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南昌商会的历史和轶事

前言： 该文是民国南昌工商界老人徐少相先生于1963年7月完成的遗作，徐少相在旧南昌商会工作时间甚长，情况熟悉，掌握材料全面，后人整理发表于【南昌文史资料汇编】。本文做了局部节选。 刘翰林第一个上台 南昌市商会成立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华佗庙建立会所，定名为江西商务总会。当时举国上下，都有要求维新的呼声，资本主义经济已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内部逐渐胚胎，商会组织极为社会各方面所重视。 江西商务总会即南昌市商会，便推举翰林刘景熙(灏如)为总理(职位与藩、臬平行，只对抚院用禀)，另设协理。总理、协理均由钱庄业出选。商会自有组织以来，不分地区，其主持人历来均为钱庄业所操纵。绸布业、土布业、银楼业、以及纸张、瓷器、中药等行业，虽属重要，但至多只能被选为付会长或常委。由于地方筹款，军队筹饷，只有钱庄业登高一呼，才有实力立办。 商务总会内部组织设会董若干人，名为“增进工商业之公共福利”，事实上只有大行业才能当选为会董，小行业、小商贩是一向在商会没有发言权的，商会实际是为“增进大行业大资本家之公共福利”。凡是较大的行业，都建立了各自的会馆，如钱业会馆、洋货业会馆、米业会馆等等。 民国成立，江西商务总会在万寿宫隔壁合同巷内建起了一栋大厦，于是总会便从华佗庙旧会址搬迁过来，并改组为“江西南昌总商会”。采用正副会长制，设正副会长各一人，下设会董七十余人，名义上按七十二个行业分配，实际仍是就较大行业协商分配，小行业在商会中仍然没有地位。 大钱庄老板独霸商会 自从刘景熙担任商会总理以来，人事变迁，相当复杂，而以曾平斋一任声望较隆。曾平斋开设寿昌钱庄，此后任会长者，如福慎安钱庄的龚梅生，元丰祥钱庄的涂松园，阜通祥钱庄的章润斋，庆昌成钱庄的卢馥窗，德昌祥钱庄的张继周，祥丰钱庄的徐瑞甫，义昌仁钱庄的余建丞，协余银号的余洁吾，源源长银行的陈卓堂。转来轮去，都是钱庄业十八罗汉，充分说明了正会长一席，非钱庄老板莫属。 市商会有这样一句话：“金融为百业枢纽”。付会长一席，如益和缎号的罗朗山，胡源兴银楼的胡敏堂，布业工艺局的曾金三，罗洪泰中药号的罗文清，以非钱业而任付会长者确实寥寥无几。小行业能得到个把会董，就算是三生有幸。 这时，在总商会的基础上，各行业原有会馆，一律改称××业公会，仍采用正付会长、会董制，各县市镇商会联合组成赣省商会总事务所，附设于总商会。 办商团、设夜校 1926年大革命、北伐军攻克南昌，总商会依照新商会法改组为江西省南昌市商会，由会长制改为委员制，设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分别处理各项事务，起初有主席委员卢馥窗、徐瑞甫、王明选三人，常务委员张继周、岳景清、徐槐青、付锦元，梁兑石、李伯琴六人。 分设总务、财务、商事调解三科，财务科之下设财务委员会，管理会费的收入与支出；商事调解科下设商事调解委员会，继总会时代的公断处，主持商事纠纷的调解，如东客租赁纠纷等，并兼办法院委托的鉴定、清算等事宜。 南昌商团组织是商人组织的自卫团体，它的任务是辅助军警，维护市场秩序。自卫团的组织，上为团，下分队和排，团长由商会委员投票选举之，团员一律发给枪支，后因广州有商团之变，帮助陈炯明叛乱，因而自卫团的枪支，便被收缴回去，南昌市商团乃改称商团救火会，后一再演变为“南昌市商会救火总部”和“南昌市商会救火总会”,置有消防水龙，协助公安部门的消防队组织，担任市区救火工作。 不久，市商会在西棉花市救火总部原址，募得一万二千元，建造钢筋水泥瞭望台一座，以代替原来的木架瞭望台，同时也代替了钟鼓楼的敲钟任务。与此同时，市商会还在三道桥，即现在南昌二中门口，计划建造标准钟楼一座，并向上海办来巨型标准钟一架，后因抗战军兴，搁置下来，钟亦不知去向。 市商会在余建丞任内，资本家为了给自己培养一批懂得商业会计的人才，开办了南昌市商会商业夜班学校。校长由余建丞兼，教务主任姚肖廉(子介)，校务主任余守真，夜校内部行政工作由雷武球担任。 同市商会唱对台戏的一些组织 南昌市商会的主席委员，是由选举产生，因此每届选举，争夺极为激烈。有的利用金钱，收买选票；有的利用权势，操纵“选举”,每届落选的大老板，因为既抹了面子，又损失了金钱，乃另立门户，与市商会对立。 如1914年，有落选的涂松圜，罗朗山组织的驻赣商帮协会，与曾平斋、龚梅生领导的总商会相对立； 1934年有徐槐青，梁召南，杨芹芗等勾结国民党中央社新闻记者王效平、和曾剑东等组织的商情研究社与徐瑞甫、万竹村等领导的市商会相对立； 1947年有周友端、王明选、王名鼎等组织的南昌市商社与余洁吾领导的市商会相对立。另外，资本家为了收买选票，还到处拉拢，·操纵“民主”,建立一些小集团，于是有1934年的徐槐青、:杨芹芗、邹肯堂、梁仁道，梁召南、张子藩，梁兑石等组织的“十兄弟”; 1947年有余洁吾，余厚基、余守真三人为首组织的智囊团”,以及1934年一直传下来的集各行各业重要人物之大成的星期六聚餐会，这些组织大都是运用请客吃饭等方式作为手段，来进行笼络和拉票。 熊式辉插手、余建丞上台 熊式辉来江西任主席，因欲图报余典臣(余建丞之兄)资助他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恩德，加之，熊式辉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任内，又同余建丞大做生意，装满了腰包，所以对余建丞别垂青，他来到江西后，就示意余建丞从上海到南昌来发财。 但余建丞在南昌没有什么根基。当1936年余建丞竞选南昌市商会主席，同他唱对台戏的是靖安帮德昌祥钱庄老板张继周。 由于张继周在大革命时期，鉴于军阀邓如琢的军队，在街上横行不法，岳思寅唐福山、张凤歧纵兵轰淫抢掠，一时人心惶惶，张继周以商会会长身份，挺身而出，筹款维持地方治安，对社会有一定贡献，而付会长胡源兴银楼老板胡敏堂，平时夸夸其谈，战时逃匿不出，不顾大局，不问会务，不垫款子，张继周独力支撑，相形之下，张继周颇得商民拥护。 当南昌总商会改组市商会开始，商民均拥护张继周竞选。但张继周时运不济，1932年第一次竞选时，遇到了江西裕民银行付经理曾庆嘉(南丰人)同他唱对台戏，而纸业公会主席徐槐青为力图打破钱庄垄断商会的旧传统，也出来参加竞选，结果、张继周、曾庆嘉、徐槐青三人弄成鹬蚌相持的形势，反使徐瑞甫坐收渔人之利，成了主席委员徐瑞甫，常务委员张继周，曾嘉庆、徐槐青的局面； 第二次，1934年改选，张继周再遇劲敌徐槐青，干脆放弃，徐瑞甫蝉联商会主席。成为主席徐瑞甫，常委徐槐青，杨芹芗、梁仁达、万竹村的局面； 第三次，1936年改选，张继周却遇到了“熊拐子”想要一手提拔的余建丞，以堂堂省主席之尊，要栽培一个市商会的主席，原不费吹灰之力。 但是南昌商人却不甘屈从，仍一致拥张出选，这样就激起了熊式辉的恼怒，当熊式辉得知张继周拥有600张至700张选票，比余建丞多100多张选票，竟急忙下令，不准开票，将票箱封存省党部，用省党部省政府名义，强轰民意，圈定余建丞为主席委员，余守真，朱明孙，周晋叔、岳景清为常委。 王德舆的崛起 1943年，江西全省商会联合会在临时省会泰和改选，余建丞自然想染指省商联会主席，余洁吾、周子实也不甘寂寞，并起展开竞选活动。 时梁栋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曹浩森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彭程万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余建丞自以为后台硬，声望大，可以予取予求。 不料同余建丞唱对台戏的王德舆，竞选手段，远比余建丞，余洁吾等“高明”十倍，原来王德舆身边有一个智囊团，余守真，王序灏、涂聘侯、周杨禅、陈卓堂等都是出谋献策的人物，尽管王德舆在江西商业界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可资历尚浅，但由于他长袖善舞，触角多，商业网遍布东南半壁，经营得法，一时江西省的党政官僚，大半被他拉拢或俘虏。 当省商联开会时，便由泰和源源长银行把泰和市区的全部小包车包下，把各县市代表用包车接进送出，同时，把泰和市区的旅馆、餐馆也全部包下，让各县市镇出席会议的代表食宿都不花钱，全归源源长开销，各商会代表整天花天酒地，其乐洋洋。 对比较接近并且能够代为拉票的代表，则更是恭敬备至。 如梁仁道一到泰和，陈卓堂即送给六百元给梁缴纳大会报到费。至于省党部，省政府，省参议会以至各厅处领导人，金钱上如有所需，源源长银行均有求必应。王德舆这样大刀阔斧，当然会博得满堂彩，余建丞因而一败涂地，不得不偃旗患鼓，甘拜下风。 王德舆遂一跃而为省商联会的主席，从此一帆风顺，更加施展手腕，进而竞选“国民参政员”及第二届“国大代表”,均如探裹取物，得心应手。 王德舆之所以成为一时红人，还应追溯到他的同乡，也是他的干将费子登对他的献策："有钱还须有权，有权而后能赚更多的钱，也只有有了权才能让别人多尽义务多出钱，自已少尽义务少出钱。”王德舆就是把费子登的话奉为金科玉律，才使得他自己名利双丰收的。 胜利复员后的码头顶脚权问题 抗日战争结束，南昌市商会于1945年10月由宁都迁回南昌，恢复活动。首先由各业商号向顺民清还店屋所有权。 南昌市商店在旧社会一贯拥有码头顶脚权，所谓码头是一家商店在某地段开设多年，即取得在该地的码头权利。 例如：绸布业码头权一向落在洗马池、杨家厂及臬司前一带，纸张业码头权在书街，书店一向在磨子巷，油行一向在油行街，寿木店一向在高桥，棕麻篾货业一向在箩巷，小木店一向在新巷，水果店在水果街，鱼货店一向在干鱼街……。 它们在各个地方取得历史相沿的码头权，房东则仅有业权，房客有租赁权和码头权。市商会设立商事调解科，对东客租赁纠纷的调处，维护商店码头权，要求法院予以保障，而不容许房东任意清业。 所谓码头顶脚权利，就是上手商店老板因营业失败，将码头卖给下手商店老板，归下手出一笔双方协议认可的顶脚费，就叫做承顶码头权。 南昌市商业码头顶脚有几十年的历史，所以当义民(逃难回来的人)纷纷归来，向顺民(敌占期间留在南昌的人)清店清业，受到了法院的绝对保护。另外，还有下手顶受上手对店房的装修，付出了一笔装修费，取得了装修权利，也成为当时东客之间的一种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