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毛主席曾这样评价他：“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能获得毛主席如此高赞誉的人，真是不多见。作为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他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里有一个让人迷惑的地方，在1913年熊希龄担任总理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其实还有三任总理，即唐绍仪、陆征祥和赵秉钧，但前三者皆由总统任命组阁的总理，而熊希龄则是真正的由国会选举的总理，所以，有人说他是民国第四任总理也对，但说他是第一位民选总理更准确，总理嘛，当然要民众选举才作数嘛。
湘西的凤凰古城风景秀丽、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作为一历史文化名城，凤凰不仅山川秀美，而且人才辈出，这在全国一个县级小城中是绝无仅有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清道光二十年至清光绪元年，这短短的36年间，这里就涌现出提督、总兵这样的高官百多人；民国时，凤凰出中将7人、少将27人。当代以来则涌现出一大批将军、高级领导干部、作家、书画家、工艺美术家。如著名画家黄永玉，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沈从文，当然还有着民国第一任民选内阁总理、政治家、慈善家、教育家熊希龄。
熊希龄，字秉三，号双清居士。湖南湘西凤凰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民国第一任民选的国务总理。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1937年在香港逝世，享年68岁。当时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
湘西真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一方面是民风彪悍，另一方面却又注重学识，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创建湘军时，就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便训练士卒”，所以在湖南，讲教重学蔚然成风。
熊希龄虽然出生在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世家，但其父很早就让他在沅州府芷江县求学，据传，他“闻一知十”，因为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他被誉为“湖南神童”。
他14岁中秀才，21岁参加本省乡试，以第19名高中，阅卷官对他的评语为“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这时，熊希龄是弱冠年华，才名一时誉满三湘。三年后便高中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不折不扣的湘西凤凰。
此时的熊希龄本可以前途无量，但他却参加了湖南新学，担任时务学堂总理，也就是校长。梁启超在湖南讲学，具体事务全由熊希龄操作。他招聘变法派的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任教员，时务学堂成为维新变法的前沿阵地。他还创办了湖南的第一份报纸《湘报》，以此来推动变法维新。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他因偶然原因晚到京而逃过一死，却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严厉处分。沉沦七年，只能读书兴学，在办实业，积累资产的同时，也成为当时难得的西学通和财务专家。
后来他受到湖南巡抚赵尔巽的器重，以参赞的身份随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在立宪运动中，熊希龄沟通于清政府大员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和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等人之间，想以立宪变革替代革命。
武昌起义后，他先是担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不久因与外国银行交涉借款，遭到抨击，被迫辞职。调任热河都统。任职期间，他整理了热河行宫的遗物，运到北京。为了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挑选了部分文物字画，卖掉以补充国库。于是不少人谣传说熊希龄私盗国宝。
第二年，经国会选举通过，熊希龄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任真正民选的总理。他组织内阁，包括梁启超、张謇等名流，因此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期间，制定了民国第一部宪法。
在民国初年的那一段时间里，党争激烈，谁在台上执政都是很难的，时间都不会长，真正是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局，熊希龄在台上仅半年多时间，不满之声渐起，反对党抓住热河事件不放，一口咬定他盗劫国宝，熊希龄百口莫辩。于是辞职卸任，逐渐退出政坛。
其实，这国宝一事本是无中生有，真正的原因是他在袁世凯当政之时，副署袁解散国民党的政令，这让他处于同势力渐盛的国民党对立之不利局面，尽管熊希龄的内阁人才多多，也多有作为，虽“饱尝忧患”，但“受人愚弄，被人排挤，以洁身而遭侮辱，以善因而得恶果，直视政治为罪恶，社会为蛇蝎”。
辞职后的他厌恶政治，唯愿在“闭门终养”中度过余生。如果真这样，他只能以失败政客留名青史。但1917年河北境内天雨连绵，山洪暴涨，五大河溃漫，灾民逾六百万，为“五十年来所未有”。这一突发事件翻开熊希龄人生绮丽的新篇章。
熊希龄积极加入了顺直救灾。他感慨“出仕十余年，从未直接为民做事”，乃允出任京畿水灾河工督办，为赈济灾民、根治水患费尽心力。此后在筹赈五省旱灾、筹赈湖南兵灾水患，以及救济京师贫困老弱，组织世界红十字会，他都积极参与，建立甚多。当然最重要的是成立香山慈幼院。
他看到持续战乱和天灾，使许多幼弱儿童无家可归，更遑论教育，于是他动用各种资源，征集善资，建立香山慈幼院。他以自己的人格精神和工作实绩，得到公私各方支持。
他自任院长，收养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他邀请蒋梦麟、胡适、李大钊、张伯苓等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帮助慈幼院办教育。他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曾拥有婴儿教保院、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多种慈善实体。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将个人所有的资产全数捐献社会，在北京、天津、湖南开办十二项慈幼事业。总计大洋二十七万五千元，白银六万二千两，且全部说明收入来源。
如果大家对这笔资金数量没感觉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当时的物价，当时一元可开一桌酒席，三元可为住家保姆一月薪资，可知他捐款之巨大。这种倾家资全部付予慈善之行为，古今均属罕见。
熊希龄除了全力做慈善外，在民族大义面前也是一个大写的“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熊希龄深感“国难临头，已及眉睫”，若不奋起抵抗，“国亡无日”。将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起来，以自己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抗日救亡乐章，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他致电军方，要“集社会资力，共商抚恤遗族办法。凡殉难将士之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抚恤，均为设法照料。其无父母之子女，则尽收入各慈幼院及其他孤儿院为之教养，以慰忠魂而励将士。”认为这是“国人后死者之责，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
长城抗战，他率长女及救护队亲临前线，臂缠红十会袖章，白髯飘飘，慰问演讲，激励士气。行前更自书圹文云：“国难方殷，余当以身许国，马革裹尸，或遂其志。”做好牺牲的准备。
淞沪战起，他从青岛迁沪，表示“国难当头，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良心所安”。乃设临时伤兵医院四所，难民收容处八处，医治伤兵八千多人，收容难民两万余人，日以继夜，劳心劳力。
及至南京沦陷，熊希龄方离开上海，到香港仅一周就因旅途劳顿，加上国都沦陷的刺激，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结束了他从湖南神童到内阁总理，从维新变法到抗日救亡传奇的一生。
蔡元培先生亲笔为熊希龄书写墓碑，并撰联高度赞扬熊希龄，投身抗日救亡的壮举，联曰：“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熊希龄一生行善，他无疑是近代中国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现在，做好事的成本高了许多，而这做了一辈子好事的民国第一任总理，也似乎离我们渐行渐远。
现在知道和记得他的人已是不多，尽管凤凰古城是将他的故居作为重要之名片，但，游览之人是不会把去他的旧居抒怀念之情列入游程的，他的声名远不如那离个婚就有千万人关注的王宝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不知这是观念的堕落还是国人的悲哀！
熊希龄逝世后一直沉睡在香港，直到1992年他的遗骨才归葬北京。在归葬仪式上，雷洁琼代表中央作了讲话，充分肯定了熊希龄的历史功绩：“熊希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旧中国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
写到这里本应结束此文了，但总感觉意犹未尽，现敬录他登香山，遥望东三省，感到“国难亟矣，内讧不息，外侮纷来，暴日恣睢，国将不国”时写的一首《满江红》作为此文之结尾吧。
锦绣山河，亘千里，晚霞明灭。悲不尽，群儿嬉戏，火焚安宅。栋析榱崩侨亦压，覆巢碎卵何消说，算只凭，铁血是英雄，俾斯麦。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有男儿几个，懦夫千百。廉颇犹能夸健饭，马援不惜裹尸革。看纷纷，红雨滴苍苔，苌弘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