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大平原太富了，产粮食、产棉花、产煤碳……交通又顺畅，距港口又近，人口又稠密，这么好的地方，难怪小鬼子盯住不放。好地方谁都想占，蒋介石想占，共产党想占，小鬼子更想占，占了之后它好把这些好东西运出去支援太平洋战争。所以它先占了大城镇。蒋介石一看，小鬼子这么厉害，斗不过它，让共产党先跟它斗吧，咱躲开点，结果他一跳就跳上了峨眉山，直到小鬼子投降了，他才一跳又跳下来。汪精卫整得更明白，他觉得压根儿就应该与日本大皇军"亲善"，后来就真的"亲善"了。一个躲，一个亲，就属共党产"死心眼"，卢沟桥炮一响就喊抗日，日本人左赶右撵就是赖在太行山左右不走。不走也行，你还捣人家大日本皇军的乱，看人家用你点东西就心疼，就没有人家蒋大委员长、汪大委员长（伪军事委员会）大度大方。日本人啥脾气，他蒋委员长、汪委员长都惧其十分敬其十分，你小小的共产党，人啊枪啊都是"小小的"，敢跟大日本皇军叫板，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啦，收拾！本来到了武汉广州，拨出一部人马磨过头来就奔华北。扫啊，荡啊，烧啊，杀啊，虽说没白忙活，但代价也很高，这就让皇军先生们迷惑不解了，"咦，小小的共产党，狡猾狡猾的，厉害大大的，小看的不行，重视的干活！"蒋介石站在峨眉山山尖上往下一瞅，见皇军先生们抓耳挠腮、皱眉瞪眼的样子，偷偷暗笑："老皇，你以为那老共也像老汪那么没骨头，也像我这么胆小哪，那你就错啦，一娘生三仔，禀性各不同。我捂扎二十多年都没捂扎住，这回你也领教了吧！"
皇军先生说"我就不信这个邪，'铁壁合围'，连窝端饺子"。嘴上说的挺硬气，其实背后也暗嘀咕，"老共，给我点面子，只要让我过得去，我也不能为难你，你看看，我老家就那么点小地方，没啥东西不说，三天两头不是地震就是海啸，这日子也实在是不好过。够意思，够意思，老蒋老汪都说通啦，你还较得什么真儿！"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在我的碗里抢饭吃，老蒋老汪我管不了，打我这说就是不行！"
"嗨，你这人可真是的，好说好商量不行，非打着说不可。"
"打着说我也让你占不着便宜！"
"我扫你的荡！"
"我反扫你的荡！"
得，华北平原热闹啦！
回到一二九师不久，一天，李达参谋长找到了我：
"国富啊，恢复得怎么样啊？"
我弯弯胳膊甩甩腿说："本来就没什么嘛，这一阵小米干饭红烧肉的海吃，浑身劲没处使啊！"
"那好，如果是这样，师长和政委让我交给你个任务。据情报透露和目前情况判断，敌人5月份将要进行更疯狂的扫荡。我们的方针是避敌锋芒，相机作战，根据地留少部同志配合地方武装，利用地道战、地雷战、沟壕战、麻雀战等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牵制敌人适时出击外，我主力和政府机关转入山区作战。现在冀鲁豫边区政府200余人要转入太行山区，师首长决定让你带一个连保护和指挥边区政府反扫荡。这其中有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你需要特别保护。地方同志没有打过仗，给你的兵力又很有限，担子不轻啊！"
听完李达参谋长的实际就是下达命令的谈话，我心里特别感动，首先，这说明师首长对我的充分信任；其次停了3个多月，马上又要有仗可打了。
"请师首长放心，只要我徐国富在，决不会让边区政府受任何损失！"
"好家伙，不愧是红军干部，到啥时都当当硬，这样的干部再多些就好啦。"
我深知，自年初以来，华北我各根据地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日军以"铁壁合围"、"赶鱼下网"等战术使我八路军和地方政府及群众遭受了重大损失，我所熟悉的新七旅政治部主任刘诗松同志，新八旅二十四团政治处主任郝光同志，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处主任孙毅民，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原十一团政委桂承志，十团团长陈子彬等同志都相继牺牲，根据地被敌人分割的支离破碎，人民群众饱受日寇强盗烧杀掠抢，形势十分严峻。此时承担这项任务，确实难度不小啊。但这也正说明了首长对我的信任。家贫出孝子，国难识忠臣。古人还讲个"大丈夫驰骋疆场马革裹尸还"，何况我们这些受党多年教育培养的革命战士。
太行山绵延千里，险关密布，山高林稠，易守难攻，实在是隐蔽作战的绝好佳地。1942年4月底，我带领一连战士保护着冀鲁豫边区政府200余人，避开了敌人的封锁线，由麻田、王铺之间进入千里太行山。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做地方工作也许个个是行家里手，但谈及军事、战争、战斗等，大多不甚了解，有的人甚至听见枪声腿就抖。其中还有女人和孩子。杨秀峰主席拉住我的手真诚地说："徐团长，我们这些人都不懂打仗，就全靠你们啦。"
我说："没什么，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事咱共同研究吧。"
杨秀峰同志是从事党的地方工作的老同志，特别是在我八路军进入华北敌后以来，他为建立和发展翼南根据地，支援我军对敌作战，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做了大量工作，在冀鲁豫根据地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此时，他年岁较大，身体又极度虚弱，因此，临行前我专门派一个班的人保护他。
进入山中的前期还比较顺利，我们带有一定的给养和必备用品，并准备了许多隐蔽工事。进入5月中旬，大批日伪军扑向太行山，敌人对我进入太行山区隐蔽作战的部队和群众进行了日甚一日的的扫荡，部分同志遭受损失。为了保证边区政府和杨秀峰等200余名同志的安全，我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轻装简从，放弃笨重物资，以利快速转移；二是短停勤走，让敌人难以摸清我们的行动规律和行动路线；三是积极防御，以所带部队大部担任警戒侦察。同时我还命令全体人员减缩食品，节省弹药消耗，做好长期斗争思想准备。随行的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同志对我的安排给予了充分肯定。
5月的太行山浓荫蔽日，茂草蓬勃，这为我们机智躲避敌人"扫荡"提供了天然屏障。"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人来势汹汹，气焰甚为嚣张，然而面对如此的高山密林，非但难以展开火力，且常受我冷枪射杀，消耗其战斗力，也懈怠了其士气。
小鬼子也很精明，他们发现大队人马不易展开，"扫荡"效果不理想，便改变战术，以大队人马围山，再派小股人员入山寻机与我作战。当时我们可食的东西只剩一点黑豆和柿皮与谷糠，盐早已断绝，饮水也十分困难。一天，战士们带来两个自称卖盐巴的乡人。见面后我发现这两个人很可疑，身上所带的盐极少，说话又吞吞吐吐，后来经反复盘问，这两个人才不得不承认是日军的密探。同时还知道，敌人派出大批人员，以假扮农会干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我军交通员、看病郎中、卖盐小商等等进入山内侦察我军行踪，企图逐一歼灭。对这个情况我特别重视，立即向上级和各相近部队送出情报。一天夜里10点多钟，侦察人员报告，有一小股约三四十名鬼子正在向我们宿营地摸来。"怎么办？"当时300余人的队伍夜间转移十分不便，尤其妇女、孩子和伤病员，如果情况一旦暴露，不但很难甩掉敌人，还可能引来更多的敌人，后果将很难设想。杨秀峰、蔡树藩二人都特别着急，让我快拿主意。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敌人很可能并未发现我们的行踪，主要还是侦察行动，并且人员并不很多。我决定，留下部分手榴弹给边区政府较年轻人员，临时组成护卫队保护营地，我带领惟一的全连战士分三股，一股正面迎敌，另两股到侧翼吸引敌人。同时我还要求大家尽可能抵近作战，发挥我们善于夜战的优势，力图避免响枪，主要将敌人带到离我营地稍远处，再以肉搏和刺刀杀伤敌人。按照我的部署，三部分人员分别行动，右翼人员首先接近敌人，故意暴露行踪后，立即转身向右后方行动。敌人很听话，按照右翼人员的方向追了下去。见此情况，我正面和左翼人员在敌人后面也迅速追了上去。大约走出一公里多路，我三股人员几乎同时与敌人展开肉搏。敌人一见我军人多，且三面同时遭攻击，扔下几具尸体，很快向后逃走了。整个行动约一个多小时，我们无一伤亡，虽然有惊，但却无险，有效保证了边区政府的安全。事后，杨秀峰对我说："老徐你真行，临危不惊，机智果断，确有大将风度。"我说："这也是情急之下逼出来的，有些战斗常识的人都会这么做，算不了什么。"
"扫荡"后期，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敌人的枪炮，而是水、盐和食物。
鬼子发现分散行动、小股出击效果也不甚佳，零星损兵折将数量并不小，便采取收缩集中兵力，封锁全部交通隘口要道，将我入山军民困扼于山中。
经过多天的搜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处水源，饮水问题总算暂时得到缓解。吃的问题仍是个很大困难。剩下的仅一点黑豆。我命令集中起来留给孩子和伤病员，其他人员只有吃柿皮和谷糠加野菜。这种东西粗糙之极，实在难以下咽，许多人都出现排不出大便的情况。杨秀峰主席本来年岁大，身体又不好，这样一来，他和伤病员的身体状况就更糟了。我想，这样下去不行，即使敌人不打，时间一长，我们也将面临食尽药绝的地步而丧失战斗力。跟杨秀峰、蔡树藩等同志一商量，我决定派小股人员分散下山，搞粮食、药品和盐。我把连长和3名排长叫到一起吩咐道："在连里抽10至12名骨干与边区政府中的部分人员化装后分组下山，其余人员一部采集山野菜，一部负责警戒。"几天后，下山人员返回，带回一些急需品，使生活危机得以缓解。
敌人的这次"扫荡"持续了近一个月时间。一个月里，我指挥边区政府机关人员和一个连的兵力，在太行山里与敌人巧妙周旋，虽然经历了重重困难，危机四伏，但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和困扼，做到了未亡一人，未伤一人！在我即将返回部队时，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还有其他一些领导同志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有的要我留下来工作，有的赠送礼物，我都一一辞谢，很是风光地返回部队。
敌人的这次"扫荡"投入兵力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宽都是空前的，因此使我八路军和各根据地政府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敌人疯狂之程度也比历次"扫荡"更甚更毒。1942年5月27日，冀中定县北瞳村，敌人以毒气惨害我地道内的军民800余口；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同志在这次"扫荡"中遇难。"扫荡"中，敌人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根据地惨遭浩劫，2万多名青壮年被敌人掳走，2万多群众遭敌杀害，尤其妇女和孩子遭受了日寇灭绝人性的残害，根据地的人口由原来的1亿减少到5000万。然而这一切并没有把我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群众吓倒，他们"擦干血迹，掩埋尸体，又上战场"，以各种形式与敌斗争，终于于1945年9月2日，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投降书上签字，从此，长达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宣告结束。
现有刘光裕同志于1942年6月初专为五月"扫荡"而撰写的一首《七律》诗原文抄录如下作本节结束语：
时逢一九四二年，日伪扫荡冀平原。铁壁合围嚣尘上，篦梳拉网喊聚歼。民兵八路同协力，游击队员巧周旋。敌寇陷进汪洋海，难逃灭顶大水淹。
思想飞跃与文化突进
-﹣在中央党校的日子里
1942年五月反"扫荡"之后，我和许多参加过长征的干部一起到达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当时中央党校分五个部，我被编在第二部，第一阶段首先学习政治理论，参加整风运动；第二阶段进入第四部参加文化学习。
这是我一生中参加时间最长的一次学习，也是对我思想灵魂触动最大、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最快的一次学习。它不仅使我多次有幸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精辟论述和分析，更主要的是使我消除了对诸多问题的模糊认识、糊涂观念，正确总结了个人参加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为我今后逐渐走上军队高级领导岗位、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
整风与学习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6月8日，中宣部发出整顿"三风"的指示，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就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首先在中央机关、学校、当地政府中进行、尔后在全党全军中展开。
指挥边区政府圆满完成"五一"反"扫荡"之后，我返回一二九师，进入抗大总校继续学习。10月初，抗大总校奉命迁至陕北米脂县，经过考试，我和许多参加长征的干部被中央党校录取，来到党校二部所在地﹣-延河东、枣园南10里的大边沟口报到。刚入校，校部为我们一二九师新入校的学员每人发了一床被子，一个枕头和一条毛毯，一身新服装。经过五月反"扫荡"之后，我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记得到达党校时我仅有一条烧得很多洞洞的破线毯，身上的衣服更破烂不堪，脚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当时一位校领导看到后说："你们真是太艰苦啦！"此时，一次性发了这么多生活用品，真是十分感动。接下来我们开始自己动手挖窑洞。大边沟口土山的土层很厚很硬，正是挖窑洞的好条件。没用几天，我们就在山坡上挖出了30多眼窑洞。按照规定，团以上干部两人住一眼窑洞，我被分配与原东北联军杨富民团长同住一起。陕北的窑洞与现今的高楼大厦相比，确实显得落后寒酸，但当时条件下，特别是对我们刚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员来讲，已是十分满足的了。窑洞门前是一个不太大的空场，上课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席地而座，听讲记笔记，后来用土堆成个土堆代替课桌，很是方便。上大课一般都是到总校礼堂，记得中央领导的讲话授课都是在总校礼堂进行。
在二部期间，我们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文章和《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内容及中央领导的一些讲话。同时，对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及各个时期错误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及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等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探讨。通过这一阶段系统的理论学习，使我在思想上彻底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认清了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真正认识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许多重大决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正确性。在整风中我谈道："过去对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的尊敬和崇拜，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通过这一段的学习和整风，使我彻底认识到，只有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确定的正确路线办事，中国革命才能走上正轨，不偏离马列主义的航向，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才能有希望。"这些话让今天的某些人听起来，也许认为是唱高调、空谈政治，但对于我们这些亲身经历了战争环境的同志来说，绝对是发自肺腑之言。在我的这部作品中我不只一次提到，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使我脱离苦难，走向革命，成为高级领导干部，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摆脱灾难，最终取得胜利，建立国家政权。
在此期间，经组织批准，我将自己的名字"徐国富"改为"徐国夫"。
劳动与学习
参加劳动，这是我们党校学员在这段学习期间的又一项主要内容。
早在193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在陕甘宁边区提出了"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1942年12月，毛泽东又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作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当时我八路军因敌人的封锁和扫荡，衣食保障出现了严重危机，因此要求部队依据不同情况开展生产运动，"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三五九旅在延安军垦屯田、开发南泥和朱德扁担、周恩来的纺车等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刚一入校时我们所以能得到许多生活用品，都是前期同志劳动的成果，所以我们也很快投入了生产运动之中。
1943年春，我们各部之间，各人之间都展开了竞赛，看谁开的荒多，看谁种的地好，看谁收成大，大家比着劲干。我当年开了2亩多地，大部分种了土豆，还种了少部分西红柿、烟叶等农作物。为了保证庄稼长得好，我们每天早晨都早早起床拾粪，大牲畜粪拾不到就捡羊粪，近处拾不到就到远处。有一次我在延河边上遇到朱老总，他担着粪筐，拿着粪叉，在河的对岸走着，看我后还主动打招呼。当时这种情况在中央首长中是经常发生的，因为他们也和大家一起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样定指标，所以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此外我们还纺线、捻羊毛、织衣服等等，确实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劳动不忘学习，学习不误劳动"，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理论学习后，我转入四部开始文化学习。通过在红大抗大的几次学习，我的文化水平有了一定基础，所以这次学起来已不再感到费劲。在这个阶段的学习中，我们参加过长征的人员仍从基础学起，开设了语文和算术课。教员大多是抗战初期从地方院校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和教师，徐特立、陈伯达等也给我们上过课。有的同志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学习比较费劲，产生畏难情绪。记得徐老说："我都50多岁了还在学习，你们20多岁30多岁的青年还说什么，不学习，将来怎么领导工作呀？"陈伯达给我们讲了一堂文言文，由于他的口音比较难懂，加上文言文也确实难懂，结果讲了几个小时，大家也没听懂他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党校期间，我们的文化生活开展得很丰富：打球、唱歌、学演戏、学跳舞……当时刘少奇、谭政等几名领导同志的爱人也都和我在同一个支部学习，每逢星期六她们回家一次，回来给大家带一些糖烟之类，大家便高兴地说笑起来。
这是一段很有意义很难忘怀的生活。
儿女情长
1942年在太行山抗大向陕北迁移前，我和何晓南同志结合。到达延安后，我住在党校，她住在小边沟口，相距六七里路，每到周日我们才能相聚。后来我们有了一个女儿，但因生活环境所限，实在无法抚养，便送给了宝塔山下一个姓李的群众。一天，我到这家去看望孩子，发现女儿瘦了许多，身上和走时带去的小被子上沾了许多屎尿。回到家中与爱人一说，我们二人都特别伤感，决计将孩子再抱回来。来到这家将我们的来意说明后，老乡让我们支付10万元边币的抚养费。我们当时确实支付不起这笔钱，无奈之下，找到了当时任总政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听完我们的情况，耀邦同志很是同情，批给我8万元边币，加上我们夫妇纺线所得的2万元，终于使我的女儿又回到父母怀抱。
然而，旧的困难依然无法解决，孩子的母亲本来就没有奶水，当时又无代乳之类，靠粗粮如何把不到4个月的孩子养活。有一天，正在延安准备参加"七大"会议的刘伯承师长见到我愁眉苦脸的样子，问道："国夫哇，什么事把你愁成这个样子啊！"我把情况向他说明之后，他笑着又说道："打仗时再大的困难都没见你苦过脸，怎么这么点小事把你难住啦。很好办嘛，从明天起，把每天供应给我的斤半牛奶让给你的孩子半斤不都解决了吗？"我知道，刘师长当时的身体很虚弱，加之年龄较大，组织为了照顾他，才每天供应他斤半奶。我说："师长这怎么行，你的身体本来就虚弱，没有好身体，将来怎么指挥我们打仗呢？"
"这就不对啦，孩子不仅仅是你们夫妻的私有财产，也是我们的孩子，革命的后代嘛，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抚养她，就这么定啦！"
刘师长说完转身走了。望着师长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多好的首长啊，他不仅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家，还是位善良的慈父啊！在后来的生活中，每当我想起这件事，都对女儿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老一辈对你的抚育之恩啊！"
50多年过去了，襁褓中的女儿今天已是中年之人，她没有睾负老一辈对她的抚育，她先后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为民族事业尽心竭力工作，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就。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