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徐国夫回忆21:梅河口突发战事

玫瑰有溢 2024-08-04 20:48:45

在本溪东的小市镇我九旅3个团会合,苦战之后重逢,宁贤文旅长、谭开云政委我们三个旅领导拉着手对眼相望,真是百感交集。一个月的苦战,应该说我旅官兵已竭尽全力,面对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优于我数倍之敌,我们的干部战士无畏无惧,英勇顽强,特别参军未及数月的新战士在战斗中和老同志一样经受住了残酷环境的考验,为我九旅在黑土地征战写下了壮丽的一篇。

5月中旬、我三纵七、八旅完成掩护四平北撤部队任务后,转移至辉南、柳河地区,实施东总的"坚持南满,保卫北满"的战略部署。

我旅奉命由小市出发至清原县城集结后,旅主力进至安口镇﹣带设防,以防止敌人向通化、柳河一带进攻;我带领二十六团为前卫团由清原乘火车北上,欲与纵队主力会合。5月24日我前卫二十六团到达梅河口。

当时辽宁军区解方副司令员和少量部队就驻于此地。解方是当地东丰县人,为人豪爽好客,见我们到来,亲自去接站。

解方原名解沛然,曾与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同渡日本,就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于1930年毕业后回国,随五十一军驻防天津,任保安队长,后于东北军中官至少将。1955年我军首批授衔时,此人亦被授以少将军衔。

他拉住我的手说:

"听说你们在本溪打得很苦,现在来到我的地盘、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们几位吃一顿,也解解乏。"

当时我已听说四平之敌一部向东北攻取长春、吉林,一部向东南扑来,但没有准确消息。所以一面让二十六团夏克团长安排布防警戒,一面对解方同志说:

"听说四平的敌人有一部向这个方向扑来,不知准不准,你们得到情况没有?"

我这么一问,解方说: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向我们扑来的敌人是赵公武的五十二军一九五师,来得很快,先做好布防是正确的,但现在敌人还没到,你们走得很辛苦也很疲劳,总得休息休息吃点饭啊。"

我说:

"饭是要吃的,不过我放心不下,先到前面看一看,然后再吃饭不迟。你们回去准备着,好酒好肉多整点,我们几个这阵子肚子里缺油水,到你这补一补。我看完就回来。"

"那也好,我派个参谋给你当向导,快去快回,猪肉炖粉条子凉了不好吃啊。"

我策马来到阵地,还没有看完,前面传来马达声,同时响起了枪声。我心里一惊,敌人到了,来得好快呀。

当我来至前沿时,夏克团长和马顺天政委正在指挥部队向敌人阻击。

敌人是乘汽车由东丰方向的大路来的,先到的部队约一个团。我简单地向夏团长问了一下情况,便说道:"敌人的后续部队很快就会到,你立即将团领导派到重点防御地带协助各营指挥和协调,一定要坚持到我旅主力到达。"同时我对随我来的辽宁军区的那位参谋说:"你速回去向解方副司令员报告,说敌人已经到达我前沿阵地,我们正在组织阻击,请安排机关转移。顺便问一下,如饭做好了请送到阵地上来,大家两顿没吃啦。"

开始,敌人的进攻不很猛,加之我们占据着有利地形,敌人试探性地冲了两次,遭我火力阻击后,就退了下去。

这时解方副司令员也来到阵地前,并带来了饭菜。

"赵公武来的好快呀,连顿客都不让我请消停,各位别怪我,要怪就怪赵公武去,就在这里将就着吃吧。"解方一边说,一边用望远镜观察敌军情况。

此时正是战斗间歇,这个机会正好吃饭。大家确实又累又饿,也顾不上客气,我和夏克及指挥所的十多个人狼吞虎咽大吃起来。这时随解方来的人递给我一个搪瓷缸子"这是解副司令员让专门给你的,请用吧!"我接过来一嗅,酒!先尝了一小口:"哇,好洒好酒!太及时啦!"我猛地搁了一大口,然后传给夏克团长。

在我们吃饭的同时,军区的同志把饭菜也送到了阵地上的战士面前。

大约两小时之后,我旅主力赶到,迅速进入阵地参加阻击。

稍晚,敌人的后续部队到达,首先以飞机大炮对我阵地进行轰炸,尔后步兵开始发起一次比一次猛烈的冲锋。

为了掩护城内军区机关和群众转移,我们不顾敌人的飞机大炮,奋力阻击步兵冲锋。工事炸坏了大家就利用炸弹坑、土包、树木作掩体,打得十分顽强。直到军区机关和群众全部转移安全地带,我九旅才撤出梅河口阻击阵地,沿铁路公路,向通化方向边退边抗击。当来至六八旦、谢家营地区,我们利用有利地形,迅速将部队展开,再次与敌人展开了阵地战。

敌人的飞机和大口径火炮对我军威胁最大,也是造成我军减员的主要原因。如果蒋军没有这两样,仅凭步兵,人再多点也不怕。

进入这一带,因为山势较高,树林也较多,限制了敌机的效力,为我们实施阻击带来了有利条件。六天六夜,我们与敌进行了殊死拚杀,以枪炮加手榴弹和石头终于阻住了敌人的进攻,并以我较小代价杀伤敌人千余。敌一九五师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返回梅河口。

1946年6月6日,我旅在柳河、六道沟一带与纵队主力七、八旅会合。纵队首长程世才、罗舜初、唐凯等接见了我旅领导,并对我们三保本溪和尔后一个月的行军作战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程司令员说:"你徐国夫在三保本溪和在梅河口战斗中打得很好,很有智谋,不愧是个老红军。"

我说:"首长就不要夸了,本溪没保住,我这心里一直疙疙瘩瘩的。"

"哎,这不是你那几个人所能办得到的,战争就是这样,进攻与退却总是交替的。暂时的退却不等于失败、关键看谁笑到最后。从目前情况看,今后一段时间我们仍处于弱势守势,但你们应该相信,同时也教育部队相信,最终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程司令员的话让我们听了直点头,我们对黑土地上的这场征战是充满信心的。

保驾"御林军"

从三保本溪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九旅几乎成了保驾的"御林军",一直与军区机关在一起。

1946年5月,三纵七、八旅奉调四平,参加北线保卫战,辽南地区仅剩四纵3个旅和我三纵九旅与保三旅一部。四纵主要防守于沈阳至大连一线,我三纵主要防守沈阳至丹东一线。沈阳至本溪计60余公里,原由我七、八、九旅及保三旅一部共同防守。现在两个整旅和纵队总部北调,该线防守任务全部落在我一个旅和保三旅一部肩上,计4个团兵力。程世才司令员随纵队北上,但辽东军区机关和肖华政委等还留在本溪指挥作战,指挥部就设在本溪市太子河南岸的工源区。在听取我九旅布防计划时,肖华政委问宁贤文旅长和谭开云政委:

"你们的兵力是怎么设防的?"

宁贤文说:拟安排二十七团在姚千户之北的架板山与英守屯一带、沿铁路公路组成第一防守梯队;保三旅七团设防在姚千户以东的海浪寨与康家山一带,策应二十七团防守。

二十六团在石桥子以南的老爷岭至果木园一带沿铁路公路组成第二防守梯队。

二十五团在本溪城以北的451号高地与400号高地之间设防、重点保护军区机关安全和行动。

肖华政委听完又问道:

"你几个旅领导谁带二十五团啊?"

谭开云政委看了看宁贤文和我,然后说道:

"这件事我们还没来得及商量,想听听首长的意见!"

肖华政委笑了,他把我们几个人瞅了一圈,然后把目光盯在我身上。

"我提个参考意见,还是你们自己最后定啊。贤文到一梯队,开云到二梯队,徐国夫带三梯队,好不好?"

他们两个人都表示同意,说"按首长的意见办。"

我说:

"还是让我带二十六或二十七团吧,这个'御林军'责任重大,万一出点问题,让首长和机关的同志们受损失,我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啊。"

还未等宁贤文和谭开云说话,肖华先说话了:"这个话可不像你'大眼眉'说的啊,谁不知道'五一'反扫荡时,你保护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杨秀峰主席他们在太行山与敌人周旋一个多月,一个人没丢没损。怎么?是国民党军比日本鬼子厉害,还是我比杨秀峰官小啊?"说完,肖华司令员自己先笑了。

见他这么说,我赶紧解释道:

"首长不要误解,我不是那个意思嘛。"

宁贤文和谭开云也说道:

"算啦算啦国夫,这是首长对你的信任,即使首长不说,我们俩也早商量过啦,这个担子也得由你担!"

我一看,得,我早就是跑不了的,好坏只有一拚了

我知道,此次敌人三犯本溪,与前两次大有不同。从我军一方看,两个旅北调,防守力量大大减少;40余公里防御战线,仅凭4个团的兵力实在是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从敌军一方看,敌人又增加了一个师的攻击力量,并有杜聿明亲自督战指挥,加之前两次进攻未果,受到蒋介石、熊式辉训斥,这一次一定比前两次更加激烈。事实正如我的判断,敌人果然以更猛烈的攻势很快突破我旅防守的第一第二防线,于5月3日抵近本溪城区外围的火连寨一带。我一面组织战士奋力阻击,一面派二十五团政委张海棠同志速回城南向肖华政委汇报并建议迅速转移。

敌人是机械化行进,后有大炮掩护,上有飞机轰炸,攻势凌厉,猖狂至极,一路大有不可阻挡之势

火连寨之北约一公里有一高地,当地人称为凤凰山。此山虽低矮,但紧贴大路而起,是阻敌前进火连寨的绝好屏障。我们在此迟滞敌人6个多小时,后敌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将阵地突破。这时我仍未接到军区机关撤离消息。如果机关和首长们还未撤离完,此时让敌人冲入城区,其后果是不敢想象的。我对张海棠政委说:"我带一营,你带三营,趁天黑一鼓作气把阵地夺回来,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到军区机关和首长们安全转移。"

从火连寨至本溪城区只有4公里多,其间仅隔着一个三道岗,来到岗顶就可以俯瞰城区全貌。敌人即使步行,半小时也能到达。

情况危急,我和张海棠政委立即分头行动。好在这是夜间,又是个无月的夜晚,正好便于我军发挥优势。战士们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已经很是疲惫,但当我们发出攻击令后,战士们仍然像刚出山的猛虎一样勇不可挡,在营干部的带领下,几乎同时攻上山顶,把敌人赶下山去。

敌人见高地复又被我军夺得,因是夜间,也无可奈何,打了一阵炮,便后撤几里宿营。

天将拂晓,军区机关来人报告已安全撤至桥头镇,肖华司令员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我们便放弃了本溪。

在桥头镇我见到了肖华司令员兼政委,他说:

"国夫同志你指挥的好,遇危不乱,处变不惊,好样的!"

我说:

"首长你快别说了,在没接到你的命令前,我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儿这。"

"好、好,现在还放回原处吧!"肖华这么一说,我们在场的人都乐了。

5月末,我旅会合后保护军区机关至梅河口,一路上又发生了几次小的战斗。在梅河口之南的柳河、辉南镇我们与敌一九五师相遇,为掩护军区机关转移,我带二十六团单独阻击一天多,又与全旅共同抗敌5昼夜,最后终将敌人击退,保证了军区机关的安全。

7月,敌人进攻通化,我带领战士们在安口镇连续抗击敌人7天。这时军区机关在二道江一带遭敌威胁,令我部迅速前往"护驾"。接此命令我不敢怠慢,带领部队星夜急行军100多里赶到军区指挥所。这时我才知道,指挥部把兵都派了出去。附近30里无兵力守护,敌一九五师来犯,仅凭警卫营抵抗,情况又是十分危机。来到二道江后我们立即投入战斗,与敌激战三昼夜,后于夜间向敌发起攻击,再将敌一九五师击退,保证了军区机关和指挥所的安全。

温故而知新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传家之宝,是我军壮大自己、战胜敌人的重要武器。得出这样的结论,绝不是哪个人的主观臆造,没事找事。而是历史的总结,经验的升华。据我了解,现在有些人对政治工作重视不够,认为可有可无,甚至有的人认为政治工作就是玩虚的,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出现这些模糊以至错误认识,虽然原因来自多方面,但我觉得与一些同志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不无关系。加之长期"左"的思想路线干扰,使政治工作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甚至"整人"的代名词,弄得名声不太好。这实际上是工作中的偏差所造成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并没有错,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建设所必须的。正如军委江主席指出的:"我们讲政治,也绝不是简单重复一些政治口号,不是搞空头政治,而是像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的那样,要使政治同经济、政治同各项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秩序地进行。"我作为一名1928年参加革命的老兵,军旅生涯已70载,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思想政治工作所发挥的作用,是另外其他工作形式都无法替代得了的!

从日本小鬼子投降到四平本溪失守我军全面撤退的一年间,在黑土地上作战的我军各部队中始终存在一种思想认识问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这就是:日本投降,本应该太太平平过几天消停日子,都是中国人,谁坐天下还不行,干嘛死去活来打内战?

红军时期打的也是内战,打的双方也都是中国人,但那个时期红军战士没有这种观点,因为那时候的干部理论水平高,自觉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是自觉参加红军,并走上领导岗位的;一般战士大多出身贫苦,因生活不下去才参加红军的。

这个时期则不同。从背景上看:国共两党两军联合抗日打鬼子,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抗日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包括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杜聿明以及属下廖耀湘、郑洞国、陈明仁、孙立人、赵公武等都是抗日名将功臣,他们统领的部队为抗日也都作出了牺牲。昔日的抗日伙伴,忽然成为敌人、容易让人在感情上难以转变和接受。从部队成份看: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此时大多成为中高级领导干部,基层干部和战士一部分是抗战时期和"八·一五"光复后参军的。抗战时期参军人员目的是抗日不当亡国奴,有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也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爱国的华侨、商人、出身较富裕的地主、资本家子弟等等。"八。一五"之后参军的虽也有出身贫苦的工农青年,但收编、起义人员所占比例也不小。我军进入东北应该说是十分仓促的,其目的中高级以上领导干部明确,但对基层部队根本抽不出时间进行系统教育,也就造成了"为什么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打内战"的问题不理解不情愿的现象。今天说起来,许多人觉得很好笑,其实这并不可笑,认为这一点可笑的人其本身就是无知和肤浅,任何人看待问题都不能超越时空。比如土改时期的一些地王土豪劣绅,他们当时的财产和生活状况也许不如今天我们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生活水准,但他们却被镇压了;过去的封建皇帝大臣也没有我们今天吃得好,穿的俏,用得先进。你总不能认为他们冤枉和窝囊吧!

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以上特殊背景、特殊环境,致使一部分人(包括相当一级的干部)对国共两党两军争战拚杀不理解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当时从关内到关外,上边说的最多的是,接收东北,"那里日本鬼子扔下的好东西老鼻子啦、啥都不用、伸手就拿。"有些部队也确实得到不少"好东西",比如枪、炮、车、衣服被装、还有飞机、坦克等等。跟"国军"一交仗,有些人才明白,"原来这些东西还有人惦记着哇!"然后就是打!

在山海关想关大门,没关住!接着我军往后撤,国民党军队往前冲,丢了绥中,丢了锦州,丢了沈阳,保本溪丢本溪,保四平丢四平,保通化丢通化,保哪丢哪。过了四平,林彪就剩一个字:"撤!"一直撤到松花江北岸。有人说:"这八路军当得窝囊,让人家追的跟腚打,觉也睡不上,饭也吃不上,干得还啥劲。"所以,一部分人出现信心不足,少数"解放"战士开小差,离开我军队伍。

一天,我碰见七旅的一名领导,谈及这个问题时,他说他们师搞诉苦运动,效果挺好,这几天开小差的基本没啦,我一听来了精神,让他详细说说,说完,我心里敞亮多啦,我说:"乖乖,这个法子我们抗日以前就用过啦,挺管用,这阵子一忙活,咋就把他忘了呢!"这正是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回到师部我就跟谭开云政委说了这个情况(6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整编,我三纵的3个旅分别改为师,我九旅改为九师,宁贤文任师长,谭开云任师政委,我任副师长),谭开云听完也很兴奋,决定先在机关和警卫连搞试点。谭政委说:

"你的出身就很苦,你先讲讲,引个路。"

我说好吧,只要能把部队稳定下来,让我干啥都行。

回顾过去是痛苦的,从14岁离开家乡到1946年我已32岁,离家18年从未回去过,紧张的战斗生活使我对少年时期家人和我自己所经受的苦难很少顾得上去想。成年之后的我想起当年的不幸遭遇真是百感交集,讲到伤心处就忍不住掉下泪来。我在上面掉泪,有的战士在下面便哭出了声。我刚讲完,有的战士就主动站起来讲自己的家史,被地主豪绅逼死亲人啊,没房住啊,没饭吃啊,扛长活打短工啊,被日伪抓劳工啊……不一而足,各有各的苦水。我们几个师领导一看效果确实不错,就在全师铺开了。

有人讲着讲着就抽自己的脸:"我怎么这么混,我还想开小差,想离开革命队伍,我真是忘本啊!"

这时军区召开会议,布置诉苦教育活动,具体提出了"诉苦,"三查"。"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按照布置,我们又进一步开展了这个活动,使之更系统化、理论化,从而不仅杜绝了开小差现象,也大大激发了练兵热情,促进了军民关系,促进了官兵关系,促进了战士之间的团结友爱。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这是我在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开展最好的一次政治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为我们渡过1946年底至1947年春之间的最艰苦的时期以至夺取东北最后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还先后进行了多次这类活动,也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宋代诗人李清照在《投翰林学士綦宿礼启》中称:"誓当布衣蔬食,温故知新。"后来还有人说: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确实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不仅不要忘记幸福的过去,更不要忘记痛苦的过去,不要忘了自己的过去,也不能忘了别人的过去。

没有过去是不会有现在的。让过去永远激励我们前进,让过去激励我们过好现在的每分钟。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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