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中创造了“线性时间”这一概念，认为时间有始有终，这种思想也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文化发展，在许多西方电影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末世情结”的表达。随着后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们的精神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淡化，加之面对瘟疫、自然灾害等人类至今无法预测和掌握的灾难，使得人们陷入了无边的精神困境。

“末世情结”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当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生命时，这种焦虑和恐慌就愈发强烈。“末世情结”在科幻片和灾难片中尤为常见，电影《2012》、《雪国列车》、《釜山行》等都表达了人类面临“世界末日”的悲观意识，却在紧要关头激发出惊人的力量。

“末世情结”本质上与中国文化是相悖的，但与中国文化中的“忧患意识”相近，我国自古就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箴言，不同的是，“忧患意识”源于我国古代动荡的国情，战事频发、朝代更替使得文人志士心系国家安危，将“忧患”二字铭记于心。

徐复观认为“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是中国人精神的核心，奠定了中国精神文化的基础。牟宗三先生曾说过：“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由此种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

科幻片《流浪地球》将“末世情结”与“忧患意识”相融合，但从本质上是对“世界末日”的“忧患”，是在面对极端情况下人类倔强不服的心态和采取的积极措施。但陈果的电影表达的是基于现实社会、普通生活下的悲观主义，是对生活与未来的绝望，每个人行走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却好似“行尸走肉”，看不到明天。

陈果在“后九七”时代拍摄的电影将绝望揉碎在每一帧，人们对世界的悲观也是在不经意间娓娓道来，将悲剧美学表现得淋漓尽致。

《去年烟花特别多》中的吴家贤一行人在香港回归之前效忠于港英政府，失业后他们因为身份敏感，加之没有什么出众的才能，走投无路后决定利用朋友工作便利做戏抢银行，却遇到真正的劫匪让朋友白白失去生命。

面对不同的 体系和文化冲击，大多数香港民众在内心深处是抗拒和排斥的，仿佛面临的是即将而来的“世界末日”，尤其是众多底层 ，他们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没有太多的了解，生活中的种种不顺恰好与庞大时代背景相碰撞，焦虑、惶恐、绝望扑面而来。

不被信任、生存难题、失去朋友和亲人……吴家贤的种种不顺让他感觉到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偶遇打架斗殴的青年人成了他情绪崩溃的导火索，家贤杀红了眼，喊着“我对你很失望”，对这个世界竖起中指，他对这个社会的不公平失望，对像弟弟一样不务正业、崇尚黑社会的青年人失望。

同样，《香港制造》中的屠中秋面对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感觉也是“末日”一般，他刚刚开始接触这个世界就遭遇了生死别离，让他小小的内心世界瞬间瓦解：“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就会选择这条路，跳下去真的一点都不可怕，死，原来是不需要勇气的。”

当《榴莲飘飘》里的秦燕听闻表妹和朋友也要去南方“淘金”时，她的内心是崩溃的，亲身经历过“南方处处有商机”的她明白这一切不过是生活的一场骗局，又有多少人前仆后继陷入这“末日”般的死循环，但是秦燕无法开口，在这样的矛盾中挣扎中，悲剧美学悄然而至。“末世情结”不仅仅表现对现在和未来的焦虑与恐惧，有时也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旧。

当人们对现在的生活感到不满时，便会不自觉地产生对过去事物的怀念，然而这种怀念是对人们记忆的美化与加工，是对现实的暂时逃避，《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中便从侧面隐喻了部分香港民众的“怀旧”情感。

电影《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VAN》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科幻片，背景设定“世界末日”来临，整个香港仅剩17人，他们是有着不同职业的香港普通民众，决定一起战胜“末日”却又各自心怀鬼胎，他们不甘心世界从此萧条，决定一同去寻找“原来的世界”。

可他们不知道那些戴着防毒面具的神秘人（隐喻境外敌对势力）早已对他们虎视眈眈，“原来的世界”不过是他们想象中的泡影，他们渴望的“ ”，却也成了他们无视个体的工具。

“当旧制度作为现存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陈果运用反讽的手段告诉那些“分离主义”：你们的希冀最后不过是一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