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前言明朝刑部尚书郑晓曾这么说过：“明代大案多枉。”
那么这句话，实际上是揭示了明代司法体系中的一大悖论：尽管三法司会审、九卿廷鞫、皇帝亲裁的机制设计周密，追求“狱以无冤”，但实际上，冤案频出，尤其是涉及重大政治案件时，往往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嘉靖朝的李福达案，就是这类冤狱的典型代表。
李福达，山西崞县人，年轻时曾因为传弥勒教，结果事败逃命。
他隐姓埋名，把名字改成张寅，还通过捐粮换了个“官职”——太原卫指挥使。
据说他因为懂些炼丹术，这让他和当时非常有权势的武定侯郭勋交上了朋友。
嘉靖五年，这桩旧案被翻了出来。
李福达被抓后，郭勋为了帮他，四处奔走，还上书为他求情。结果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引来御史对他的弹劾，事情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嘉靖六年，原本定案的李福达案被重新审理。
这次，事情变得更加严重，成了朝廷内部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
结果呢？牵连的官员多达几十人，12人直接被冤死，5人流放到边疆，7人被送去边军服役，另外还有一大批人被革职、罢免。
一个简单的司法案件，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暴。
此案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也就是将近半个世纪后，才算是大白于天下。
嘉靖帝去世后，首辅徐阶才通过发布遗诏的方式，将这一案件中的许多被冤枉的官员平反昭雪。想想看，这些沉冤拖了快五十年，才终于被翻过来。
接下来，我们就从头捋一捋，看看这起震动朝野的大案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令人唏嘘的权力斗争和黑暗角落。
第一章：从白莲教徒到太原卫指挥李福达，山西代州崞县人，原名李午，秃头，相貌奇特。
他的职业是个游医，跑江湖的，但是他的家族里面他的祖父和叔叔这些人却是大名鼎鼎的“白莲教”成员。
白莲教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不是在造反就是在造反的路上。
所以李福达从小受到熏陶，也是白莲教中的一员，一边看病一边四处传教。
弘治初的时候，山西连年遭灾，饥民蜂起，白莲教的教徒王良就决定联络蒙古小王子犯边，然后乘明军出击时发动起事，这件事李福达也参与其中。
王良当时派了四名信徒骑马带着旗帜和兵器前往联络蒙古人。
不料，这四人在朔州胡浪庄迷路了，被明军守墩的士兵抓住，导致计划暴露。
计划失败后，王良试图挽回局面，集合众人准备攻打崞县。
然而，当时山西巡抚、都御史翟瑄已经率兵前来剿灭，起事队伍措手不及，很快败北。
随后，明军展开搜山行动，共抓获了123名起义者，并缴获了大量兵器、衣物和马匹，还发现了与白莲教有关的“妖书”。
到了当年十月，王良和其余54名骨干被押送到京师，按照谋逆罪判处死刑。
李福达作为一个从犯，被判流放，押往山丹卫（今甘肃山丹县）充军服苦役。
然而，不久他就逃了出来，改名叫李五，四处流窜，最后跑到陕西洛川县落脚。
到了洛川之后，他和自己的叔叔李越一起搞事情。
继续传播弥勒教，迅速聚集了上千人，开始在廊州、洛川一带烧杀抢掠，闹得人心惶惶。
可好景不长，朝廷派出官军前来剿灭，李越和他的同伙何蛮汉被抓住，立刻处以斩首。
李福达却再次侥幸逃脱。
这一次，李福达躲到了徐沟县。
他隐姓埋名，改名叫张寅，甚至靠着贿赂当地的大户人家，把自己伪装成他们的同宗族人，还成功混进了家谱里，彻底掩盖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不仅如此，他后来带着大量钱财进入京城，钻了制度的空子，通过捐粮的方式取得了“工匠”身份，甚至后来还捐纳了一个山西太原左卫指挥使的职衔。
这还不算完，他还把自己的三个儿子——李大仁、李大义、李大礼，一并安排进了工匠的行列。
李福达还有一项“特殊技能”——炼丹术，也就是古代所谓的点石成金之类的“黄白术”。
凭借这个“本事”，他和当时朝廷中非常有势力的武定侯郭勋混熟了，两人成了关系密切的朋友。
就这样，李福达觉得自己的身份基本上也洗白了，于是放心大胆的回到了徐沟县。
第二章：东窗事发谁知嘉靖三年的时候，李福达突然东窗事发了。
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叫薛良的人把李福达给告发了。
据《钦明大狱录》记载的是，李福达也就是张寅，当时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大商人了，在同戈镇置买有房屋土地，此外在省城太原以及五台、太谷等县也有庄房地土。
“往来两京、河南地方买卖,及太谷、徐沟二县放账”。
这个薛良就是他的客户之一，陆续向他借过 15 两银子，但未能按期偿还，张寅屡次向他逼讨债务，以致结下仇怨。
恰好这个薛良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李福达的内幕，于是就向山西巡抚毕昭举报了李福达。
李福达得知身份暴露后，心中十分害怕，再次逃往京城试图避祸。
然而，官府很快抓到了他的两个儿子，对他们严刑拷打，试图逼问李福达的下落。
眼看无法再逃，李福达无计可施，只能主动去官府与官员对质。
案件最初由代州知州杜蕙和胡伟负责审讯，证人李景全等人也出庭作证。
审讯后，案件的详细情况被逐级上报，先是送交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随后又呈报巡按御史张英。
审讯过程中，所有证据都指向一点：张寅的真实身份就是李福达。
然而，只有山西巡抚毕昭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李福达是因为遭到仇人诬陷才落到这步田地，因此试图为其平反，还找来了居民戚广等人作为证人，指控告发人薛良涉嫌诬告。
案件尚未结束，毕昭却因需要辞职侍养老人而离任，这一案件的最终处理也变得更加复杂。
这时，接任的御史马录开始重新调查案件，并对其穷追不舍。
经过多方审查，他坚持此前的结论：张寅就是李福达。
他还在复审中出具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维持最初的判决，认定李福达犯有谋反之罪。
与此同时，武定侯郭勋开始为李福达父子奔走求情，甚至写信托人向马录请求放免李福达。
然而，马录态度坚决，根本不理会郭勋的请求，并迅速定下李福达谋反的罪名，同时判其妻子、儿女连坐治罪。
马录还火速上奏，指控郭勋与“逆贼”李福达结为同党，并将郭勋请求求情的书信一并呈交朝廷。
案件因郭勋的介入而再度升级，皇帝将此事交由都察院处理。
尽管郭勋还试图通过席书等人为李福达求免，但大理寺评事杜鸾针锋相对，上书弹劾郭勋与席书，要求皇帝先将这两人依法治罪，同时建议对李福达的罪行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然而，这一请求并未得到皇帝的直接回应，都察院随后又接连上奏，报告李福达的罪状，并建议将案件移交山西巡抚和按察使，由三司会审。
在重新调查之前，御史马录向徐沟当地的乡绅，以及曾任给事中的常泰询问李福达的身份。
常泰坚信不疑地表示：“张寅就是李福达，这一点毫无疑问。”
随后，马录又向负责刑狱的郎中刘仕求证，后者的结论与常泰一致。
为了进一步验证身份，马录派人到蝽州、洛川一带寻找当地的百姓辨认，李福达本人这个外貌特征确实过于明显，结果所有人都确认此人正是李福达。
最终，马录将这一切证据整理成报告，连同“爱书”（判案的结论）一并送交嘉靖皇帝。
他同时和巡抚江潮联名上奏，指出李福达不仅聚众造反，甚至杀害上万人，虽然多年潜逃改名，但他凶恶的面貌依然与当年一样，应该立即处以极刑。
第三章：权力斗争开始不过马录在其报告中，同时还弹劾了武定侯郭勋，指出郭勋不仅与李福达结交，还毫无避讳地托人请求放免反贼。
他直言，郭勋虽然可能对李福达的叛逆前科并不知情，但其在审讯期间私自干涉、公开求情的行为已经违反律法，应该依法论处，以儆效尤。
奏章送到嘉靖手中后，案件变得更加复杂。
嘉靖帝
嘉靖将此事再度交由都察院处理，进一步审理和讨论。而此时，围绕李福达案的权力斗争，也开始显露端倪。
十一月，左都御史聂贤上奏嘉靖，称李福达的谋反罪行已经调查清楚，根据律法，应当立即判处磔刑（即凌迟处死）。
嘉靖帝同意了这一意见，下令将李福达押入监狱等待执行。
然而，案件并没有因此了结。
嘉靖对武定侯郭勋的行为十分不满，特意召见郭勋进行诘问，让他为自己与李福达的关系赎罪。郭勋感到害怕，连忙请求开恩，并趁机为李福达辩护，但嘉靖对此将信将疑。
郭勋随即私下指使李福达的儿子李大仁上书，要求替父亲平反昭雪。
嘉靖于是将奏折转交给相关部门处理。
此时，聂贤和曾参与审案的御史高世魁一眼看穿了这是郭勋在背后操纵，于是他们联名上奏，请求嘉靖帝不要理会李大仁的申诉。
同时，郭勋暗中对李大仁说：“如果实在无法翻案，那你们就赶紧逃命，别走上全家被处死的绝路。”
与此同时，朝廷内外的官员群情激愤，纷纷弹劾郭勋。
给事中刘琦、程辂、王科、沈汉、秦祐、郑自璧，以及御史高世魁、郑一鹏，南京御史姚鸣风、潘壮、戚雄等人接连上奏，指控郭勋勾结李福达，甚至接受贿赂。
他们的观点非常明确：即使李福达被处死，郭勋也不能因此免罪。
给事中常泰的弹劾尤其直言不讳，他说：“郭勋表面上认罪，但实际上是为李福达喊冤，企图洗清他的罪名。这种行为已构成‘知情不举’之罪，他必须解释清楚。
郭勋不仅为李福达当说客，还为李大仁等人出谋划策，建议他们在紧急情况下逃命。这分明是故意纵容叛贼，应当严惩。”
张逵等大臣也接连上奏表示：“凡是涉及谋反这种严重的罪行，都应依法施以重刑。而郭勋作为朝廷重臣，明知李福达的罪行，却故意包庇，这种行为更应从重处理。
现在他甚至上书为反贼求情，这种庇护行为绝不能轻易放过。”
聂贤则进一步建议，以连坐法惩治郭勋，以儆效尤。
然而，嘉靖并未听从这些意见。
郭勋数次上书为自己辩解，称自己的遭遇是因为早年“大礼议”之争时触怒了大臣，导致众官借此案发泄私愤。
而嘉靖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认为郭勋是因为站在自己一边支持“大礼议”才成为众矢之的。
关于大礼议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几句，毕竟本案和这个大礼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大礼议”其实是嘉靖初年的时候，围绕明世宗朱厚熜继位后，如何追尊生父兴献王而引来的争议，实质上是皇权、宗法、礼制之争。
朱厚熜继位后，主张尊兴献王为“皇考”，拒绝称明孝宗为父，而以“皇伯考”相称，这打破了传统的继统礼制。
这样就引起了以杨廷和为首的礼官集团极力反对，认为此举破坏宗法秩序。
这件事经过了多年的斗争，包括廷杖镇压反对派等等，过程相当激烈，最终由嘉靖皇帝获得了胜利，于嘉靖七年（1528年）颁布《大礼告成录》，确立其主张。
而这个中间，郭勋就是“以大礼仪附世宗”而得到的宠幸。
这场事件一方面强化了皇权，削弱了文官集团，但是也为嘉靖朝党争埋下了深远的隐患，成为明代政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不久，嘉靖下令锦衣卫千户戴伟彻查此案，将李福达案的所有讼词和证人押送至镇抚司进行复审。
与此同时，给事中常泰、秦祐，御史任孚、邵豳，郎中齐仕等人再次联名上奏弹劾郭勋，力陈郭勋的罪行。
而巡抚江潮、御史马录也再次上书，明确表示李福达罪行昭彰，根本没有冤情，请皇帝依法严惩。
面对这样的局势，郭勋不甘坐以待毙，他联手张璁、桂萼等人，策划了一场针对朝臣的舆论战。
他们散布流言称：“这些大臣其实早有预谋，内外勾结，借李福达案为由，联合陷害郭勋。他们的目的不仅是打倒郭勋，还试图通过案件制造更大的牵连，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第四章：最后，嘉靖帝只得命令将李福达押解进京，由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等中央机构联合审理。
此案因为上达天听，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这个案件，包括刑部尚书颜颐寿、左都御史聂贤在内的多位重臣都参与了此案的审理。
最终，经过多轮审讯，李福达被判罪名成立，建议以磔刑（凌迟处死）处死。
然而，嘉靖怀疑会审官员有所偏袒，并未采纳这一建议，而是将案件交由九卿在宫廷中进行复审。
在复审中，控告人薛良以及其他证人再次指认李福达，证据似乎确凿无疑。
张寅自然是仍然“口称亏枉，止因薛良有仇捏告陷害”。
就在这时，巡抚毕昭引入一名关键证人戚广，试图证明薛良的证词并不可靠。
不过当戚广面对质询时，却又当堂翻供，声称自己从未对官员作过类似陈述。
颜颐寿等人将这一反常情况汇报给嘉靖帝，嘉靖因此起了疑心，决定焚香沐手，斋戒后亲自出马审问。
谁知此举又让朝臣多有异议。
大学士杨一清建议不必劳动皇帝亲自过问，仍应由审判官处理。
刑部主事唐枢更是直言，李福达的罪行已经查清，按律当判死刑，无需再做其他延宕。
然而，恰恰是这番直言激怒了嘉靖皇帝，唐枢被罢官为民。
颜颐寿等人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进一步核实了前后审讯记录，但结果仍被嘉靖认定为疑案，对颜颐寿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颜颐寿等人一时间是进退两难，一方面担心继续维持原判，肯定会进一步激怒嘉靖皇帝，后果不堪设想。
而另一方面，如果推翻原判，又肯定要得罪一大批自认为是清流的官员，搞不好还得留下一个千古骂名。
时间到了嘉靖六年（1527年）四月，案件迎来了新的高潮。
嘉靖突然命令锦衣卫逮捕了曾负责案件的御史马录，并将其关押在镇抚司狱，同时召回参与早期审理的地方官员李璋、李珏等人进京受审。
面对皇帝的压力，刑部尚书颜颐寿还是选择了照直回答，声称李福达的谋反罪行已十分明确，他利用邪术蛊惑人心，若不将其处死，未来可能酿成更大祸患。
他直言：“哪怕杀了我，也不能让陛下误以为臣等欺君。”
然而，颜颐寿这次强硬的态度再次触怒了嘉靖。
嘉靖认为他与其他大臣结党营私、随意诬陷李福达，因此命令其“戴罪立功”。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颜颐寿等人仍坚持申请对案件再审，并对李福达与马录进行了当面对质，但证据和供词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颜颐寿再次要求嘉靖皇帝定案，谁知又被政治对手指责为“互相勾结，欺骗圣上”。
最终，嘉靖彻底愤怒了，决定将矛头指向所有参与案件的审判官员。
颜颐寿、侍郎刘玉、王启，以及多位都御史和大理寺官员先后被逮捕下狱，其中包括聂贤、徐文华、顾铋等重臣。
其他早前参与案件的郎中、御史等人也纷纷遭到逮捕，等待进一步的治罪。
第五章嘉靖六年八月，李福达案进入新的审理阶段，而这场审理可以说是一塌糊涂，越审越复杂。
嘉靖首先任命了桂萼、张璁和方献夫分别总管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事务，进一步加强对案件的控制，恰恰这三人也是当年大礼议中助力嘉靖取得胜利的几大功臣。
至此，此案的紧张气氛已经蔓延至整个朝廷。
话说一天，太仆卿汪玄锡与光禄少卿余才偶然议论此案，提到：“李福达案已经清楚明了，为何还要继续生事？”
谁知这番话就被密探汇报给了张璁等人。
张璁随即上奏，导致汪玄锡和余才被逮捕下狱，并遭受拷打。
因李福达案被捕的御史马录与大学士贾泳同为河南人。
贾泳出于关怀，写信安慰马录，结果信件不慎被镇抚司截获。
与此同时，嘉靖的特务机构还搜查出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大理寺丞汪渊、御史张英的私人信件。
嘉靖看了这些信件内容后，深感不满，将此视为“结党营私”的证据，贾泳不得不引罪辞官，张仲贤等人则被逮捕。
到了九月，张璁、桂萼和方献夫进一步迎合皇帝的意图，在朝堂上对马录等人进行公开审讯，并对他们施以严刑。
举报人薛良，秋后问斩。
马录最终屈服于酷刑，承认自己因私人恩怨而故意冤枉李福达。
张璁趁机上奏，建议释放李福达。
嘉靖在张璁的影响下释放了李福达，却对马录的“罪行”极为愤怒，一度想处以极刑。
张璁多方斡旋，马录才免于一死，但被判充军至南丹卫，其子孙也被连累，世代不得翻身。
负责再审的官员比如李璋等人因“故意判人死罪”被判徒刑四年，并需运炭赎刑；
会审官员聂贤、颜颐寿等因“虚报真相”获同样刑罚；
弹劾郭勋的刘琦等人因“弹劾不实”被判徒刑四年；
证人韩良相、石文举因“作伪证”被判杖责一百并徒刑三年；
山西巡抚江潮因“审判失误”被判杖责八十及徒刑两年。
第六章李福达案的所谓“终审”，并未真正画上句号。案件虽告一段落，但朝廷内外依然充满质疑之声。时人多认为此案未尽公正，“举朝不直”。
然而，由于“寅”“福达”姓名错互，身份之谜始终未能完全厘清。数十年后，案件突然迎来了新的转折。
隆庆二年（1568年）九月，都御史庞尚鹏在清理九边屯田的任务中，重新提起李福达案。
他在奏疏中提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白莲教头目蔡伯贯被捕后供认，以山西的李同为师，而李同正是李福达的孙子。
他们家族世代传习白莲教，妄称唐朝皇室后裔，以“天命”蛊惑人心。李同在山西被捕后，供认其父李大礼、祖父李福达皆是教派首领，传教与谋反世代相继。
这些供词与当年记录在《大狱录》中的内容完全一致。
庞尚鹏据此指出，李福达谋反之罪确凿无疑，但案中被牵连的众多忠臣，则是不折不扣的冤屈。
不久之后，嘉靖帝驾崩，首辅徐阶借此机会颁布遗诏，释放因“大礼议”和“大狱案”被囚的官员。
那些因案件受到迫害的官员，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压迫，终于迎来了迟来的自由。
隆庆三年（1569年），庞尚鹏再度为李福达案中被迫害的官员上疏，请求追夺郭勋及其家族的官爵，以示对郭勋不当行为的惩戒。
同时，他提议优待马录等在案件中坚持公正却惨遭迫害的大臣，借此树立朝廷的正气。
穆宗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并采纳。这些举措虽已错失当年拨乱反正的最佳时机，却成为后世官员深刻反思权力滥用、修复法治公信的重要一步。
结语李福达案跨越五十年，从最初的谋反案，到权力斗争的工具，再到后来家族罪行被坐实，其背后蕴含了深刻的历史意义。
清代史学家谷应泰指出，这场案件表面是为平反冤案，实际上是朝廷内部围绕权力关系展开的较量，涉及张璁、郭勋与台谏大臣的激烈对立。
郭勋、张璁因在“大礼议”中支持嘉靖帝主张，赢得了嘉靖皇帝信任，但也因此成为许多台谏大臣的目标。
李福达案爆发后，郭勋因与李福达交往而被指控为同党，台谏大臣借机弹劾他，试图借此案扳倒郭勋。
张璁则通过司法程序操作，力保郭勋，同时打压反对派。
谷应泰认为，郭勋虽然为李福达求情，但他更多是出于对炼丹术的兴趣，而非知晓李福达的叛逆行径。
以“连坐罪”严惩郭勋未免过于苛刻，仅追究他托人求情之罪已足够。
案件的反复翻案，不仅未实现司法公正，反而牵连了大量无辜官员，造成朝堂内斗加剧。
谷应泰感叹，如果朝臣们能克制情绪，在李福达被处决后再审议郭勋的行为，或许可以避免大量无辜者的受害。
然而，由于双方对立过于激烈，案件最终被复杂化，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波。
那么作为我们今人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则是强大的皇权使司法难以独立，嘉靖的频繁干预审判，司法成为巩固皇权的工具；
科举出身的官员虽有文化素养，却缺乏法律专业能力，导致审理粗糙，疑点未能厘清；
而过于激烈的言路风气让朝臣常以意气用事，未审先定罪，进一步激化了政治纷争。
案件的复杂曲折，正是皇权干预、司法失范与言路失控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李福达之狱》
高春平：从李福达案看明中期的法制状况
胡吉勋：明嘉靖李福达狱及相关历史评论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