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增植： 黄叶飘如蝶，青冥逝不遐辜鸿铭先生可谓博学了，他曾不可思议地获13个博士学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奇才，想来他佩服的人怕是不多，但他却说：中国自古以来有三大聪明人，即周公，纪晓岚和沈增植。前两人就不用说了，是中国人都知道，但这沈增植是何人，对此，我常爱用几无人知这个词，但对沈增植来说，可以说是根本无人知道，但这不包括一类人，即书法家及资深的爱好者。网上一查这沈增植的信息，除了官方的点滴简介外，全部是一大堆有关他书法拍卖、价格方面的资讯，对他的生活轨迹介绍那是根本无踪迹可循。沈曾植，字子培，号巽斋，浙江嘉兴人，清光绪年进士，曾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江西广信知府、安徽提学使等职。他是沈维鐈之孙，蒙元史地学者、书法家、史学家、同光体诗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以“硕学通儒”蜚振中外，“于学无所不窥”，他也是朴学宗师。被誉称“中国大儒”。

他的祖父沈维鐈曾是清廷的工部侍郎，名气不大，当然也就更没几人知道了，但他有个学生可是大名鼎鼎，那就是晚清重臣曾国藩。在这样一个家庭熏陶下的沈曾植，其国学功底是可以想象的。书法于沈曾植来说当是余学，他并没有刻意习之，王蘧常先生在《忆沈寐叟师》中称“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然刻意经营，竭尽全力，六十四岁后始意写字。至七十三岁去世，用力极勤，遂卓然成为大家。”我对书法自是没甚研究，那一堆的赞誉之词也不太弄得懂，但我知道康有为的书法是当时没几人能比的，况且他为人高傲，特别是书法，那是没几人能入他的法眼，但有一次他同沈曾植谈论书法时，因为嫌弃康有为太爱说大话，沈曾植对他这个曾改写中国历史的小弟康有为说：“你再读十年书跟我谈书法还差不多!”康有为也不恼火，只是“惭而退”。

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墓志，章士钊原想请康有为书写，一贯自视甚高的康有为婉拒说：“寐叟健在，某岂敢为？”最后是康有为撰文，沈曾植书志，可见他在康有为心中的位置。沈曾植著作等身，在学术的各个方面都有建树，他治学严谨博大，综览百家。后专治辽、金、元三史，于边疆历史地理及中外交通史事，开辟前人未窥的新领域，潜心研究古今律令，亦有独到成就。王国维称赞他为“学术所寄”“邦家之光”他的成就特别突出的是对我国边疆地理，尤其是西北地理的考研上，他所著的《西北舆地考》，那是弥补了我国历史地理的一个空白，在“种族不易知，疆域不易考”的艰难情况下，他对地理沿革进行了开创性的探讨和发掘，并对十五种史地书籍作了校注或笺证，被后人称为是一种“发前人所未发”的治学工程。

沈曾植在仕途上的作为可用乏善可陈来形容，他在清末官至安徽布政使，虽也位列封疆大吏，好像也并没什么出彩的政绩。但在那风云激荡之时，又似乎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是以配角的形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自然现在是没几人能知道他大名。然而，同康有为、徐世昌一起办强学会有他；义和团事起，同李鸿章、刘坤一密商东南互保也有他。后来他还被奉为上海南洋公学，也就是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五任校长。他的思想其实还不算很保守的，他去过日本考察过学务，接触了许多的新思想；他对伊藤博文的宪法理论就相当欣赏，并称赞这是“冶新旧思想于一炉”。即使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有人对新政的后果忧心忡忡，而熟读律法的沈曾植在1901年写给张之洞的信中提的四条建议中仍强调“奉行新政”。因此说他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似乎并不恰当，他在《海日楼诗集》中自喻：“道情拯溺平生意，岂问迂儒抱一经。”

如果说沈曾植的政治生涯乏善可陈的话，那么最值得一书的当是他参与了张勋复辟，他“间关北行，参与其役”，授学部尚书，他同康有为一样，是复辟的积极策划和推动者，最后也同康有为一样，遭到了全国通缉。世人都将康梁一党说成是保皇派，但却不知，这保皇同保守是有根本区别的，皇帝是要改革的，其实太后老佛爷也是想改革，不然就不会派什么武大臣去西洋考察了，康梁他们要的只是君主立宪，行西方议会体制，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将他们统统划归清朝的遗老一列，还是不甚妥当的。我总感觉这遗老一词是带有贬义的，其潜台词是怀念旧朝，抱残守缺。每当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总有这么一帮人，同新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对这帮人的看法因所在立场的不同，会得出大不一样的结论。

同样是不合作，感觉民国还不如以前的大清朝，沈曾植便被认定是遗老；但如顾炎武和王夫之这些人，却没人将他们看作是明王朝的遗老，他们另有专用名词，叫遗民。这一字之别无异云泥，高下立见。但不可否认，沈曾植还是有遗老情结的，当新起的民国在他们心中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时，那刚逝去的王朝就成了他们心中相比较的依托，而所有的不满集中起来就会转化成对旧朝的怀念。他在诗中说：“意尽虚空都粉碎，道亡歌哭倍绸缪”“九日登高有故常，不知何处是故乡” 不知故乡是一种无家的感觉，明面上是说他找不到家乡感觉，而实际上是对旧王朝的留恋情结。沈曾植与康有为交往密切，曾为其发动公车上书出谋划策，但在行动、性格上两人又颇多不合。沈曾植在思想上比较务实，又兼有儒家学者的风范，主张循序渐进，反对狂飙式的社会变革。他曾劝翁同龢开学堂讲新学，主张开设银行，开矿挖煤，派遣留学生，办造枪炮厂等等，均是赞成新政之举措。

人说老了怕过73和84两个节点，好像是同孔孟两个圣人的年龄相关。1922年沈曾植在73岁时，似乎就隐隐地意识到大限将至，他在给康有为的一首诗的跋语中说：“余病益甚，岁不吾与矣”，一语成谶，十月初二这天，他神情特定，写下他“梦境极佳”的一首诗后离去。诗的开头就是一句“黄叶飘如蝶，青冥逝不遐”，连他的梦里都是凄凉秋风，把黄叶刮得纷纷扬扬地漫天飘落，这秋景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预示了他肃杀的结局。他的一生经历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张勋复辟、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见证了晚清时期所有的重大事件及政权更迭。在思想上，他虽然不算保守，但他的准则是谁对民众好，谁就是好政府。

王国维称赞他的成就足可比肩顾炎武；日本近代汉学开创者内藤湖南称他为“通达中国所有学问的有见识的伟大人物”；俄国哲学家卡伊萨林称他是“中国文化之典型”“中国之完人”；清文人金蓉镜称其草书“三百年来第一人”；沙孟海赞其书法“游龙舞凤，奇趣横生”……生前盛誉，身后寂寞，“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他对后世如何看待他是早有预见，他在学术史上的成就是有着“难与君说”之慨，但他生来就是个做学问之人，也许这时的他对于参政的种种是非早已看淡，皆成过眼烟云，他就这样落寞地走了。但在市场经济活跃的今天，他的余学，也就是书法却给他带来极大的声誉，作为“帖学”的殿军人物，其作品是大行其道，这点想必是他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