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西北作战时，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女朋友，叫何晓南，湖南人，是1938年进入抗大学习的女青年，毕业后分配到新八旅政治部工作。有一天她对我说："哎，第一次见面时，见你大眼睛，双眼皮，方盘大脸，白白净净，挺受看的，怎么现在变得满脸胡子，像个猛张飞似的？"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要么百姓们怎么都喊我徐胡子呢，告诉你吧，那天为了见你面，我刮脸剃头，整花了我半个月的烟钱哩。不过算算也合适，半个月烟钱就换来个女朋友，上算，上算。"

她就什么也不说，抿着嘴笑。

在鲁西北那阵子，不论是在骑兵团，还是在新八旅二十二团，整天不是打仗就是破路，好不容易有点时间，还得忙着睡一觉，哪有工夫摆弄这张脸。我本来就是个连鬓胡子，两天不刮就长长。我想，这样也好，搞个侦察什么的，省了化装，便任其自由化了，所以地群众大多不知我的名字，都叫我"徐胡子"。1988年我重返鲁西北，见到了一位当年很熟悉的老同志。我问他："还认识我吗？'

他直愣愣地看了我一阵子，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我说："你再仔细看看！"

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看了好半天，然后又把目光盯在我这张脸上："徐胡子？不像！有点像！"

我说："对呀兄弟，我正是当年咱们一起打鬼子，扒铁道，钻山沟，端炮楼的那个'徐胡子'。"

"唉……哟……你真是当年那位骑兵团、二十二团的徐胡子团长啊？！你看看，这是咋说的呢，好兄弟进了家门，我咋就认不出来了呢，徐胡子，别见怪呀。"这位老乡拉着我的手不知说什么好。

是啊，鲁西北的战争生活培养了我，锻炼了我，也使我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一次次惊心动魄的征战，那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拚杀，都给鲁西北的人民和当年万万千千的将士们一样在鲁西北战斗过的我，这个普通一兵，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比较而言，在鲁西北战场上虽然打得也很艰苦，很残酷，但打得明白，打得心情舒畅，不像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的糊涂仗，走来走去，谁都不知什么意思，死了的人都死得不明不白，窝囊！

鲁西北的聊城、临清一带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平原好驰马。在这种地形下作战，有利于我骑兵部队发挥威力。

这个时期，日军主力正在南下作战，留守的少部分日伪军大多龟缩于较大的城镇里不轻易出动。所以我们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国民党石友三制造"磨擦"的部队。

前文中已说到，石友三是个损家伙，不仅不打日本人，还和日本人勾结打当地抗日群众武装，屠杀抗日干部和群众。所以当地群众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对石友三恨之入骨，对打日寇打石友三的八路军敬佩有加，关怀倍至，情同手足。我们常说一句话："群众眼里不揉沙子。"谁好谁坏，群众的态度一点不暧昧。第一仗，我骑兵团与兄弟团配合，先消灭了石友三的两个团，回过头来，我们发挥骑兵运动快的优势，在半路上又全歼了增援石友三的日军一个小队，还活捉了包括龟田小队长在内的5名日本鬼子。

这一下可了不得啦：冀南军区东进纵队有个骑兵团，个个骁勇善战，杀法精猛，大马刀五六尺长，一刀抡下去，砍掉三四个小鬼子的脑袋；清一色的黄嘌马，都是唐朝征战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骑的那种马，来如闪，去如风，莫说石友三，就是小鬼子，一听说"黄马团"，就吓得尿裤子，看见骑牛骑毛驴的都躲挺远……嗬，简直把骑兵团说得神乎其神了。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当地第一个消灭成建制日军的部队和骑兵这个特殊装备。

第一仗之后至我离开骑兵团的大半年时间里，我骑兵团参加大小战斗不下200余次，几乎每天都有仗打，甚至一天打几仗，确实打了许多漂亮仗，不仅当地群众称赞我们，就连石友三的部下和日军都不得不承认"黄马团太厉害"!

1939年底，骑兵团团长和政委进党校学习，我由参谋长改为代理团长，整天带着部队东打西杀，南战北征，时常顾不上洗脸的我，胡子长有半尺长，宛若猛张飞，也别有一番风采，只可惜没留下照片。所以有些上级领导和当地群众多称我"徐胡子"、"胡子团长"。

调入新八旅后，我们仍然在冀东南，鲁西北一带活动。在茌平、博平战斗中，田厚义团长负伤入院，我代理二十二团团长。这个时期，我带领二十二团在王近山副旅长的直接指挥下，连续作战，接连攻破了广平、肥乡、曲周三座县城，消灭了大部伪军和部分日军，震动了敌人，也震动了群众，当地百姓互相传说："徐胡子团真厉害，连攻下三座县城，还抓住了不少小鬼子哩……"我要说的是，不是我厉害，而是王近山指挥的好，战士们打的好。这么多年，每当我想起那个时候，心里就激动不已：我们的战士太好啦，让走就走，让打就打，一顿两顿吃不上饭，冲锋照样锐不可挡；行军时困得前扑后仰，仗一打响，还跟马驹子一样欢实，这样的部队能不打胜仗吗？!

广平、肥乡两座县城打得比较顺利，缴获了一批物资。攻打曲周县城时，部队遇到了困难。

曲周县城的围墙比前两个县城的围墙都厚了许多，也高了许多。前一天，我们派出几个小组进入城里进行侦察。我也带了一个小组。当时于笑虹政委反对我去："你要指挥全团作战，怎么能离位呢，万一出点事，怎么交待嘛！"我说："没关系，我是代理团长，还有你政委嘛。再说我这个大胡扮成个老头，谁看得出来？"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是我指挥作战、确定决心的首要因素，也是我的习惯。不是我不相信侦察人员，而是仅凭他们的汇报，我总觉得心里没底。

大胡子在那个阶段为掌握第一手材料确实带来了许多方便。我带的那个小组共5个人，除我之外，还有侦察科长、保卫干事和两名警卫员。城门口有一个日军两个伪军站岗。我来到跟前，一个伪军问我：

"老头，进城干什么？"

我一听有门，便故意咳了两下，敲敲前胸，指着嗓子说："上不来气，找先生看看。"

"进去吧！进去吧！"

我顺顺当当进了城。

他们几个人就没我这么便宜啦，又问这，又问那，检查《良民证》，全身上下摸个遍，折腾老半天才追上我。一见面，我们都乐了。我问他们乐什么，他们说："不到30岁的人，愣看成老头，我们又笑敌人笨，又笑团长你装得像呗。"

侦察回来，侦察科长问我："团长，上来气了吧？"

我知道他还记得我对城门伪军说的话。我说："这个气不好顺哪，城墙有一米厚，护城沟有五六米宽，两米来深，不太好办哪！"回去之后，尽管我们按侦察情况做了必要准备，但攻城时依然遇到了很大困难。最主要困难就是敌人的火力过猛，我们的火力难以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使跨越护城沟时造成了很大伤亡。但时间不等人，拖得过久，敌人援兵赶到，我们的任务就难以完成。看着一个个战士倒下，我真急了，一边命令迫击炮瞄准城墙上的敌火力点猛轰，一边组织全团的重火力集中一面狠射。我们的尖刀排终于沿着我火力方向跨过了护城河，炸开了护城墙。

没炸开墙之前，日伪军很嚣张。一旦突破一点，敌人便全面惊慌，但为时已晚，我们的战士以勇不可挡之势冲入城中，很快消灭了伪军中队，接着向日军营地发起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夺，击毙日军20余人，其他日军逃出城外。

有些战斗就是这样，明知道是场攻坚战，但形势需要，也得打，关键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敌人并非都是草包，哪有那么多便宜可占。面对艰苦的战斗，首先看指挥员的胆量。没等打，指挥员先输了气，那样肯定打不好。但胆量不是蛮干，在正确运用胆量的同时，还要用好计谋，一味的猛打猛冲，拿着鸡蛋撞石头，那不是合格指挥员。

1941年12月8日，随着珍珠港一阵闷炮炸响，太平洋从此两年没得消停。杜鲁门本来扭扭捏捏，羞羞答答，态度很是暧昧。此刻也顾不得这些，叽哩咕噜一阵鸟语，中国人才知道，美国参战了。杜鲁门一表态，丘吉尔便来了精神，精美的手杖敲得地板咚咚作响：参战！参战！英国也参战了。斯大林更不用说，不参战也得参战，希特勒已经骑在他脖子上撒尿啦，凭斯大林的脾气能忍这口气？蒋介石一看，大半个中国都让日本人占了，让他这个委员长脸上实在不好看。前几年不好看也没办法，一则"安内"未曾安完，二则美国大老板没表态，蒋介石这个一向懂得长幼尊卑的人岂肯胡言乱语。现在杜鲁门表了态，丘吉尔也表了态，蒋介石觉得这件事不能落后，也就发表了个"参战"声明。当然还有许多看别人脸色行事的小国也都有了态度。你想想，20多个大中小国家掺乎到一起，太平洋还能消停得了？本来无风三尺浪，这一来，浪快三丈啦。打吧！知道日本小鬼子就不是好折腾，这回快折腾出头啦。

太平洋战争终于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仅没有减轻中国战场上的压力，反倒更加重了灾难。

日本，弹丸小国，资匮人乏，应酬这么大的场面，给养从哪来？人力从哪来？光靠东北三省是不够啦。华北富得流油，天赐的物资供给基地，东条英机说：华北的干活！结果华北由原来的20万兵力增加到了30万，区区一个冀南，日军就达6290人，伪军已达2.7万人。

华北谁的地盘？共产党的呀！辛辛苦苦经营了好几年，你小鬼子想拿就拿走，没那么便宜吧，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你以为是吃素的？错啦。那也都是棉里藏针的人物，你小鬼子想捏鼓就捏鼓，扎不死你，也扎你个破伤风。后来的事实不就证明了吗！刘伯承、邓小平一合计，就有了主意，还是按毛主席说的干吧：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招确实让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中将着了忙，头疼病一天犯好几遍，落下了病根。多田骏也没想想，你的对手是谁？刘伯承！中国三个军事家他完整地占了一个的刘伯承！更何况他上边还有毛泽东、朱德一群饱读诗书、精通战略的精英呢！这就注定了多田骏不会有好果子吃。何止多田骏，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也同样，东条英机最终不也蔫了吗！

就此打住，还说我的二十二团。

有一天，于笑虹政委对我说：

"国富，日军在华北不断增兵，下一步的仗恐怕要更残酷呀，上级让咱们有个思想准备。"

"你是政委，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办。"

"哎，这么说不对呀，田团长才住院，你虽说是副团长，但代理团长工作，就是名正言顺的军事主官嘛，上上下下，谁不知道你徐胡子打仗厉害，不仅指挥咱们团，别的团和军分区打仗，王近山副旅长都点名让你去指挥，咱团的大梁你不挑谁挑。你也知道，玩玩笔杆子动动嘴我比你强，论起指挥打仗，我没你那两下子。你就放心干吧，我在后边给你殿后。"

不谦虚地讲，于政委的这些话都是实话。那个时候虽说也有虚头巴脑、耍奸蹭滑、玩心眼之辈，但于笑虹不是这种人，他为人坦诚大度，有知识，有涵养，是位很好的政工领导。

我说："好吧，咱们商量着干，上有领导指路，下有官兵用命，再难能难到哪去。"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灾难却降临到我二十二团的头上，以至我本人经受了河西走廊的遭遇之后，在冀南再走"麦城"。

自1941年下半年开始，日寇对我华北根据地发起了大规模的、全方位的、连续不断的、更加疯狂的进攻，兵力一次比一次多，范围一次比一次大，时间一次比一次长。敌人称自己的战术为"捕捉奇袭"、"铁壁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目的只有一个：肃清我华北八路军和抗日力量，实在肃不清，也要撵出华北。据《冀南军区战史》记载：

1941年12月4日至1942年1月8日，我新四旅直属队及七七一团和十团，先后7次遭敌人合围袭击，部队伤亡失踪500余人，损失轻重机枪11挺，长短枪200余支。

1942年1月9日至10日，新四旅十一团和第一军分区基干团，在魏县西南仕望集地区遭受敌2000余人合围，十一团的一营、三营奋力突围损失不大，但其余部队损失严重，200余人伤亡，大批武器马匹装备失落。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