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骑在牛背上，远远看晁大老爷、刘二东家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走来走去，我眼气极了，我心里说，什么时候我也能骑回大马，也不枉活一回。

想不到16年后，我不仅骑上了大马，而且一骑就是几年，而且还挎洋刀，蹬皮靴、着制服，威风凛凛，光采照人，比当年的晁大老爷刘二东家神气千万倍。我本来有几张当骑兵时的照片，在这本书即将结集出版时却找不到了，没有机会让朋友们看看我们当时的形象，实在是个遗憾。

1935年8月20日我左路军历尽艰辛到达阿坝。阿坝有"藏族成都"之誉，是西部草原的名城，人口较多，工商业也比较发达，在藏民区中是座比较繁华的城市。在这里我们得到了很好的补充，部队也得到休整，过草地的疲劳得到消除。未几日，上级命令我们南下。在卓克基出发时，上级告诉我们是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现在突然又要南下，当时我们都不知是何缘故。在那个年代，战士和基层指挥员就是讲服从命令，上级怎么指，咱就怎么走，不问为什么，问多了还怕成为"肃反"对象。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张国焘这个人大家常见面，高个子，团圆脸，不爱说话。听说他在高级领导之间很霸道，有些事根本不跟别人商量，定了之后还不解释。张国焘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和行动方案上与中央领导们产生过分歧，后经反复工作，才勉强同意北上。但到了噶曲河，他借故涨水河宽无法通过为由，才将左路军带到阿坝。也就是在我们休整的那几天，中央领导和张国焘都没消停，你来个电报，我回个电报，来来往往，无非是左路军去向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要求左路军按照毛尔盖军事会议制定的方针北上，张国焘则以北上路线已被敌切断，且部队过冬物资无着为由坚持南下。后来张国焘固执己见，带领左路军离开阿坝，并电令已通过松潘大草地到达班佑、巴西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南下与左路军会合，致使这部分部队重过草地，付出了更大牺牲。

我左路军南下后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一带与川军杨森、刘文辉部激战10余日，取得较好战果。10月底继续南下，越过夹金山，向宝兴、天全、芦山、雅安之敌发起攻击，再败川军刘湘、邓锡侯、杨森各部，两战歼敌8000余人。11月中下旬，我军于百丈关、汉源两地分别与刘湘、薛岳部展开激战、歼敌近2万人，但我军也付出伤亡近万人的沉重代价。敌众我寡，势逼之下，被迫翻越夹金山、大雪山，向西北转移，于1936年3月15日进至西康重镇﹣﹣甘孜。

甘孜，是我左路军转向正确路线的起点。

甘孜，是我左路军摆敌重兵，得以休整的避风港。

甘孜，是我左路军骑兵师的发祥地。在此，我军第一支骑兵师诞生了。

这是一支有着800余人马的新编部队，下设5个大连，每连4个排，人员均由各军抽调的优秀指战员组成，许世友同志担任师长。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由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四方面军。此期间，我九军政治部主任调离，一方面军曾日三同志接替该职。随曾日三同志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同志，曾日三让其接替我所担任的组织部部长职务，我改任副部长。当时陈海松政委找我谈话，嘱咐我正确对待组织分工。我说：

"干什么都一样，都是为党工作嘛，无非是分工不同罢了。"

我的态度使陈政委很高兴。开始他怕我想不通，其实当时有些人事安排他本人也并非情愿，但为了顾全大局，增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我们许多同志还是把党的利益放在了首位。

3月底的一天，曾日三主任对我说：

"国富同志，总部成立骑兵师，要从各部队抽调一批优秀干部和战士，军首长认为你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准备让你去，有什么意见吗？"

成立骑兵师的事我早已知道。在当时，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的情况下，为解决长途、快速奔袭，应付突发性事件，建立骑兵部队是十分必要的。10余年的征战生活，我们既有深受敌人快速运动之害，也有因运动迟缓而丧失战机之感。特别进入草地以来，藏族土司组织的反动武装皆是马队骑兵，对我军进行频繁骚扰，他们打一下就走，来得急，走得快，确实给我们造成了许多烦恼。现在让我去当骑兵，真是高兴极啦。我立即表了态。

报到那天，许世友正好在场。他对我说：

"大眼眉（因为我的眉毛比较重，许世友和许多较熟的人都这么叫我），知道怎么来的吗？"

我说军里让我来的啊。

他说：

"你们军里不放，是我硬把你要来的。你打仗有两下子，总在机关蹲着瞎了材料。到这里当骑兵，大砍大杀，多痛快！"

我心里说知我者许世友也，便赶紧表示：

"谢谢师长夸奖。"

许师长问他身边的一位科长：

"徐国富怎么安排的？"

那个人告诉他，让我担任一连指导员。

许世友说：

"怎么，还是政工啊！没关系，先干着，以后再调。"

结果我当了两个多月的指导员就改任连长了。

1936年3月底，我左路军骑兵师组建完毕，奉命开至甘孜城西南的大草原。这里西靠雅袭江，东、南、北三面是开阔无际的大草地。

背后的雅碧江的江段中游，江面较宽，延伸几十米均为浅水滩、水流清澈、平缓、是我们人马清洗的绝妙所在。依江展望，宽广辽阔的大草地绿茵如毯，平展豁达，且地质坚实，绝无沼泽泥潭，实是驰马练兵的绝佳之地。骑兵师4个月基础训练在此展开了。

骑兵师司令部下设作战、训练、保障3个科。当年在冯玉祥部队进讲武堂学过骑兵的王振祥同志担任训练科科长兼总教官。部队进讲武堂学过骑兵的王振祥同志担任训练科科长兼总教官。这个人中等身材，体瘦脸长，说起话来洪门大嗓，十分有力。

骑兵师里的人和马虽然部分参加过战斗，但都没受过专门训练，所以无论领导和士兵都要从头学起。

我记得王振祥教官给我们讲的第一节课是马的生理功能和骑手与战马的关系。他告诉我们，战马是骑手的伙伴，马虽然没有人一样的语言，但马懂得人的语言，要让马听人的指挥，就必须与马成为好朋友。所以在骑兵时期我们每个人都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自己的战马。

紧张的实地训练开始了。骑兵师每个人都分配了一匹战马。分给我的是一匹铁青马，高头性烈。董俊彦参谋长跟我开玩笑说："国富哇，你这位朋友脾气不太好，看你能不能管得了吧。"我说："没问题，他脾气不好，我脾气比他还倔，看谁厉害。"他们几个人听完都哈哈笑了。

按照教官所要求，开始几天，我们是互相熟悉自己伙伴，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沟通感情或叫感情投资吧。我给我的铁青马起的名字叫"老黑"。我的"老黑"开始对我不太客气，不是甩脑袋就是踢后腿，后来架不住我以柔克刚，三天就顺顺帖帖，成了我第一位异类好朋友。

提起驯马，我就想起"溜须拍马"这一名词。现在这一名词是贬意，驯马时确是如此，我正是按着这句话去做了，才使一匹匹战马成为我的好朋友。对待异类我可以说驾轻就熟，运用自如，但对待同类我却是个蹩脚的驭手。

7天之后我们开始了实地训练，从上马下马开始，到队列、战术、技术……双脚离蹬，后仰前伏，侧身取物，蹬里藏身，跃障碍，钻火圈……教官教的一丝不苟，我们练的严肃认真。

5月下旬的一天，许师长告诉大家说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刘伯承总参谋长要来看一看。听了后我们各连干部立即回连准备。

大约是下午3点多，朱总司令一行到来。我们全师1000多人马列成10个方队一字排开，庞大阵容整齐壮观，显示了我们两个月来训练的成果。总司令和总政委看了后直说"好"。然而有一个人却没有说话，这就是1912年考入重庆将校学堂、1913年参加讨袁大军、1923年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军、1926年发动泸顺起义、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暴动后入苏联高级步兵学校、1932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现行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我们都知道刘伯承是军事上的行家，许多出名的战将在他面前都不敢枉谈军事。包括我们的许师长也惧他几分。

刘总长说：

"老许啊，花架子中看不中用，亮亮你们的真本事吧。"

随着许师长一声令下，王振祥教官指挥我们开始了战术、技术表演。马上射击、侧身劈刀、标枪刺杀、单脚挂蹬……一系列的表演之后，刘伯承说：

"不容易、不容易，两个月就达到这个水平，实在不简单哪。"

4个月之后的1936年7月、在左路军北上出发前，我们骑兵师完成了预定的训练科目，完全能够参加实战了。

三军会师在甘北

1936年10月，甘肃与宁夏交界处的会宁、将台堡一带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事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在历尽艰辛，战胜重重天灾人祸之后，在此胜利会师，终于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从此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一篇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

在我所能查到的资料中没有找到关于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是什么表现的文字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他一边嘴里骂着"娘希皮"。一边让侍从把收音机"关掉！关掉！"然后摔了水杯子。换了个水杯后，一连气喝了几杯矿泉水，又把胡宗南、薛岳、刘湘、马步芳点名道姓狠骂了一番，吓得近臣战战兢兢，气不大出。直到宋氏三小姐亲自熬了一碗燕窝粥，又"达理，达理"哄了半宿，才掉了两滴青泪，和衣睡去。睡没睡着就不好说啦，我想是睡不踏实的。气得六神出窍，七孔冒烟，然后倒头又能睡着，那需要什么样的肚量啊！

蒋公介石气得够呛，甘北的毛泽东、朱德、林彪、彭德怀、徐向前、陈昌浩、贺龙、任弼时、包括张国焘，这一伙人倒是乐得够呛。有人乐岔了气，有人乐蹦了高。毛泽东说："今晚我请客，杀它两只羊、一头猪，小鸡子整个地炖，多放辣椒少放醋，咱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闹腾他一宿，谁都别睡。"

这一段又是我瞎想的，当时的文字记载史料我还是没找到，也许根本就没记，或者记得太原则太概括，只好让后人按自己喜好任其想象了。

说来也难怪，蒋先生围追堵截十余年，调兵逾百万，遣将超百员，并且还常常御驾亲征，生生就把这十几万人给跑了，不仅跑了，还损兵折将无数，这件事搁到谁身上都得生气。我想，蒋先生还算不错的，若是一般人，不撞柱上吊跳楼，也得投江吃安眠药割血管。再说毛泽东他们，那么大灾大难都过来了，怎么能不让人乐他个山呼海啸地覆天翻。

记得我那天是乐得找不到北啦，连我的铁青马"老黑"也跟着乐，乐得咳咳咳乱叫，我一连气给他加了三大瓢黑豆，吃得他大肚子咕噜噜直响，第二天他一张嘴我还嗅着有豆腥味。

1936年6月3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与我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在川西理塘会师。21日，红二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与我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在川西白玉会师。23日，三个方面军的领导机关在甘孜会合。

会师后的三个方面军部队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三条路线，穿过最大的松潘草地，翻越岷山，于巴西、包座会合北上，朱德率左路纵队，徐向前率中路纵队，董振堂率右路纵队。三路纵队分别于7月2日、3日从各集结地点出发。

我骑兵师是此次行动的开路先锋，于6月27日奉总部指令于甘孜出发。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左路朱德总司令率领的纵队，除原四方面军的3个师外，新会合的二、一方面军全部也一路同行。出发前朱总司令对许世友说：

"你们的任务就是先行开路，侦察路线，设定路标，筹集粮食，适时打击沿途反动武装。"

我们就是带着这4项任务提前上路的。几百匹经过严格训练的战马一路排开，红旗猎猎、人欢马嘶，其场面壮观宏大，气势凛凛，开红军之先河，壮红军之声威，是我红军组建以来前所没有过的。其势其声极大地振奋了后续部队的指战员们。在巴西、包座会合后，赶上来的部队同志围着我们骑兵大加褒誉："嘿，你们在前边一走哇，我们浑身就添了劲。什么草地呀、雪山呀，想到你们，啥难事都没觉得难。"

听到这些，我们一个个心里美滋滋的，只顾嘿嘿笑。

先锋官意味着什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古书上是这么说的，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干的。我们行军的次序是按编制次序排列的，我一连走在最前头，成了先锋的先锋，尖刀的刀尖。许师长对我说：

"大眼眉你要仔细，可别把路走歪了，出了毛病我马鞭子可不认人。"

我说："师长您一百个放心吧，我徐国富你也不是不了解，出毛病你咋收拾都行。"

大话说出去，对我的连队我也放心，但这草地我们却不熟悉，万一出点差错，马鞭子倒无所谓，给红军带来损失这责任可担不起，所以我丝毫没敢马虎。

首先我找了一位向导，又找了一位通司（翻译）。我对他们俩说："领好路，保证不亏待你们。"两个人都要先付点报酬。我跟师保障科的同志一商量，每人先给了15块大洋。

从甘孜到阿坝，距离虽然不近，但路程比较好走。所过村屯，我们派出工作组宣传红军的方针政策，千方百计筹集粮食牲畜。接近阿坝地区，群众的经济状况相对比较好，但开始时部分群众由于受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土司喇嘛的反面宣传，对我红军存在恐惧和抵触。反动头目在群众中散布说红军吃人肉喝人血，红鼻子红眼红嘴巴，烧帐篷，抢牛羊……为了让藏族群众真正了解红军，我们一方面进行耐心的说服解释，一方面用实际行动来证实红军的身份。筹集粮食时，我们坚持公平交易，对特别贫困的藏民，我们还拿出少量的粮食给予救济。在西倾寺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我发现一位藏族大娘生了病，便立即让卫生员前来给予简单的治疗。当时我们的药品极缺，卫生员手里也仅有一点仁丹、万金油、草药之类。经过卫生员的处置，那位大娘的病果然轻了些。这件事在藏民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他们合掌称我们是"菩萨军"，有的还主动拿出糟粑青稞，赶出牛羊。

同时，我们对那些顽固的土司、头人进行镇压，没收他们的财产财物。十余天仅我们连筹集到的粮食达3000多斤，牛羊千余头。但这与上级要求的数目仍差得很大。

7月15日这天，我们正在安排宿营，突然发现很远处的东南方向有几堆若明若暗的篝火，侦察人员回来报告，是几股反动土司武装，约3000余人，并且有很多马匹、牛羊和粮食。许师长一听来了精神，"打他伙王八蛋"，并很快下达了命令。为了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我们各连抽出精干人员组成小分队徒步夜摸，其他人员牵马绝声跟进。

进入川西青海的草原后，我们完全甩掉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部队，除了与大自然这个敌人斗争外，再就是这些由反动土司头人组织的小股武装。骑兵师刚刚组建，人马还不齐备时的一天拂晓，一股三四百人的反动武装呜呜呀呀地围住了我们的驻地，企图抢夺我们的马匹和物品。许师长带领我们一阵猛烈射击，很快把敌人击溃，并抓获了20多个俘虏，30多匹战马，还有大刀、长矛、步枪、土筒100多件。从甘孜出发以来，约20余次打击了骚扰我军行动的小股敌人。

出发后的第三天，我带领一排正在前头行进，忽觉背后一阵混乱。回头再看，见一股百十余人的反动武装马队从我行军左侧冲过来。我当时就来了气，"大白天还敢与我正规骑兵师较量，真是不知软硬。"我拨转马头就冲了回来。当时三四排已经和敌人打在一起。我端着枪几个点射先放倒3个敌人。待到近前，我抡起马刀喊哩喀嚓一阵砍，一连气又砍死2个敌人，砍伤3个敌人。

训练时我们学了很多战术，什么劈刀、斜刀、侧身刀、回手刀，这是第一次实践，全用上了。有个敌人倒在地上正准备砍我的马腿，我一个单腿挂镜，一刀就把他的手砍断了。这时另一个敌人从斜刺里向我冲来，我一看举刀招架来不及了，就使了个镜里藏身，待敌人刚错过身，我回手一刀砍在他的马屁股上。那一仗打得特别痛快，全连杀死敌人70多。等后续连队赶到时，敌人早就落荒逃跑了。后来有的连找许师长提意见，说好仗都让我们打了，应该轮换着当前锋。我就说，别着急，以后再有敌人来，留着让你们打。

这一次敌人分散在三个川地。师长命令集中先打中间川地的敌人，所以我们就向中间川地接近。待到近前，敌人也没发觉我们，他们有的酗酒猜拳，有的大吃大嚼，有的横七竖八躺在地上睡觉，马匹零零散散拴在周围。

我们突然发起攻击，长枪短枪轻机枪一起开火，敌人顿时乱作一团，四散溃逃，我们很快控制了制高点，立即派人将敌人的马匹牛羊看管起来，其他人员全部投入战斗，第一个冲锋，俘毙伤敌约千余。听见枪声，东西两侧的敌人又向我们扑来。敌人仗着人多，呼呼喊喊很是嚣张，但这些人从冲击的队形、人力分配看，根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杂乱无章，自行搅成一团。我们把敌人放到20多米处，机枪、手榴弹一起开火，同时向两侧迂回的两个连也同时发起攻击，顿时打得敌人呼爹喊娘，哇哇怪叫，拚命逃窜。见状，许师长发出上马的口令，我们各连又同时发起反冲击，一直把敌人追出十余里。

这一仗我们歼敌千余，缴获牦牛400多头，羊3000多只，战马160多匹，还有一大批粮食、物资等。看到这么多战利品，朱老总、张政委、刘总参谋长乐得眉开眼笑。朱老总说，"好哇，好哇，你们打得不错，这回吃的问题短时间内不用愁啦。"

刘总参谋长说：

"贺龙、董振堂他们后边的部队来电告知断粮五六天了，皮带、枪背带、马鞍子吃了不少，现在只能吃草根、喝盐水，许多驮马乘马都杀着吃啦，立即派人送一部分过去。"

"对，对，再带上些乘马，任弼时、董振堂他们几个身体都不太好，另外伤病员不断增加，没马骑咋行呢！"朱老总附和着说。

"嗯，先发个电报，把好消息告诉他们，给他们鼓鼓劲。"停了停，张国焘政委又说：看起来让许'和尚'当先锋官，这个人算选对啦。都说程咬金是员福将，当先锋官有两下子，我看咱们'和尚'比他程'老虎'不差，有机会你们比两下子。"

"他要是活着，你以为我不敢比呀！"

"我说老许，你知道程咬金活到今天多大岁数吗？"刘伯承问。

"多大？"

"1300多岁喽，莫说打，你大和尚吹口气他受得了受不了都难说啦。"

几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离开甘孜上路以来，这大概是左路军的将帅们头一回这么开心。无边的草地、魔鬼般的泥潭，纵横交错的河川，变化无常的天气，神出鬼没的藏匪，还有嗷嗷待哺的几万张嘴，哪一样不够让人愁眉不展的，此时此刻能开怀大笑一番，实在是难得啊。

"哎，我说三位老总，光顾说笑了，我还给你们带点好东西哪。"

"什么东西，拿出来让咱们瞧瞧吧！"张国焘说。

许世友一摆手，我和几名战士把马上驮着的东西抬下来。

香肠、火腿、香烟、罐头、面包、奶油、洋酒……嗬，全是英国货。

许世友说：

"看看，藏匪比我们伙食强多啦。他们都是从哪弄的这些洋玩艺儿？"

朱老总说："你让参谋长告诉你吧，这可都是远道来的。"

"对，这都是从英国、经印度运到川藏的。"

"美味不可独食。给向前、昌浩、贺胡子他们留点也尝尝。"张国焘说。

"你还有吗？"刘伯承问许世友。

"哪敢留，都拿来啦！"

"酒还是不错的，你留几瓶。"

"我尝过了，没意思，给我几盒烟吧。"

几个人又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和尚，都尝过了，还说没敢留。"

许师长顺手塞给我一盒烟，我看了看，铁盒子，大概50支吧，盒面上都是洋文，还画了个熊猫。这是我最早吸的一次洋烟。

雪皑皑，夜茫茫，高山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潭泥毡扎营盘。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意志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在《长征组歌》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它不仅旋律浑厚，起伏跌宕有气魄，词也写得有情感，字字句句都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情绪。

有一天晚饭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闲谈，从现在的生活谈到当年红军时的苦难，小儿媳妇陈红对我说："爸，你们当时缺吃少穿，稍不留神命都搭上，图啥呀？要搁在今天，谁去干这傻事呀。"

我知道孩子们是在故意逗我开心，我还知道让我说"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让他们不冷不热一阵笑。是的，现在有些年轻人不爱听这些话，甚至拿这类话当笑料；有些干部说起这些话也总是软绵绵的没底气。但我们当时的绝大多数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什么当官啊、发财啊、车子啊、房子啊……想都想不到那。那时候能吃顿纯粮食的饱饭，美美地睡个足觉、攒足精神早点把敌人打败，大家都消消停停太太平平过安稳日子就知足啦。这是从小处讲。大处讲，就是共产党当家做主，大家齐心合力建设共产主义。现在有的人不爱听，有的人顾不上听，但我们这些过来的人还得要说。都不说就糟啦。

我说：

"没有你老爸我们这些人干那些'傻事'，你们还能在这太平盛世中和和美美地吃喝玩乐呀（我的老亲家也是在战争年代生生死死滚过来的）。"

前文中我已经说过，讲起红军长征时的苦难，实在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起码我做不到，看了许多反映这段生活的电影、电视、书刊等，我觉得也远没有表达出来。

过草地，一脚没迈好，陷进泥潭地，越挣扎越深；伸手去拉，不仅没拉上来，拉的人也掉下去，眼睁睁的人就没影了。

过雪山，风雪刮得人睁不开眼，女炊事员背着行军锅前跌后仰，一阵旋风就卷下山崖，这个人就再也见不着了。

一个大活人，走着走着，扑腾就倒下去啦，上前一拭，没气啦。

宿营时，头上支起一块破布，几个人背靠背睡了。一觉醒来，后背冰凉。捅捅后面的人没动，用手一摸，僵啦。

吃野菜脸肿得像馒头，雪盲症两眼什么都看不见。

最担心的还是路！

茫茫草地，皑皑雪山，路在哪里呀。冤枉路，走着走着，又回来了，瞪着眼看一圈，傻了，抱着头蹲在地上哭；绝路、往前一看，万丈深渊，断壁高崖，长翅膀的鸟也没见从这里飞，心里这个急呀，用手啪啪啪直拍脑袋。

先锋前卫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探路，后续部队几万人，能不能走过去，就看我们的啦。

许世友说：

"你们一连可要注意呀，几万人在后面，不是儿戏，一定要找出条能走的路来。"

路，

路，

路在哪呀？

"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可这脚不敢轻易迈哟！

茫茫大草地，放眼望去，一样的绿，一样的平，谁知何处是吞人的泥潭呢。

我把向导和通司叫过来，每人给了他们一块大洋，我说："这是额外的，原来说好的该咋给还咋给。"这两位藏民兄弟也挺实在，"巴扎嗨，巴扎嗨！"提起棍子就上路了。

我们骑兵每人有3件武器：步枪（部分人员携轻机枪）、马刀、长矛。除此之外，我连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班，每人还准备了一根一丈多长的木杆子，不为别样，只为探路。

向导通司用手一指，"这一边可能行。"

持长杆的一个班人横向展开，用杆子一点点向前探着走。没问题，做个简单标记，后边的班排再把标记做明显，有树在树上刻记号，有石头用石头垒路标，什么都没有，插根木棍……

路就出现了！

从甘孜出来，穿过松潘大草地，越过千里岷山，跨过白龙江、洮河、渭河，一直通到会宁。

啊！我这个先锋的先锋连长已经不知道苦得什么叫苦了。到了会宁的青江驿那天，饱饱地"造"了一顿，一方面军的一位领导问我，"还想干啥？"我说我想睡觉，说完我就睡上了，直到一天之后，许世友师长薅着我的长眼眉把我薅醒。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