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平原位于北纬32°--40"，东径114°-121。北抵燕山南麓，南达大别山北侧，西倚太行山一伏牛山，东临渤海和黄海，跨越京、津、冀、鲁、豫、皖、苏7省市，面积30万平方公里，几乎与日本国土面积相近。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河湖众多，交通便利，物产丰富，自古为中国的风水宝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晋察冀地区，因地势海拔较高，土质较坚硬，故驻地军民多以掘挖地道的形式与敌人开展游击作战。我冀南地区因靠近渤海，地势海拔较低，土质较松软，故以掘挖沟壕的形势与敌人开展游击作战。

交通壕宽约一米，因海拔仅两米左右，故深度只能掘至1.5米余。主要村镇均有沟壕相连。因此，在抗战时期，在晋察冀有地道战，在冀鲁豫有沟壕战之说，四通八达、形如蛛网的交通壕为我冀南军民抗击日寇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12月中旬，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向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发出指令：确保华北，特别是确保重要资源地区交通线的安全和加紧经济封锁。"确保"是针对我前一时期破路战而来；"加紧"是针对我军民反"扫荡"反"蚕食"而来，中心目的是"建立稳定大后方"，保证太平洋战争需用。

多田骏接过上司指令，"嗬依！嗬依！"声音很洪亮，腰板拔的很直，靠腿也很有力，"啪、啪"响，而脑袋里却怎么也硬气不起来。为什么？为什么！自从当上华北方面军这个最高长官以来，他没少发誓斗狠，扫荡：一遍一遍，一拨一拨，像木梳一样梳，像篦子一样，走过去再突然走回来……蚕食：挖封锁沟，砌封锁墙，建维持会，联庄保甲，发《良民证》……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几乎是黔驴技穷、江郎才尽，却总是达不到预想的效果。你有"扫荡"，八路军就有反"扫荡"；你有"蚕食"，八路军就有反"蚕食"。你白天挖了封锁沟，砌了封锁墙，八路军就夜里填你的封锁沟，扒你的封锁墙。怎么整都不行，实在是让多田骏伤透了脑筋。不过伤脑筋也不行，天皇圣旨，上司指令，干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想来想去，没别的好招，还得"扫荡"、"清乡"、"蚕食"，不过这次所不同的是由过去的"面"战变为"点"战：即一点一滴，集中兵力，集中精力，彻底"清乡"后再建成"堡垒",意思是占领一块地盘就彻底占领住，让八路军再也夺不去。"彻底占住"是不可能，不过彻底"清乡"的合围战术果真很厉害，我新四旅和二分区的同志们已经尝到了苦头。多田骏是由北向南逐一合围的，二分区之后就进入了我们三分区的地界。

百团大战之后，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方针。当时部队减员很大，因此将原来的大团缩为小团。我新八旅二十二团由原来的3个营11个连变为4个战斗连。这是一次全军性活动，精简人员有的进校学习深造，有的转入地方政府工作，有的补充地方部队。1942年初，一二九师首长指示："野战军也主要是分遣成连或营，强化游击战争。"新八旅原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两位善打仗的指挥员都先后调离，委以他任；二十二团原参谋长赵晓舟调任冀南军区作战科长后再未补人。此时的二十二团领导只有政委于笑虹、政治处主任吴新之和我这个副团长代理团长。政委和主任二人都是政工干部，指挥打仗经验较少，如此一来，正如于政委所言"指挥打仗这个大梁"就只好逼着我一个人挑了。原来王近山在时，二十二团一有战事他就来，涉及打仗的事我可以向他请示，他也必找我商量。此时他调任三八六旅旅长，二十二团军事干部就我一个，孤单单确有些孤掌难鸣之感。当时的二十三、二十四团情况也基本相似，因为面对敌人越来越残酷的"合围"、"扫荡"，我军的政策是避其锋芒，游击作战，保留骨干，以利长远。在当时特定条件、特殊环境下，如此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八路军北上抗日初时毛主席反复强调的以在敌后打游击战为主，力避运动战、阵地战，以图我军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如果不能客观地分析情况，正视现实，而一味的死搏硬拚，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谁都不难想象。

1942年1月23日，我二十二团在广平、肥乡之北的吕洞固村奉旅部指示休息待命。下午4时多，旅部通信员送来旅参谋长王波同志命令，称：广平、肥乡两县城之敌24日将对吕洞固一带进行扫荡，你团做好群众转移的掩护工作，避免遭受损失。

于政委看完命令交给我，并问道："你看怎么办好？"

当时我冀南地区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合围之敌气焰嚣张至极，发现我军行踪，势欲歼之。上级在分析形势、布置任务时也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同时，新四旅和二分区遭敌合围而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使我时刻不敢放松警惕。手里拿着上级的命令，心里沉甸甸的，我一直把目光盯在"扫荡"二字上："'扫荡'，是'扫荡'吗？会不会是'合围'?"

"扫荡"与"合围"是敌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战术。前者是敌人在一定的跨度内，沿较固定的路线向纵深搜索前进，目的主要在于"驱赶"，以达到该地带的暂时平静；后者是敌人以多股兵力从四面八方向其一点一地包围，目的主要在于"彻底吃掉"我一部。两种完全不同的战术，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策措施。所以情报的准确与否，情况判断的正确与否，是指挥员确定决心，采取正确对策的根本依据。正确的决心来自于正确的情况判断。大到一场战争，小到一场战斗，以及今天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无不显示以上两点的重要。人们评价某个指挥员打仗如何如何厉害，我想这主要是该指挥员有较强的判断能力和较准确的信息渠道，否则，即使他再能打能拚，也如何厉害不起来。当然我并不否认顽强的战斗作风对战斗胜利的重要。只是就指挥员而言，二者相比，它应排其后。这是我当时参加革命15年，经历了无数次顺仗、好仗、恶仗、险仗之后而得到的体会。这体会是血淋淋的，是有着沉重代价的。也是我由初级指挥员成为中高级指挥员过程中逐渐重视起来的。

"老于，敌人是扫荡吗？会不会是合围？"

"不会吧，旅里说是扫荡，上边的情报不会有错！"

我转过身又问政治处吴新之主任："你什么意见，吴主任？"

"我现在不敢确定，不过我认为旅里的情报该不会有错。"吴新之思考半天说出了这段话。

王近山！王近山！王近山！

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到了王近山副旅长。

"新四旅几个团和一分区部队最近的遭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啊！"我望着面前的二人说。

"这样吧，不管什么情况，我们先把侦察排派出去，通知各连做好转移准备，原地待命。"

在征得于政委和吴主任同意的情况下，我先发出这样一道命令。

1月23日天将黄昏，侦察排按照布置分赴驻近敌据点实施侦察，临行前我反复强调，"侦明情况迅速回来报告"。

1942年1月23日，农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七。夜空格外晴朗，一勾弯月隐隐约约沉向地平线，山风夹着阵阵凉意抚着我躁热的身体。

吕洞固村约80余户农家，街路呈东西走向，家家为平顶土房，无院无栅，门前大多有块脱粒粮食的场院。沉沉夜幕中，偶尔传出几声狗叫。这少有的静，使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9个小时过去了，此时约将凌晨，派出的侦察员无一人返回。于政委不止一次地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心在怦怦怦地跳，我知道这不是害怕，而是着急，全团400余人的生命就系在我的身上，这责任有千斤重万斤重，不允许我有半点马虎和轻率。

我说："不要急，再等一等，不然现在情况不明，往哪个方向转移，在上级没有明确的情况下，我们草率行事，万一钻进敌人的包围圈，问题就严重啦！"

在过去的15年中，我经历的战斗无法统计，但无论任何一次，我都没像此时此刻这样心焦烦躁，即使在河西走廊战斗那样残酷，以致完全溃散，我也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的压力。因为在以前的所有战斗中，我的直接上级的命令都是明确的，有时领导就在身边，你只要按照命令或上级意图勇猛战斗就是了。即使我两次当骑兵团长时，也从没有过需要独立确定作战决心。所以我尤其敬佩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这些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们，在中国革命的几次紧要关头，在关系到我军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如果没有他们准确的分析，正确的判断，英明的决策，我们的历史将怎样写，是很难说的。

兵书云：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麋奔于侧而目不称，骤然临之而不惧，无敌加诸而不怒，此乃为将之道也。

这是古人对为将者定的标准，不知有几人可以达到。当时的我色变没变不得而知，因为是夜间，无人告诉我，心里跳得发慌这是事实。因为有400多条人命在坠着我的心呢！

3个多小时又过去了，侦察员仍无一人返回。

此刻我们3人几乎同时发现在吕洞固村正南，肥乡、广平方向，约1公里处出现无数灯光，有坦克灯，也有汽车灯，明亮的光柱在夜幕中显得无比醒目。

瞬间的两个现象让我立刻作出判断：敌人不是扫荡，而是合围！并且此时已经对我团所在地吕洞固形成了合围！只是当时敌人合围的兵力多少，直径多大，火力如何配备还难以弄清。但根据敌人对新四旅两次合围和对军区机关合围的情况分析，参加合围敌人至少在3000人以内，合围直径约五六公里，主力在正南。事实上敌人投入总兵力5000人，是我团人数的12倍。并配有4辆坦克、10门火炮、50多门迫击炮、30余挺重机枪和大批运兵汽车。

"敌人是合围，不是扫荡，现在我们可能已在敌人合围之中。正南肥乡、广平方向可能是敌人的主力，西面邯郸方向有敌人驻军，北面曲周方向也有敌人驻军，惟有东面敌人驻军较少，且35公里外的丘县为沙枣林地带，便于隐蔽。我带领人数最多的（80余人）三连在前，二连、四连依次跟进，政委带领后勤及机关人员由一连掩护随行，立刻过崔庄向东北丘县方向突围。"

"我也随先头连行动吧？"吴新之主任说。

"出发！"我已经顾不上回答吴主任的话，立即带领三连进入通向崔庄的交通壕。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没有确定决心之前，心总是悬吊着不得安稳。一旦确定决心，那种焦躁的心绪便得到缓解，下面便是全身心去实现决心了。

此时鸡鸣两遍，天将拂晓，已是1942年1月24日了。

吕洞固东偏北3公里为崔庄，正东北4公里为高固村，附近有敌据点，正北3公里为侯村，西北2公里为杨固村，偏西北1公里为小庄。

我们沿着交通壕疾进，刚接近崔庄，就遭到敌人的猛烈阻击。三连当时连长不在，只有一个副连长和指导员李如海。李指导员是个打仗不要命的汉子，他拉着我说，"你压住阵脚掩护，我先带人冲上去。"说完带领两个排就向前冲去。经过两个小时激战，约7时多，我们终于占领崔庄。当时一位老乡介绍，前一天这里来了1000多日伪军，傍晚留下100余人，其他向丘县方向而去。从望远镜也可以发现，离崔庄约5里，通往丘县方向有敌人的工事。这说明向丘县方向转移已不可能，敌人已有重兵堵截，向东是卫河，仓促之下难以通过，只有冒险向高固村突围。

高固村又是一场血战，9点左右虽为我占领，但北面外围也有重兵堵截，只好再向侯村突围。此时三连已损失过半，我命令二连接替三连担任突击。这时有人向我报告，吴新之主任牺牲，我赶紧来到跟前，吴主任已经停止了呼吸。此时我虽然很悲痛，但带领部队突围更重要。我抓过一顶帽子盖住吴主任的脸，转身又冲进了交通壕。

侯村村口只有少量日军，被我们很轻易击溃，但再向前冲，便遭到敌人猛烈炮火拦截，根本无法前进。无奈，向西北杨固村突击。在接近杨固村时，我对二连张连长说，"派一个排向前冲一下试试！"一个排十五六个人刚越出交通壕未冲出百米，从侯村和杨固村两个方向出现敌人重机抢的交叉射击，我一个排人几乎全部壮烈牺牲。见此情景，我们只好抢占杨固村。当我们进入村中未及稳足，敌人的炮火也跟了上来。万般无奈，我们只好又向吕洞固村冲去。从早5时左右，到约下午 5时，我们拚力冲杀，转了一圈，终未突出重围，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在村西口，我见到了分别一天的于政委。

"怎么，你没动？"我惊奇地问。

"什么没动，刚进崔庄，就被敌人截住了，冲了几次冲不动，只好退回吕洞固，下午3时多，敌人已经进入吕洞固村东，下步怎么办？"

望望已损失过半的二连，再看看眼睛血红的政委，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我个人的安危算不得什么，只要能保住二十二团，能尽量减少一点损失，此时此刻惟有继续突围。我说："老于，天马上要黑了，天一黑我们就好办些。但这里一刻不能停留，我带领四连向小庄冲一下，你带其他人员慢慢跟进，如果我能撕开个口子，你就快点跟上来，如果撕不开，再想办法，你一定注意后面的敌人。"

"好，好！国富同志，二十二团谢谢你！"

"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话，只要能冲出去，就是二十二团的幸运。"

四连是我团最小一个连，只有40余人，但张玉华连长是个打仗不要命的干部。我们告别政委，迅速向小庄奔去。

小庄是个只有十余户人家的村庄，周围均为平平展展的开阔地。在这里我们没有遇到敌人阻击，便越过村庄，准备向西南方向突围。

小庄向外已无交通壕，此时我们只好在平地上向前疾奔。当我们离开村庄约半公里左右，突然遭右后方敌人坦克的袭击。平展的土地，敌坦克行进得很快，我们又无打坦克武器，队伍很快被敌人坦克冲散，我和部分人员被俘。

后来得知，于政委等后续人员见我们被敌人坦克冲散被俘，立刻又退回交通壕和小庄。加之敌人抓住我们几个，便放松了"围剿"，于政委趁夜深，带领所有百十余人突出敌人合围。

1月25日，敌人将我被俘同志带至河北大名。在这里，敌人问我叫什么名，我想绝不能暴露身份，得报个假名。忽然我想到我的女朋友，便报了个"何晓南"。敌人又问我什么职务，我说理发员。敌翻译官说："看你自己都胡子拉碴的，还当理发员呢！"我心里暗乐，幸亏这满脸胡子才隐蔽了身份。就这样，我这个"理发员何晓南"和其他人一起，每天被押着到火车站当起了装卸工。5天后，我们又经邯郸被押送到石家庄日军劳教所，后又被送进井陉煤矿。

在这里，我们和煤矿工人一起上夜班，一起下井挖煤。我无时不在想着逃离的办法，但刚刚进来不敢贸然行事，一旦不成功，我个人事小，其他同志再逃的可能性就更少了。所以我暗中跟被俘的同志们说："沉住气，待等时机，不能胡搞。"

一天，跟我上一个班并且很熟悉的李师傅对我说："是不是想出去？"我当时一愣，心想，坏啦，他是不是敌人的密探呀。但又一想，不像。我反问："你怎么知道？"他笑了："不用问啦，想出去，弄个《良民证》，趁白晚班交接时间比较容易。"

对于这个李师傅的身份我有许多猜测，但人家不主动告诉，我也不便多问。我的目的就是逃出去！

暗中我向同时来到这里的11名同志分别通报了情况，告诉了他们逃跑的路线、方法、时间，待这些同志分别逃离之后，我便也成功地逃出了井陉煤矿。

离开部队两个月，我这个假"何晓南"，真"徐国富"终于又回到八路军队伍中。第一个见到我的领导是晋察冀四军分区邓华司令员。稍事休息后，邓司令员派人护送我回到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后来在抗大时，田厚义和甘泗何看到了我，对我那天带领部队突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西路军遭遇，我有一种悲壮、愤懑之感，所以当我回到红军队伍时委屈地痛哭不止。此次我没有那样的感觉。虽然二十二团也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我认为那仅仅是一时的失利，中国革命也有高潮和低潮，带兵打仗的人常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一时之得和一时之失都不能说明问题，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吕洞固一战，在二十二团的团史上和在我个人的历史上虽然不能算辉煌的一笔，但也绝不是耻辱的记录。我和我的二十二团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都是党的忠诚的的战士，我们没有辱没革命军队的名誉和气节。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我和吴新之同志带领二、三、四连在前头拚死冲杀，如果没有我们跳出战壕，引开敌人的视线，吸引敌人的主力，以至我们中十多人被俘，后勤、机关及所剩人员脱离敌合围是很难想象的。当时的情况和当时环境出现当时的结局已属无法抗拒，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是我们的最大愿望。所以见到我的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同志时，我的心情很坦荡很轻松，就像很疲劳的人回到家中躺在热炕头上伸直身板长长舒口气一样的感觉。

当我掀开门帘跨进师部门里时，刘伯承师长认出是我，立刻放下手中的放大镜迎上来：

"噢……原来是'大眼眉'回来了，小鬼子没拔你的眉毛，怎么还这么长呦。"

"唉，人家小鬼子还嫌他剃头匠的眼眉脏呐，要是换上真'何晓南'还许拔几根哩。"

邓政委从里屋走出来，一边笑着握我的手，一边接过刘师长的话茬。

我一听，首长们什么都知道了，便也跟着笑起来。

这个期间，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我八路军和地方政府大都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和遭受损失，许多领导同志遭俘或被害。当时与我们同时被俘的还有旅保卫科长李世奎同志，他在我团检查工作，同遭不幸。在石家庄日军劳教所，我们还见到了先期遭俘的原冀中军区王兆元政委和一部分干部。这些同志未暴露身份的，积极做群众工作，组织逃离敌巢；身份暴露的，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我党我军将士英勇的气节。李世奎同志晚我两日逃出井陉煤矿，被俘期间该同志为保护战友，做了大量工作。此时，难友相聚，分外高兴。他听了刘师长和邓政委与我的谈话，也忍不住笑起来。一边笑还一边说："国富同志表现的确实不一般啊！"

这时刘师长把管理处周处长叫了来吩咐道："徐国富、李世奎瘦得不成样子，马上给他们补一补，小米饭加红烧肉让他们猛吃，恢复一下，还有任务嘛。"

我说："师长、政委，还是先汇报一下情况吧！"

"汇报什么！你带着3个连轮换着在前面冲；从早到晚冲了一圈又回到老地方；冲出小庄坦克把你们冲散；后来就到了邯郸；又到了石家庄；你就改名换姓叫何晓南；是理发员剃头匠；后来到了井陉煤矿挖煤；有个李师傅给你出主意；后来你把你们团的几个人都弄出来你才跑出来。是这些吧？!"邓政委像背书一样把我两个月来的情况说了一遍。我当时听得简直傻了眼。

"假何晓南，莫发愣啦，情况我们都很清楚啦。"刘师长说。

"突围的情况你们后来可能知道，被俘后的情况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啊？"

"这些你就没必要知道啦，那位李师傅不光认识你徐国富，还认识比你大的官呐！"

邓政委这么一说，我心里似乎明白了许多。

"国富同志，你是好样的，战斗中表现的既勇敢又果断，减少了损失。危急时刻你能顾大局，沉着冷静，被俘后机智聪敏，隐蔽了身份，保存了自己；希望面前你先让给部下、战友，认真组织，这一切都证明了你对党的忠诚，对我八路军的忠诚，你吃苦了、师党委和首长谢谢你。"

我说："谢谢政委和首长们对我的鼓励，谢谢党对我的信任。"

几天后的一天，在一二九师政治部，我见到了以一二九师党委名义下达的关于1942年1月至3月我被俘期间的结论（因原文随档案存于北京未及查找），其大意是：徐国富同志战斗中勇敢顽强，带领部队奋力突围，但因敌众我寡，突围中与部分人员同时被俘。被俘后未暴露身份，被敌派到井陉煤矿做工，后偷一《良民证》逃回。归队后经一二九师党委审查恢复了党籍……在作出此结论前，一二九师党委曾征求了当时任冀南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同志和政委宋任穷同志意见。

1957年沈阳军区对高级领导干部历史进行审查期间，军区审干办将我此阶段经过向总政作出报告，总政审查后作出批复。1957年2月25日沈阳军区审干办公室致信于我，原文如下：

徐国夫同志：

军区党委对你历史问题的结论，现已经总政审查批准。特

告。

然而十多年之后，有人抬出此事做起我的文章，以致使我"靠边站"长达6年而不能工作，每每想起，深感遗憾。好在这灰色的时日已经过去，197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批复，对别有用心之人在我历史问题上大施诬陷的不实之词予以澄清，肯定了1942年一二九师党委的结论和1957年沈阳军区的结论，使我得以恢复清白，恢复职务，恢复为党工作的权利，重又任命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从1928年参加革命至今，已整整70个年头。70年中，我有过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我对党的忠心赤胆青天可鉴！民众可鉴！历史可鉴！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