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中央党校毕业后，我又回到抗日大学五干队。一天，我和同学们到地里往回运豆子，猛抬头，忽然见村头冲过来十多个日本兵。我顾不上多想，从腰里抽出仅有的两颗手榴弹就抛了过去。一边抛，一边喊同学们快撤。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烟尘，我们一行20多人迅速脱离了险境。回来后校领导把我好一顿表扬，说我警惕性高啦，责任心强啦，组织指挥得力啦，不愧是老红军啦……表扬得我打仗时脸都没红心都没跳，此时倒脸也红了心也跳了。

此后约两个多月，我五干队被编入新四军第五师。简单准备，我们奉命由陕北向五师所在地大别山进发。8月底，当我们走到河南洛阳东北的孟县时，得知日寇投降了。嗬，我们这个高兴啊，相互之间又搂又抱又唱又跳，我把仅有的5元钱拿出来给大家买香烟庆祝。这时，中央军委电令我们改道太行山，编入一二九师。到达太行山一二九师师部，我们休整了一周时间，刘伯承师长命令我五干队和九干队迅速去冀热辽军区报到。在河北白洋淀，我们见到了一一五师师长林彪。

1945年8月24日，林彪与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肖劲光、陈赓一行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由延安飞到太行山，当时是以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准备去山东赴任。后来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中央电令他改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他便又来到冀东。11月16日，毛泽东一封电报又作调整，令急至沈阳指挥作战，林彪这才风风火火地于10月下旬来到东北与先期到达的彭真、伍修权等会面。

在冀东，林彪召集随行入关部队团以上干部开了一个会，会上他说到道："日寇投降了，现在我们不是向南，而是向北。国民党正在向东北运兵、我们要和蒋介石抢关东……"

有的书上把这段时间我军进军东北说成是"闯关东"，我认为这不准确不合适，应该说"抢关东"，是跟国民党抢关东。

在河北白洋淀，林彪召集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我们接受了"不是向南，而是向北"，向东北进军的命令。

当时一听说向东北开进，大家由于没有思想准备，很多人都想不通。尤其听说东北冬天冷得怕人，撒尿要用棍敲，冻掉鼻子耳朵是常事，便更增加了心理负担。会议之后，负责我们抗大人员此次行动的程世才、张启龙同志把五、九干队的同志召集起来又开了个动员会。他讲道：抢关东这是军委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开辟东北，需要干部，需要我们这样经过培养教育和战争锻炼的干部。所以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在新的战场上发挥我们的骨干作用。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所有同志消除对关东"奇冷"的恐惧心理，坚定革命信念。

程世才的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人议论我们将去东北，出现个别人开小差现象，甚至有的干部也不辞而别。看起来思想问题不解决，这进东北的路也走不痛快。

在中央党校时，和我同住一个窑洞的杨团长就是东北人，他经常跟我讲起东北怎么怎么富，怎么怎么好，冬天打猎怎么怎么开心，所以我间接对东北有了些了解。回到五干队，我就把从杨团长那里听说到的所有东北怎么好的话讲给大家听，我说："你们都没去过关东，怎么知道关东冻掉鼻子耳朵，人家杨团长，还有东北军的那些人鼻子耳朵不都在那长得好好的吗？"我这么一说，确实起了很大作用。此外，我们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长征时期和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一方面有着较好的基础，一方面也经受了长期艰苦环境的磨炼，思想工作比较容易做。听说后来出关部队做这些工作就不这么容易了，开小差的人也比较多。

为了表达我们的决心，上级规定有家属的人员一律带家属，团以上干部每人可以配一头毛驴或骡子。分配给我的是一头很健壮的黑色毛驴，我的爱人和孩子就是骑着这头毛驴一路跟着我们出了山海关的。

两天后，我党校1000余人在程世才带领下向东北进发。到了天津附近，过封锁线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敌人在封锁线上挖了两条沟，虽然不算太深，但夜间走起来也很费劲。一位家属抱着孩子爬了几次爬不上去，急得哭起来。我到近前问明情况后接过她的孩子，让正在通过的一名同志停下来背着这位女同志上去，谁知道偏偏这位同志视力不好，爬到一半，两个人一起滚下来，并崴了脚。后来过来四五个人一起连拉带推，总算把这两个人一起弄过了沟。轮到我一家时也折腾了好半天，爱人孩子过去了，我的那头毛驴下了沟之后死活不肯上，挣着沿沟跑。后来没办法，我叫过七八个人生生把它捐了上去。幸亏封锁沟小路两侧还有没割倒的庄稼，没有被敌人发现，但我的一支派克笔和一个笔记本还是折腾丢了，爱人见我很心疼，便把她的那支笔给了我。

一路上，我们尽量避开敌人的封锁线，晓行夜走，急急赶路，于9月初，过昌黎到达秦皇岛，十六分区的同志对我们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安排我们在秦皇岛东南的一个较大村庄住宿休整。这时我们得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按朱总司令指示、将本部人员兵分三路向关外进发，曾克林一路为东路，先头部队已越过山海关抵达前哨车站与苏军接头，并准备回头攻打山海关。一听说打仗，我们这些人就来了精神，也要求参战，策应攻击。十六分区的一位领导说：你们一路劳累好好休整，山海关的敌人不多，有我们的两个团加上苏联红军足够啦。没办法，我们只好看着别人打。

我们过山海关的时候是在锣鼓喧天、鞭炮震耳、载歌载舞、彩旗飘扬的热烈气氛中通过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精力和时间饱览这"天下第一关"的壮丽风光。

山海关，背靠燕山，面向渤海，雄伟的长城宛如巨龙般伏卧在峰巅岭顶，把个燕山山脉衬托得更加巍峨壮丽。望着这宏伟的建筑，我禁不住暗暗赞叹古人的雄心气概。

越雄关、过前哨车站，终于踏上了关东的黑土地。在绥中，我们弃了毛驴骡子，坐上光板的火车，直接进入皇姑屯。没想到在皇姑屯车站，苏联老大哥不让我们出站也不让我们进沈阳。后来听说是一场误会，到底什么样的误会，再后来的后来我才搞清楚弄明白。

其实当时驻沈阳的苏军塔那哈诺夫和格拉辛柯两位将军一点都没难，他们给曾克林、李运昌出了主意，马上问题就解决了。

用俄文写出来我怕大多数读者看不懂，还是用中文吧（其实我也不懂）。

两位将军说：

这件事要说难办也难办，要说好办也好办。

曾克林、唐凯两人一听来了精神，立马把头往前伸了伸：请二位将军明示。

塔那哈诺夫说：

你们为啥非得叫八路军呢？改个别的名不行吗？!比方说叫东北人民自治军，人民，不就代表政府吗；自治军，不就是维持当地的治安秩序吗。这样一来，那个条约就限制不着了，限制不着，你们干你们的，我们也用不着再听他老美老英瞎吵吵啦！

格拉辛柯说：

这么一整，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吃亏，蒋介石出来说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挡他，三全齐美，这么好的事你们咋就不会整呢！

乖乖，怪不得现在有些人什么纪律规定都限制不住他，上边出来一个政策，他总能想出个对策，莫不是都跟这两位将军学的吧！

曾克林、唐凯顿开茅塞，一只手拍着脑门啪啪响，一只手挑起大拇指：

高！高！妙！妙！

李运昌听后也说好，因此下令，凡入关的部队统统摘下"八路军"臂章，八路军改叫东北人民自治军。这一改不要紧，让蒋介石着了慌，许多地盘让"东北人民自治军"顺顺当当地从苏军手中接过去啦。

1945年9月上旬，苏军的两位将军出了主意，我们正按这个主意办时，苏军又变了卦啦。也不能全怪人家变卦，老英老美和老蒋也是忒难缠。曾克林说，那怎么办，这是中央定的，我们也得听中央的。

苏军一听，是这么回事，他们有体会。就说，这样吧，我们出人陪你一起去说服你们的中央。

曾克林和马利诺夫斯基派出的代表同乘一架苏联飞机飞到延安，见到了刘少奇。在这里，曾克林说了实话：

刚出关时我只带了3000多人，现在已经3万多人啦。我们还接受了一些日本关东军的仓库、军火、粮食、被服……什么都有。

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就乐，就说：嗯，不错！不错！不能太贪啦，给后面部队多留点啊！

延安的领袖们说得有道理，到1945年年底，从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海上、陆地、乘船、坐车、骑驴、骑马、步行，抢关东的部队13万，都是红军、抗日的骨干、老底子，都是赤胆忠心，报国的忠良。这些人还都是好素质，也不抓，也不打，就凭着一张巧嘴把那些工人、农民、学生、五行八作都吸引到了身边，一下子变成了27.4万人。

蒋介石四道电报把毛泽东召到了重庆要谈判。蒋介石精，毛泽东比他还精。毛泽东知道这老蒋是借谈判拖延时间以便调兵，他还知道老蒋的440万军队一半以上在远离内战前线的西南、西北大后方，一时半晌到不了东北。所以毛泽东就真真假假并用，你要有诚意，谈好了比什么都好；你要没诚意，八路军都在华北、冀热辽，一迈步就可以进关东。

蒋介石一看，也顾不了许多，先派去个熊式辉当东北行营主任，又派去个杜聿明先带一个十三军去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蒋介石知道远水解不了近渴，本想先从华北抽点兵过去，可是毛泽东不让，毛泽东说：打！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上党先打了一下，打掉了老蒋3.5万人，还捉住个十九军军长史泽波；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邯郸再打一下，又打掉老蒋1.7万人，再捉住了军长马法五：在此之前的10月18日至12月14日，在绥远也打了一顿，打掉他1.2万人；10月18日至1946年1月13日，在津浦路的徐（州）济（南）这段铁路间，打掉他2.8万人。至此，不仅让老蒋丢了8.4万人，进东北的铁路、公路也被八路军占领。杜鲁门见此情景着了急，对老蒋说：

我有飞机、军舰，我帮你运兵。杜鲁门一方面是真心实意要帮帮老蒋，另方面也是想治治共产党，治治苏军和斯大林。先运了个十三军跟杜聿明出关了，后又运个五十二军也出了关；再后来，又调去个七十一军，滇军六十军，九十三军，原东北军五十三军，还不行，把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新六军、新一军也调了上去。嗬，8个正规军，30多万人，全是靠杜鲁门的军舰运到秦皇岛、葫芦岛登陆的。老蒋下了狠，老杜也算够朋友。只可惜这番心血付东流，不仅没抢着黑土地，反伤了元气。

我们中央党校1000多人在皇姑屯车站憋了大半天，最后总算做通了工作，我们都下了车出了站。晚上上级就给我们分配了去向，让我到二十三旅当副政委。这是1945年10月底的事。副政委的凳子没坐热，一个多月后我就又当二十三旅的副旅长，宁贤文任旅长，谭开云任政委。我还是去"专打仗"的角色，领导让我干，我也愿意干，什么职务我不在乎，只要有仗打就行。

在这里，我还得谈一谈对苏联红军的印象。

几年前，作为政协委员，沈阳市的领导陪同我到沈阳南站视察。走在广场上，我指着顶端塑着坦克的纪念碑对他们说："无论何时都要教育群众，不能忘了苏联红军，东北摆脱14年'亡国奴'生活，苏联红军是大功臣啊！"

正是如此，当年无论苏联政府，无论苏联的最高决策者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那百万苏联红军将士远离故土，在我关东黑土地上纵横驰骋，英勇战斗，把个一向霸气十足的日本强盗打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他们中无数将士血染黑土地，抛尸黑土地，这一切，让我们这些黑土地的主人们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忘记的。

苏联红军装备精良，将士们作战勇敢顽强，一往直前，这种作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尽管他们中的少数人纪律观念差，无论见到日本女人还是中国女人，嬉嬉哈哈，常做出些非礼之举，还抢东西、毁设备等等，但这一切都埋没不了苏联红军整体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巨大贡献。宽以待人是我们的美德，不以小错而掩其大功，这是我们对待事物的正确态度。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