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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理念的政策实施。在中国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中，七个中央部委和受中央委员会直接监督的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实施中国的风险管理政策。负责风险管理最重要的国家机构分别是国务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交通运输部的参与程度较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策制定者出台了一系列风险管理措施，逐步建立起了旨在加强国家安全的工具包。这些措施与上述七个安全理念中的其中一个明显相关，而这些理念与经济部门和商业有关，123 并可分为六个“类型”，总结如下。在被认为风险越来越大的环境中，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努力部分，六种“措施类型” 已被用于经济部门。这些措施包括：1) 自立自强/自主可控/供应链；2) 卡脖子/攻关；3) 境外资源利用/进口多元化；4) 杀手锏/锻长板/竞争新优势；5) 安全管理/审查；以及最近的 6) 涉外立法，以限制中国对外国压力的易感性。
类型 1：自立自强/自主可控/供应链（侧重于关键资源、零部件和商品的供应）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采取相关措施，减轻与过度依赖外国供应链相关的风险。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后，中国更加需要确保强化关键供应链的安全“可控”，特别是那些对实现中国全球产业竞争力目标至关重要的资源、零部件和商品。这些年来，在国有资金的支持下，中国已广泛采用贸易、投资促进和产业政策等手段，以强化其产业基础，构建高度融合的国内产业链价值链。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专门针对提高供应链安全水平和韧性的努力有所增加，包括在工业城市周围构建距离更短、更加集中的供应链。同时，还着力扩大能源、粮食和关键矿物等关键资源的国内生产储存能力，以期减轻潜在的供应链冲击。此外，中国政府还出台了相关政策，
激励战略性行业的在华外资企业将其生产线和关键业务职能本地化，从而将其融入中国的国内供应链。一些与本地化生产相关的政府采购指导方针（如 “自主可控”）已逐步颁布。这些指导方针鼓励中国公司，特别是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领域的中国公司，避免使用中国担心可能会被其他国家/地区切断的外国技术，同时对公司施压或激励其优先使用中国国内的供应商。欧盟商会成员（包括已经高度本地化的成员）报告称，相较于中国国内的竞争对手，这会让他们处于明显劣势。在一些领域，也一直在实行依赖于本地化生产或合资企业要求的选择性市场准入。在一些被认为对中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政策制定者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或措施，发布了明确指令，要求使用中国国内零部件和技术替换掉外国的零部件和技术。
例如，对于信息技术硬件和医疗器械行业，已出台将外国参与者排除在外相关采购规则。中国还寻求促进本土企业发展，努力填补供应链关键空白，减少对外国公司的依赖，甚至取代外国公司，包括通过采取“隐形冠军”政策等举措。这项政策为选定中小企业提供补贴、税收激励和市场准入特权等支持。截至 2022 年底，在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 8997 家中国国内中小企业已从该举措中受益，这些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国家规划者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类型 2：卡脖子/攻关（侧重于“卡脖子”技术）。中国已经设定了广泛的政策目标，力争在对中国产业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采用自主解决方案，减轻因已有的或潜在的从西方国家获取关键零部件和技术（如半导体和先进制造设备）的限制而导致的供应短缺风险。对于中国从国外进口的所谓“卡脖子”技术，有关方面已给予了特别关注。虽然“关键”和“核心”技术一直没有确切的定义，但提供了一份包含 35 项关键技术的半官方清单，这些技术由科学技术部旗下媒体机构《科技日报》确定——如果这些技术的获取被贸易合作伙伴切断，则“有可能会限制中国的产业发展”。还概述了这些技术受制于美国政策工具的程度。中国 2021 年提出“新型举国体制”概念，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应对此类技术瓶颈的方法。
该概念本质上引入了一种自上而下、国家主导的模式，通过统筹和集中不同产业和地区的力量及资源，力争在这些关键技术领域成功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研发成果。中国欧盟商会指出，虽然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参与支持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和研发活动，但中国的“新体制”在财力、物力和知识资源方面所提供的政策支持的广泛性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以半导体技术和制造为例，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分析显示，从 2014 年至 2021 年，中国国家支持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和 15 个地方政府基金宣布共投资了 730 亿美元。另外，中国还通过政府拨款、股权投资和低投资贷款，提供了超过 500 亿美元的额外融资。相比之下，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欧洲芯片法案》分别划拨了 527 亿美元和 158 亿欧元的支持。
类型 3：境外资源利用/进口多元化。中国不可能通过建立和加强本地供应链、促进国内企业技术升级来完全消除对外部资源的依赖。中国始终存在需要从海外进口所需的某些商品和零部件，这一点在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后更为明确。中国将保障海外供给的工作重点放在确保原油、天然气和铁矿石等关键自然资源的外部供给，包括在海外采矿和精炼方面进行重大投资，有时依托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框架。根据复旦大学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的数据，2023 年上半年，仅在矿业和金属行业领域，中国的海外投资和新签合同就超过了100亿美元，目前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采矿业中，中国的投资者也占据主导地位。此外，中国还一直力争促进关键资源的实物运输路线实现多样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轻诸如马六甲海峡等咽喉要道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类型 4：杀手锏//竞争新优势（针对成熟技术和战略性新兴技术）。中国既确定了中国已经拥有优势的成熟技术，也确定了用以支持国内企业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战略性新兴技术。重要的是，该既定目标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成为全球领导者，也是为了增加全球供应链对中国技术的依赖，以期增强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促进中国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和通信设备等成熟技术的进一步升级。例如，中国的《“十四五”铁路科技创新规划》旨在进一步提升中国高铁技术在速度、安全、数字化和脱碳方面的水平。其目标是到 2035 年成为“全球铁路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中心”，并提高“中国在全球铁路创新和制度设计中的影响力”。
作为早期的例子，科学技术部与中国最大的国有铁路机车车辆制造企业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启动了一项研发计划，旨在制造时速 400 公里的世界领先高速列车。该列车专门针对国际路线设计，可以在国际铁路不同气候条件、轨距和供电标准下运行。列车原型于 2020 年制造完成，并在随后开展了一系列轨上实验。中国中车表示，新开发的列车可能适用于全球 90% 的铁路网，并将使中国的技术和标准能够参与全球竞争。除了高铁，中国还通过建立国家实验室和组织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统筹研发资源，以支持国内企业在其他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氢能和量子计算。继中国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将量子技术发展列为优先事项后，至少已发布 21 个省级“十四五”规划，规划内容非常详细，旨在支持量子技术在地方层面的基础研究和实验应用。
类型 5：安全管理/审查（侧重于治理敏感技术的开发与运用）。为了降低与敏感技术可能被滥用或武器化的相关风险，中国加强了行业治理。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在网络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最为突出。对于发展生物经济，确保这两个领域的安全是关键要求。对于网络安全，中国已经实行了严格的数据法规，旨在减少敏感领域（如政府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金融系统）对网络相关风险的暴露。已建立网络安全体系，对软件和硬件的安全使用进行审查和评估，并根据《网络安全法》设定的指导方针和标准以及国家网信办发布的其他法规加强跨境数据传输的合规要求。中国还通过跨行业政策指导，促进保护关键行业使用的关键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并在一系列行业法规中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减轻风险最常用的措施之一是对拟用于关键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安全审查。例如，自 2021 年起，提供此类产品和服务（包括电信、政府和交通等信息基础设施部门使用的服务器、存储设备、数据库和云计算服务）的公司，有义务完成强制性网络安全审查。在生物安全方面，中国制定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旨在确保生物技术的安全开发和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法规是《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立了国家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评估与生物技术研发相关的风险等级。任何被归类为较高或高风险等级的研发活动都只能由中国实体开展，而且只能在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未完待续】请继续关注下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