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宋朝的奸臣是最多的了，这并不是一个怪现象，观有宋一朝，前期虽然富裕，然边患不断，后而来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后期赵构偏安一隅，外部金辽元挤压，最后被挡不住的蒙人铁骑直接辗压而亡国。
大宋亡国，原因多多，其实并不在所谓奸臣多多，而在于其基本国策有误，“重文抑武”的结果就是不停地被打脸，而奸臣误国之说只是其遮羞布而已。
但这些奸臣的确也是可恨，不过，还是要分别对待，曾几何时，那王安石也被视作“奸相”，全国一片地讨伐声，然而，历史证明，王安石是历史少有的有能力，有担当的一代名相。
北宋徽宗年间有著名的“六贼”他们政乱朝纲，最终导致了“靖康之难”的发生，这六贼中就有这童贯。
童贯，字道夫，开封人，北宋宦官，曾任太尉，领枢密院，掌全国之军权，靖难发生前随徽宗南巡，太学生陈东等上书乞斩“六贼”，他被连贬数级，充昭化军节度副使，尚未到任，即被宋钦宗派人斩杀，头颅悬汴梁城头示众。
我是小时候看《水浒传》小人书时认识童贯的，他时任枢密使，也就是国防部长了吧，掌握着全国军权，率领十万大军围剿梁山，结果中了宋江和吴用而下的十面埋伏，大败而逃，险些丢了性命，是个典型的无用之人，草包一个。
《水浒传》毕竟是小说，剿灭梁山宋江乃子虚乌有之事，想那水泊梁山的一伙草寇，无论正史或野史，皆少有记载，凭那几句“宋江36人”便虚构出一部浩大的传世之作，这施耐庵也着实了得。
宋江一伙的规模是很小的，同蟊贼无异，根本不值得童贯这样的高官带兵去剿灭，真正童贯剿灭的是浙东方腊，而水浒是将这不世之功算在了宋江的身上。
不过，我却一直不知道这童贯是宦官，因为无论是当年看连环画还是后来看电视剧，这童贯身形高大，还有胡须，根本不符合我们印象中那女声女气的太监之特征，以至于网上很多人将电视剧中这童大人的形象，看作是败笔。
其实，这个是史实所载，据《宋史》记载“贯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也就是说，他身材魁梧，皮骨强劲如铁，双目炯炯有神，面色默黑，长着胡须，阳刚气十足，根本不像一个太监。
这也许同他净身的年龄有关，他同明朝著名的大太监魏忠贤一样，成年后才入宫，这同众多年幼即净身入宫的小太监相比，在生理上还是有所差别，可能尚保留了些许性别特征吧；至于他是否是真太监，这个就不好说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对太监素无好印象，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是被这些宦官们弄得个鸡飞狗跳，甚至亡国的；而这童贯算是这一众人中是为特别的，他身为太监，所持掌的权力是所有太监无法达到的高度。
他是历史上唯一以军功进太师，封王爵的太监；他在朝中领枢密院事，掌兵权二十年，权倾内外，是中国历史上掌控军权最大的宦官；他还是第一位代表国家出使外国的宦官。
无论正史还是野史，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童贯都是一臭名昭著，坏事做绝之人；但是，如果让你说出他坏在哪里，做了哪些伤天害理之事，还真说不出个子曰来，他既没有先辈赵高指鹿为马之事，亦无后世刘瑾鱼肉百姓之举，至少在史书中是没有这方面记载。
这方面其实就同蔡京一样，是一个是一个“颇具干才的弄臣”，有一点才能，有一点奸诈，以投机讨好官家为能事的一个宦官而已，只是因为皇帝的偏好，而成就了他“万世骂名”。
童贯的情商是很高的，作为一个刚进宫的太监，他首先将目光盯在了皇帝身边的人物上，无论是小宫女，小太监，只要是在皇帝周围转的人，他都用小恩小惠将其搞定，今天送点小礼物，明天发个小红包，所以，皇帝的耳边天天充斥地就是夸童贯如何好。
童贯广结善缘，一步步地竟也买通了徽宗身边的近臣后妃，让他们为自己进献美言，于是，他的升迁也就是必然的了。
童贯不但摆平了皇帝周边的人，而且他还颇具长远眼光，寻找到了皇帝以后会重用的人，这个人就是蔡京。
其实童贯在徽宗继位前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惠和官职，但一旦徽宗继位后，他马上抓住其性格特征，投其所好，四处搜罗宋徽宗喜欢的宝贝，后来，朝廷在杭州设立明金局，升童贯为内廷供奉官，全面主持工作，为徽宗搜刮奇珍异宝、怪石异花和名人字画。
蔡京此时乃一悲催之人，他具有很高的艺术才能，尤其在书法艺术方面无人能比，可宋徽宗一继位不知是何原因，他被一贬再贬，童贯去时，他已被贬到杭州洞宵宫的道观中当了一名管理人员，但童贯却一眼就看中了此人的潜在价值。
一如后世阮大铖成功运作马士英一样，他让蔡京制作了许多书画佳作，又收罗了很多金石宝器，写上蔡京的名字，不间断地送往京城，并且，蔡京还忍痛将自己珍藏的王羲之的字献了出来。
于是，在童贯精心地策划和运作之下，皇帝对蔡京又渐生好感；最后，在童贯的推荐和保举下，蔡京终于回到了京都，一再地升迁后，坐上了丞相的高位。
投桃报李，沆瀣一气，蔡京的上位，在朝中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集团，朝野上下很多人都集结在旗下，将一个大宋王朝弄得来是昏天黑地，徽宗朝更是一步步地走向了衰败。
不过，有一点要承认，无论是宋还是后来的明朝，说奸臣弄权，一手遮天，左右朝政，这样的情况是没有出现的，无论何时，皇权始终没有旁落。
那些宵小们只能在暗中，或者是利用皇帝地懈怠，在朝廷中弄权，一旦皇帝醒悟，或者皇帝感觉在需要时将他们抛弃时，他们瞬间便一文不值，当然，这种情况不包括那些弱智和幼小的未成年皇帝。
童贯是宦官，却是一个并非一无是处的宦官，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军功的宦官，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太监都是长在深宫，四周都是些大内的一些足不出户之人，极少有多少见过世面的，最多只是出任监军，也就是替皇帝“照看”一下那些手握大权的掌兵之将帅，最多也是如后世明英宗时的王振，不可能有独立带兵征战之事。
但童贯这个宦官却是个另类，他并不在大内厮混，而是统兵在外征战，他的师傅叫李宪，也是个在外带兵的将领，他跟着师傅学了不少东西，多年的军事生涯使得童贯也逐渐成为一名能征善战的战将，尽管看着有些异样。
西夏，一直是大宋边患不断的心头病，自从“澶渊之盟”后，大宋与辽国结成不断勾心斗角的“兄弟之邦”，东北部地区得到相对的稳定，而这西夏却象一块牛皮癣一般，时而不时地在西北惹出众多的事端。
西北边事，前期是靠着韩琦和范仲淹等人多年地努力，方平稳了局势，阻止了其进一步蚕食大宋国土的恶行，但到了徽宗时，仍有青、唐两州之地还在西夏手中，宋对其也无可奈何。
在蔡京的极力保举下，熟悉边塞事务的童贯，率领着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向西开去，经过一番征战，神奇地收复了失地。
这其中还有个小小地插曲，出兵征西后，因宫中起火，人心不定，徽宗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下旨令童贯回师；然而童贯看过后，不动声色地将诏书折起来塞进靴筒。军中有将领问他诏书是什么内容？童贯从容回答说：皇帝希望我们早日成功。
后来，在庆功宴会上，童贯拿出皇帝的诏书，传示军中将领。众将一看，无不大吃一惊，惶恐地问他为什么敢这样做？童贯解释说：“那时军中士气正盛，半途止兵，今后还怎么打仗？”主将问：“那要是打败了可怎么办？”童贯说：“这正是当时我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所有罪责我自己承担。”
当时众将领听了，“呼啦”一下子跪了一地，无不佩服童贯的智慧和勇气。
征西的成功，童贯遂成了大宋帝国的一颗耀眼明星，受到京城朝野上下英雄般的赞誉，也让徽宗非常高兴，认为其颇具将帅之才，为了防止西夏在边境继续侵扰，干脆直接任命童贯为熙河兰惶、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几乎统领了西部的全部兵马；像童贯这样名正言顺地总管半个天下兵马的宦官，真是世所罕见。
然而，收复西北失地，同西夏争战，这只是童贯独立军事生涯的前奏曲，他最大的功劳是平定方腊。
我对方腊的全部印象，都是来自《水浒》，将其剿灭靠的是宋江率领的梁山一众好汉，乃是进行用蔡京等一伙奸贼，行那农民军自相残杀，两败俱伤的诡计；在征伐过程中，作为配角的官军，除了肘抽制梁山大军就没做什么好事，以至于凯旋时，众好汉“十去六七”，甚是凄惨。
但是，《水浒》是一小说，宋江的梁山好汉同征方腊是一毛钱关系也没有，那所谓河北田虎和淮西王庆那就更是子虚了。
大宋延至徽宗朝，早已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了，尤其是宋徽宗贪图享乐，在江南大肆搜刮扰民，不管是贫穷百姓还是富盈大户皆深受其害，于是，方腊在睦州，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淳安登高一呼，四方响应，起义一时逞燎原之势。
方腊攻陷了杭州附近数个州郡，朝廷震惊，徽宗赶紧加童贯为宣抚制置使，带兵十余万前去镇压，在嘉兴城下击败了方腊主力，最后在方腊拒绝招安的情况下将其生擒，送汴京处斩，数月后，又剿灭了其残余势力，至此，江南大定；而童贯也因此功被拜为太师。
随后，童贯又在联金灭辽战役中收复燕地，凭此不世之功被封为徐、豫两国公；宋徽宗遵宋神宗遗言：“收复全燕之地者赏以封地、给以王爵”，因而下诏封童贯为广阳郡王，如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王的太监就这样诞生了，这也是童贯人生的巅峰时期。
在童贯的军事生涯中，至少有两件事是值得一书的，一是他收养了阵亡将领的孩子为义子，这让那些在生死场上搏杀的将领们十分感动，认定童贯是一位值得为之卖命的统帅。
二是他提拔了当时名不见经传，仅为下级小军官的韩世忠，在平方腊的过程中更是擒方腊，宋史有载：“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禽腊以出。”后来韩世忠成为大宋王朝抗击金人的中流砥柱，童贯的擢拔，也成就了韩世忠“中兴四将”的英名，也为后世演绎出了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等一连串的好戏。
童贯有军功，也有能力，这个是无庸置疑的，这同他是不是奸臣其实是两个独立的概念，所以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他是一个并非一无是处的奸臣。
就前期童贯的所作所为来看，似乎还达不到奸臣的程度，但作为大宋朝主要军事领导人，他在靖康之难中的表现，就难逃其责了，也正因为他在此时的作为，让他坠入了身背千古骂名的奸臣之列。
靖康难前，童贯作为领兵统帅，率大军驻扎在西北门户重镇太原，金人南侵时，他不作抵抗，一路狂奔逃回京城，致使金兵长驱直入。
童贯逃回京城时，宋钦宗已即位，下诏亲征，安排童贯为东京留守，童贯不仅没受命履职，而是同徽宗一道，假借去乞福离京南逃，这让新皇帝情何以堪。
在逃跑途中，跟随有大量的百姓，一日突报敌兵来袭，慌乱中童贯见因百姓夹杂，严重影响逃跑速度，竟下令亲兵射箭，致使一百多人中箭而死，对于此举，谏官、御史和人们议论纷纷，无不控诉童贯的罪恶。
于是，钦宗马上下旨将其贬官，后又下诏历数他十大罪状，命人将其追杀，童贯被杀后，他的头被带回京城悬首示众，至此，童贯带着奸臣的罪名遗臭后世。
童贯是奸臣，但奸臣之所以成为奸臣，背后的宋徽宗自要负极大的责任，他在位那些年，对内残酷盘剥，对外大动干戈，自己又奢糜享受，导致民怨沸腾，内外交攻，最终国破家亡，亡国的罪魁祸首，当然是宋徽宗这位自号为“道君皇帝”的无道昏君。
话虽如此，在北宋灭亡前的国家败亡之局，总要人对其负责，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皇帝是不会受到指责的，皇帝之所以做得不好，不是红颜祸水便是奸臣弄权，必须要有人出来顶缸，于是“六贼”便应运而生，千夫所指而又确实曾经助纣为虐的太监童贯，便成了宋徽宗的“替罪羊”，遭受了千年的唾弃。
童贯在徽宗一朝被称为“媪相”，这是同蔡京的“公相”相对应的，意为一公一母祸乱朝纲之谓，以二人为首的集团将朝廷弄得乌烟瘴气，也被时人所痛恨，使得原本就腐化的北宋朝政愈加荒废；还有就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纲”，其中自然也少不了童贯的努力。
观童贯的一生，作为一个“性乖巧”的太监，他费尽心机地巴结上司，并借助蔡京上位，这些作为一个有权力欲望的人，本无太多的可责之处，而他又因收复西夏失地和征方腊，坐上了最高军事领导人宝座，可以说是一个功过兼有、毁誉参半之人。
但是，在平素他为人处事的过程中，不以国事为重，一心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特别是在金人南侵时的表现，则充分暴露了他小人习性的本质，靖康之难的发生，他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一介宦官却位在君群臣之上，这本身就会招致忌恨，而他种种的肆意妄为，又加深了这种仇恨，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然而，北宋的覆灭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要交全部责任堆在童贯身上，怕也不是太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