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能看的历史电影不多，印象最深的有两部，一是《甲午风云》；再一是《林则徐》了。除了主人翁外，前一部中记住了刘步蟾，后一部则记住了琦善。
印象中的琦善，结结实实地坏人一枚。尤其是他从官轿上下来时，那一副趾高气昂，目空一切的作派，一看就不是个好人。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查办林则徐并同英人议和。不但将林则徐的战备防御裁撤一空，还擅自议订《穿鼻草约》，允许割地赔款。最终导致香港被割让，是一个大卖国贼。
这个印象一成不变地在脑海中沉淀多年，随着后来读史渐进，似乎对此人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因为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绝对不能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和逻辑思维来定性，而是要将其放在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中，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他们的言行来判断。如果脱离了其时其势，那只能得出一个不准确的结论。
琦善，字静庵。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袭侯爵。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官至大学士。在河南和山东地方任上，镇压汝宁和光州以及临清马进忠等反清起义。1831年任直隶总督。1839年破坏禁烟运动。次年鸦片战争爆发，及英舰北犯天津。他以钦差大臣赴广东议和，裁撤战备。后被弹劾遭革职。不久复起，任驻藏大臣，升四川总督等职。太平军兴，又被授钦差大臣防御太平军，组江北大营，督办江北防务，威胁天京。次年，病死军中。
以上是官方对他的简介，他最大的标签是“投降派”和“卖国”，至于镇压农民起义一说，按现在的看法，大家不会太苛求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对一切想推翻朝廷的集团，必倾力镇压之。曾国藩如此；林则徐如此；岳飞岳王爷一样如此。
琦善是根红苗正的满清贵族，不然也不会被“荫生授”了，他是不用象那些由科举而庙堂之人，一点点地往上爬。他世袭的是一等侯爵，十六岁就当了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副司长。不到三十岁便成为道光朝的封疆大吏，后来还成为同级别中最高的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是朝廷中引人注目的一品大员。
他所处的道光朝正是烟患猖厥之时，朝中有所谓驰和禁两派，就如同战时的主战及主和两派一般，大家都是需要站队的。但是，严格来说，主张严禁的自是以林则徐为代表；而真正意义上的“弛禁派”却并未形成，道理很简单，烟患的严重性从皇帝到民间都看得明白，都有禁烟的要求，谁也不敢明晃晃地提出放任自流的建议，只是在如何禁，以及时间的缓急上有自己不同的看法而已。
因利益趋使，各级官员对禁烟都是流于形式。琦善其实从一开始对禁烟还是持积极的态度，他在主政的天津开展禁烟运动，查获烟土 15 万余两，在全国排名第二，远高于林则徐主政的湖北那区区2万余两。
道光禁烟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不然他不会委派林则徐去广东禁烟。但是基于对世界形势的认知几乎为零，而天朝上国的固有观念亦在作怪。所以，在道光心中是希望用闭关锁国的方式解决问题，是希望既要禁绝鸦片，又不要挑起边衅，这是道光一相情愿的想法，也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林则徐的命运在他走出宫门时就决定了，随着英军北上，威胁京城，这时的明眼人都知道这洋夷太利害，打是打不过的。在罢免了“惹祸”的林则徐后，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南下广东。不过，他想完成道光给他的任务，怕也是异想天开，因为“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这应该也同林大人的命运一样。用一句前一阵子时髦的电视台词就是“臣妾办不到啊”。
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对此琦善是有清醒认识的，因为他在天津是看见过那“船坚炮利”的阵仗，所以“议和”是他心中的根本，这也同此时道光的“抚”策相合。但是，英人的开价实在超出了他的预期。
琦善最大的罪名就是所谓“私割香港”，这个早就被人证明是不实之辞，在此就不冗述了。毕竟他是超出权限，答应选个如澳门一样的地方“寄寓泊船”，结果被英人利用，从这点来说，尽管不是他的初衷，但他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在国人眼中，主战就是坚贞不屈，就是维护国家利益；而主和就是妥协投降，就是卖国求荣。这是融入血液的观念，特别是在宋时尤为突出。一说岳飞主战便一片地赞颂；一说秦桧主和就万世不耻。没人对一味喊打的翁同龢说个不是，只有对避战求和的李鸿章连天漫骂。至于结果，那不是人们所关心的。所以，这琦善主和当然是要背上“卖国”的罪名了，哪怕他是按照皇帝旨意办事。
琦善在禁烟这一事件中的结局比林则徐还要惨，他是不仅被革其职，还被锁拿进京，收监审讯。不过后来很快又被启用。这大概是皇帝也意识到，琦善实际上是替他顶了雷，干了他想做而不敢做之事的缘故吧。
我总是觉得，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不干好事，一心想卖国的。但在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中，如秦桧，如李鸿章，也包括这琦善，他们似乎天生就是以卖国为已任，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坏事做绝。他们是“卖国求荣”的一帮国贼。
如果仔细想想，这些人要“求荣”，要升官发财，似乎有些说不通，他们都是当朝一品大员，想升官还能升到哪儿去？难道还想当皇帝不成？至于发财，这个也不成立，没有一个能说求和后他们得到了多少好处。但这琦善的罪名中还真有这一条，叫作“贿和”
而我是不太相信这点的，想那琦善乃百年大族，经年不衰，自是富足。不可能为那几座自鸣钟、几件洋玩意儿就去卖国，这也太小瞧了琦善吧。
台湾著名学者蒋廷黻先生对琦善有个评价，他认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
这应该是我看见迄今为止对琦善最高的评价了，准确与否不得而知，但的确是颠覆了以前我们对此人的固有印象。依我的看法，这个评价有点高了，他只是对外来势力入侵的严重性看得比较透，这其中是否有畏葸之情我吃不准，但他敢于置“天朝上国”的观念于不顾，说真话，而不是一味地对上欺饰，这点是应该肯定的。
总体来说，他是一个有政治才能和外交智慧，却未能突破封建传统智识藩篱的满清贵族；是一个有眼光，有想法，却无法摆脱传统的务实旧官僚。复出后他也没有对中国的变革做出任何有益之事，就这点来说，他当时的议和，也可以看作是避战，也许就是一种苟安，而国体之损那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于事无补。
我无意在此为琦善作什么翻案文章，但将他作为林则徐的反衬，将“卖国”这样泼天的大罪加在他身上，的确是有点冤枉他了。因为，实在是找不到他为何要将对他世代恩宠有加的泱泱大清，卖给一个连地处何方都弄不清楚的“化外蛮夷”？
可以设想，大清国如果一直重用如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这样的主战派，是否就能把天朝之梦继续地做下呢？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林则徐被罢免对他本人来说实际上是幸事，让他落得个“民族英雄”之称号；倘若让他一直在广东，或者主持全国战事，那结果会是如何呢？也许会被冠以“误国害民”的帽子吧。尽管我知道这个断言很是刺耳。从这个角度上说，琦善不背黑锅谁背，难不成让皇帝来背吗？按此逻辑推论，他成为“卖国贼”也就成为了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