刻大声嚷叫:“解放军上山了!打呀!”

随后,一阵密集的子弹朝他们飞来。张清田和队员们毫不畏惧,加快脚步向山顶冲锋。

冲锋中,张清田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闷响。

他回头一看,身旁的一名战士倒在地上,腹部中弹,鲜血迅速染红了衣服。

张清田急忙上前将他扶起,那名战士微微睁开眼,气息微弱地说道:“区长,我不行了……不能跟你攻占山头了。”

说完,他艰难地将枪弹交给张清田,随后倒下,停止了呼吸。

张清田含泪将他轻轻放平,匆匆告别后,继续带领队伍发起冲击。

这一刻,所有人都清楚,攻占山头的时机稍纵即逝,任何犹豫都可能葬送机会。

每一个人都咬紧牙关,奋勇向前。

土匪们被突如其来的进攻压住,阵地上的敌人开始慌乱,大部分土匪仍在前方车辆处抢劫,来不及返回阵地,山头上剩余的匪徒无力抵挡解放军的攻势,纷纷丢下武器夺路而逃。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张清田和队员们成功占领了山头。这一胜利扭转了战场的局势,为之后的突围创造了重要条件。

成功夺下山头后,张清田迅速决定用一切办法巩固阵地,确保已经取得的主动权。

虽然山下还有一部分土匪在对他们射击并大声嚷嚷,但大多数匪徒仍旧聚集在前方车辆附近,争抢车上的物资。

趁着土匪注意力尚未完全转移,张清田抓住时机,将幸存的持枪同志迅速集中起来,按照战斗能力和现有的武器弹药情况,将人员划分为四个战斗组,分别负责防守山头的四个方向。

他特别强调了南面和靠近公路的东面防线,这两个方向是匪徒最可能发起进攻的重点区域。

而女同志和伤员,则由贵州省军区徐科长负责安置在北端较为安全的位置。

防御布置完毕后,张清田亲自走访各组阵地,了解战斗准备情况,并鼓舞大家的斗志。

张清田一再叮嘱所有战斗组,土匪可能会发起冲锋,必须作最坏的打算。

同时,他强调,在弹药紧缺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贸然开枪,必须等土匪逼近到火力最有效的射程内,才能开火,确保每一颗子弹都发挥作用。

不久后,土匪似乎发现车上已无可抢之物,又看到解放军占据了山头,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算。

恼羞成怒的匪徒迅速向山头围拢过来,试图重新夺回阵地。枪声骤然密集起来,声嘶力竭的喊叫此起彼伏,尤其是南面和公路方向,匪徒疯狂的攻势更加明显。

但面对敌人的猖狂,解放军却利用地形的优势,居高临下,严阵以待,始终保持沉默,没有贸然开火。

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张清田观察到,公路附近的匪阵中出现了些许异样,数十名土匪开始缓缓向阵地靠近。

他们每前进一步,就停下来射击一次,见解放军仍无动静,又再度前进。

直到土匪完全进入解放军的有效射程范围时,张清田果断下令开火。

解放军的突然射击瞬间打乱了匪徒的进攻节奏。

几个匪徒被精准击毙,其余人一片混乱,纷纷后撤。

这一轮精准的反击彻底压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以后,土匪再也不敢向山头发起进攻。

他们的枪声和叫嚣声逐渐减弱,阵地上的解放军终于在一片相对的宁静中得以喘息。

张清田来到北端阵地,与徐科长汇合,查看该方向的匪情,同时与同志们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有几位同志建议趁此时机,立即组织向盘信方向突围。

然而,张清田认为,虽然突围对持枪的男同志来说相对容易,但对携带武器不足的女同志和伤员来说,却是极为危险的。

一旦突围途中暴露,被敌人围击,匪众解放军寡,必然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因此,张清田决定坚持到天黑后再行动,以利用夜色掩护突围。

此时,战斗已经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援军随时可能赶到。

张清田的意见得到了徐科长和所有同志的支持。

然而,就在他返回东面阵地时,一名同志突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他站起身,大声说道:“区长,给我两个同志,我带他们冲入匪阵,狠狠打击他们一下,活捉几个土匪回来!”

张清田被这突如其来的建议怔了一下,没有立即表态。

见状,这位同志以为张清田对他不了解,便激动地说道:“我是张敬国,共产党员,铜仁军分区的组织干事!请你相信我!”

张清田摇摇头说道:“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我们现在人枪都少,弹药更是所剩无几,阵地这么宽,分散兵力不合适。”

然而,话还没说完,张敬国已经端起步枪,转身冲向公路方向的匪阵,一边大喊:“我一个人也要狠狠揍他们一下!”

张清田连忙高声呼喊:“回来!快回来!”

但张敬国置若罔闻,继续向匪阵前沿跑去。

他很好地利用地形和灌木掩护,灵活穿行,直逼匪阵。

匪徒们显然没有注意到他的靠近。张敬国猛然从隐蔽处站起,大吼一声:“不准动!”

随后开了一枪,当场击毙一名匪徒。

土匪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吓得晕头转向,纷纷向后逃窜。

张敬国趁势追击,跑几步打一梭子弹,然后迅速卧倒,再起身继续射击。

很快,土匪发现对方只有一人,便开始反应过来,逐渐稳住阵脚,甚至有几名匪徒开始从侧面试图包抄张敬国。

张清田见状,立即命令山顶阵地的同志们开火,用火力压制那些试图包抄的匪徒,为张敬国争取时间撤回。

经过一番紧张的对射,张敬国终于摆脱了匪徒的追击,成功撤回山头。

他脸上挂着笑容,喘着粗气,拍了拍枪说:“解气了!”

他的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虽然有些大胆,但是却让队伍中紧张压抑的气氛得到了不小的改善,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战斗已经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夕阳渐渐落下,山林间的光线逐渐暗淡下来。

土匪的嚎叫声和枪声也开始稀疏,他们的气焰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弱。

张清田站在阵地上,思索着接下来的行动。

他考虑到入夜后的突围问题,也试图估算援军可能到达的时间。

虽然战斗发生后,他们并未发出明确的求援信号,但张清田相信,盘信或铜仁方面应该已经察觉到这场围困,解放军的援军可能正在赶来的路上。

忽然,一个同志抬头警觉地说:“区长,您听,好像有汽车的声音!”

话音刚落,又有几名同志附和:“是的,我也听到了,好像真有车在过来的声音!”

张清田立刻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所有人屏息倾听。

这时,铜仁方向的匪阵中出现了明显的骚动,原本已经安静下来的土匪突然变得慌乱起来,叫喊声从一处迅速扩散到其他阵地。

没过多久,只见土匪纷纷没命地向两侧山头奔逃,混乱中还能听到匪徒的惊呼声:“解放军的车来了!”

那熟悉的汽车声越来越近,逐渐清晰,张清田和同志们的眼中露出了希望的光芒。

“援军到了!”张清田心头一震,抬手擦了擦满是硝烟的脸,大声指挥大家观察战场。

所有人情不自禁地从掩体中起身,向铜仁方向眺望。

果然,两辆卡车从远处缓缓驶来,最终在文工团第一辆车旁停了下来。

同志们再也按捺不住,纷纷欢呼着从阵地上跑出来,迎向来车。

然而,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就在他们跑下山坡时,从来车的方向突然传来一排枪声,子弹飞速扫过阵地。

张清田立刻大喊:“卧倒!快卧倒!”

他判断对方可能是误以为自己一行人是土匪,于是他立即起身高声向车队呼喊表明身份。

经过短暂的混乱后,张清田终于与来人取得了联系,对方确认了他们的身份。

援军的士兵急匆匆地跑到山脚,与张清田他们会合。

双方见面后,一时间,情绪都难以平复。

经历了长时间的生死煎熬,解放军的同志们终于等来了援助,许多人热泪盈眶,相互紧紧握住双手。

张清田多年后回忆起这次会合时,依然记得那一刻内心的激动与感慨。

然而,会合后的情况却让张清田感到意外。

这支“援军”实际上并不是专门前来救援的,而是两辆满载食盐的运输车。

这些车是从铜仁出发,准备前往松桃交货的,车上只有一个不足步兵班的护送力量。

当车队行至大兴时,从当地群众口中听说盘信方向的公路上有激烈的枪声,便停了下来。

由于无法确认具体情况,为了保护盐车的安全,大兴区的驻军临时派出了护送的士兵。

车队行至雅沙塘时,看到公路中间横着解放军第一辆车,车上空无一人,四周散落着解放军同志的遗体,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于是他们立即就地警戒,占领了射击位置。

这便是为何刚才他们误将张清田一行人认作土匪,朝山头开枪。

尽管这支部队并非专程前来救援,但他们的到来彻底改变了战局。

土匪见到增援车队赶到,误以为大批援军已经抵达,再加上之前被解放军的顽强反击压制,士气大挫,迅速溃散,逃入山林。

张清田与徐科长简单商量后,决定将战友们的遗体抬上车,与两辆盐车一起撤往铜仁。

天色已黑,战士们将牺牲者的遗体整理后抬上卡车。

次日,在清理战场时,人们发现此时被袭击,导致了解放军战士、省文工团的演员们等23人不幸牺牲,同时,还发生了文工团的三名女同志被土匪掳走。

铜仁军分区立即派出警卫连,松桃派出县大队二中队,双方汇合于盘信,对敌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连续追剿,毙伤、俘获一批匪徒,救出了我被俘的3名文工团员。

这次事件发生后,省军区党委在悼念这次遭遇战斗牺牲同志的大会上,追认他们为烈士,其中13名烈士葬于城区北门校场坝,旧称十三烈士园陵,1989年迁至文笔洞烈士园陵。

张清田(1923年12月-1989年11月26日),山东省聊城县李海务村(今属东昌府区)人,出身农家。1938年,年仅15岁的张清田参加鲁西北抗日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队,投入抗日战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随军南下。

1950年起,张清田在贵州印江县、松桃县等地担任基层干部,参与剿匪、反霸和巩固新生政权的重要工作。

1952年至1964年,他三度出任德江县委书记,领导当地完成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交通开发、教育普及等重大任务,为德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深入群众的态度,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1959年,由于在“大跃进”期间如实反映问题,他一度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1962年平反后,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继续为贵州的发展贡献力量。历任铜仁地委副书记、第一书记,行署专员等职。

1977年,他出任铜仁地委书记,1981年代理地委第一书记,并在1983年后担任铜仁地委副书记直至离休。

张清田一生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深受干部群众的爱戴。1989年11月26日,张清田因病逝世于铜仁,终年66岁。

参考文献:

张清田口述 松桃政协记录整理:忆雅沙塘反伏击战

杨伯雄:松桃解放前后反动派“应变计划”的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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