懋功为川西夹金山下的一座县城，它在我军的发展史上，曾有着辉煌的一页。
嘉陵江战役后、我红四方面军又连克南部阆中、梓潼、青川、平武、北川等9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50公里的广大地区，为继续向川西北和甘南发展创造了有利态势。但由于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破坏了原定向川甘边发展的战略计划，使红四方面军陷于无根据地依托的困难境地，被迫走上了艰难曲折的长征之路。
在此后的两个多月时间内，我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徐向前总指挥等领导的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沿岷江南下，先后控制了文镇关、雁门关，占领了汶川、理番等城镇。此时中央红军已由会理、冕宁北上。为策应中央红军行动，红四方面军派出三十军李先念政委率八十八师及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各一部由岷江地区向西推进，于6月8日，歼灭川军邓锡侯一部，占领懋功及之南的要镇达维，为两军会师扫清了障碍。
1935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一个连了解迎接中央红军准备情况，一个通信员骑马跑来通知我到军部有事，我便随他一起到了临时设置在一座庙中的军部。从外面走进去，我发现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政治部王新亭主任和二十五师韩东山师长都在。我一边敬礼，一边问：
"首长们叫我来有啥指示？"
陈海松政委看了看孙玉清军长，又看了看王新亭主任才对我说：
"徐国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有项特殊任务准备交给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只要领导信任我，我有啥说的。说吧，啥任务？"
"我们几个都脱不开身，决定让你这个组织部部长带几个人，代表我们九军首长随二十五师韩师长他们一起西进，迎接中央红军。"
自嘉陵江战役前，听说我红四方面军将与中央红军会师，大家的心情就特别激动。军政治部接连搞了多次教育，还提出了"以实际行动为会师献礼"等口号。战士们听了这个消息，情绪特别高涨，从连到师，层层发动，积极筹集粮食、羊毛、羊皮、盐巴、茶叶、牛羊等物资以备慰问中央红军。有人拿出了珍爱之物，有的拿出了自己都舍不得穿的新军装、毛巾等，大家还纷纷编草鞋，用牛羊皮缝制皮背心，撕羊毛，捻毛线，织毛衣、背心、袜子等等。打起仗来也更加勇敢，会师成了大家精神上的寄托和思想上的动力。我也将自己仅存的一套军装和一双布鞋献了出来。
那天，从广州回来的小女儿看了这段后对我说："老爸，还至于这样吗？"我说，那天你回来一进门搂着你母亲的脖子直转圈，那是怎么回事？女儿说："两年多没见到老娘了，想呗！"我说、对了，我们当时就是这个感觉。
是的，红四方面军自组建以来，一直独立作战，艰苦的战争生活使我们始终盼望着能与中央红军会合，能早日见到中央，正如一个四处漂泊的游子盼望见到亲人一样。
听说让我去迎接中央红军，当时我心里特别激动。但我又担心如此重要的事怕自己做不好给我们的军抹黑。这时孙玉清军长似乎看透了我心思，说道：
"不要有负担，放开胆子干，会干好的，我们相信你。"王主任也说道："没关系，有事多跟韩师长他们商量，没问题的。"
我方面军派出接应中央红军的部队有三十军一个师，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和二十七师一个团，统归李先念同志指挥。我九军七十四团又是接应部队的前卫。因此我就成了红四方面军最先见到中央红军的首批人员。
我们由理番出发后，一路上兴高采烈，激动无比。6月8日我们抵近恐功城，一个冲锋就歼灭了敌两个营和部分地方武装的守军。待后续部队到达后，我们又继续向懋功以南的达维镇进发，并很快肃清了守敌。然后我们便全体行动，征集住房，打扫卫生，砌锅垒灶，搬运粮食、肉菜、衣物等，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派出的通信员回来报告，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大约13日就能到达维镇。这一夜我们大家几乎都没睡，准备工作虽然按计划做得很充分，但我心里总像不踏实，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有的标语贴得稍稍歪了一点，我就让人揭下来重贴。清晨，我们做好了饭菜，便派了一拨又一拨人员到村外瞭望。直到下午两点多，有人报告发现了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我和二十五师韩师长等一行人赶紧迎出村外。
远远地，我们看见了飘摆的红旗。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我们终于看清了他们的服饰和面孔。
这是一支疲惫的队伍：灰色的红军服，有的打了补丁，有的撕裂了口子；八角帽有的出了洞，有的不知何去：汗水和灰尘在脸上流下一道道污痕……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位圆脸中等身材的人。我们互相招着手向一起走去，当还有十几步远的时候，他就伸出了手。这时有人告诉我他是中央红军二师四团杨成武政委。他也知道了我们的身份我和韩师长同时拉住杨成武政委的双手，不停地问候着。
这时我七十四团的战士们也都拥了上来，与中央红军四团的战士们欢呼拥抱在一起，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持续了十多分钟。这时不知谁说了句："赶紧让中央红军的同志吃饭吧！"我们才相互携拥着向住地走去。
来到住地，我们端出水盆让中央红军的同志们洗脸洗脚，然后统一聚餐。
谈呀，说呀，笑呀……直到深夜才休息。
一天后，我们在懋功又迎来了中央红军董振堂军团长率领的第五军团。
五军团前身是冯玉祥属下的起义部队，家底比中央红军其他部队好一些。我们看到五军团官兵队列比较齐整，衣服也比较干净，一式的小平头（当时我们的部队都是光头）、个别人手上还戴着戒指。董振堂军团长高大魁梧，和蔼可亲，既有长者风度，又不失武将之威。会师后，五军团的同志为我们表演了篮球赛（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见打篮球），晚上又进行了联欢，又是一场热闹非凡的场面。
这就是1935年6月13日，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个伟大的日子，也记住了"懋功"的这个名字！
俗语常说：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这也许是非现实的空虚意识作祟的缘故。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就发生这样的事：你游览一处景观，看过之后，便大失所望，既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好，更没有想象中那么美。所以有人千方百计想得到一种东西，当这种东西即将得到时，却又踟躇彷徨起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两军会师之前，在我们四方面军绝大多数人心目中，把红一方面军想象成威武雄壮之师、神通之师。当两军刚一见面，这种想象便凉了，落差还使少数人产生了轻视之态。
是的，仅仅从外表看，一方面军从服饰到武器确实有些差，多数人衣衫褴褛，缺鞋少帽，武器也比较落后，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几乎没有，即使董振堂军长挎着的手枪也仅是一把木套驳壳枪。最缺少的就是子弹，多者十多粒，少者二三粒，个别已颗粒皆无。会师前，张国焘告诉我们中央红军30万。见面后我们才知道不到2万人。但与装备所不同的是他们较好的文化修养和饱满的精神状态。他们打篮球、唱歌、做游戏；即使谈起话来，也比我们认识问题能力高得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政治部在九军开展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向战士们说明，一方面军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就在会师前一天他们还在与敌人拚杀，在没有得到休整补充情况下能有如此状态已属不易，我们应该学习中央红军不屈不挠、英勇杀敌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与旺盛的革命斗志。通过两军同时开展的思想教育，在指战员之间形成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切磋战术，沟通情感的融洽气氛，也为两个方面军交流干部，调整编制、装备奠定了基础。
当部队基层官兵沉浸在一片欢乐、激动之中时，中央军委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7月18日、军委于懋功以北通往毛尔盖途中的芦花之地发布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刘伯承同志任总参谋长。并对两方面军会合后从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四方而军抽调3个建制团补充一方面军：一方面军抽出部分干部进入四方面军。还成立了以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的前敌指挥部。
8月初，在毛尔盖军委再次召开会议，制定了分左、右两路分头行动的方针。我九军归左路军，另有4个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另3个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等前敌指挥部率领。彭德怀率三军为预备队。我左路军行动路线是，由卓克基和马塘出发，进阿坝，然后过草地向东北与右路军汇合。
懋功地区以北均为藏民区，居民稀少，多为游牧藏民，间隔很远偶有个聚居点，但多时也仅有二三十户人家。这一带正北方向有梦笔山和打鼓山，山势陡峭，沟壑纵横，路径崎岖，生长着大片的原始森林，茂密无间，遮天蔽日，虽可避开敌机，但行军也比较困难。东北方向则多为沼泽地、河川交错，蒿草萋茂，气候恶劣，路径难辨，虽无松潘草地艰险，但也令人难以招架。
6月中旬完成迎接中央红军任务后，我随二十五师一部先进入抚边待命，后向北越梦笔山于马塘与军主力会合。这时军政委陈海松和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指示我任军收容队政委，并配属了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担架排及部分卫生救护人员约百十余人。收容队，不言自明，就是负责收护那些因伤、病、残等各种原因而掉队的人员。故而要走在队伍的最后边。当时我们红军队伍中有一条很严格的规定，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丢弃枪支和伤病员。这也正是我军战争年代的一项光荣传统。
收容队走在大部队之后，虽无探路之险，但在吃野菜草根的日子里，为寻找能够入口之物也加大了难度。
出发前我很不容易找到一位40多岁的藏民作通司。茫茫林海高山，漫漫沼泽草地，阴晴无常的气候，没有当地人作向导是很难通过的。但当地藏民似乎对我们并不欢迎，因为几万人的大队人马通过，必然与他们争粮食，也易破坏草场，损害牛羊。加之国民党的"黑色"宣传，大部分藏民皆逃避，尤其青壮年男性藏民更是难寻。在卓克基的一个山沟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位中年人。这是一位既说藏语又懂汉语宗教十分虔诚的藏民。我把来意向他说明后，他的家人和他本人都不同意。后来我付给4块银元并答应每天再付一块的许诺后，他才勉强同意与我们带路。以后七昼夜的行程，我们庆幸有了这位善良的藏民兄弟作向导，才避免诸多险要抵达阿坝。
由马塘出发，行不远，就遇到了一条河流，这是白河下游的一个分支，河面虽不宽，但河水湍急，在没有渡运工具的情况下徒步涉河危险极大。好在两岸间有条竹索道，可供人员横跨。
这种竹索道与其它类索道原理相同，但对当时的我们而言都是第一次。我决定马匹由河面涉过，人员走竹索道。向导给大家讲了如何操纵索道跳板的方法之后，首先需要一人携纤绳先自滑过，以便不会操纵的人中间停止时协助牵动。
让谁先过？
当然向导先过最有把握，但我心里又多了个心眼。其他同志先过，万一操作不当中间停止又很难保证安全。想了想，我决定还是自己先过。我说服其他争抢的同志，并做了一番安排后，便坐上了吊板。
索道是用四股竹篾拧成的竹绳，上搭一扣索，下吊三根绳连接的吊板。人坐在吊板上，手握竹索，向前滑动。
坐上吊板，大家帮助加固之后，我便开始向前滑开。开始时，由于岸高人重，向前滑的还比较顺利，待行至中间，后半程呈上坡势，就全靠人自行操纵了。望着十多丈深的沟壑和翻腾湍急的河水，我不免头发胀，眼发花。但责任驱使着我无暇顾及这些，只有奋力向前，大家才有出路。
我稍稍停顿了几分钟，往手上唾了几口口水，便一下一下向前倒去。速度虽然很慢，但每倒一下都能向前移动一段距离。经过十多分钟的努力，我终于抵达对岸，悬着的心和我的身体总算一起着了地。
两边有了纤绳协助，后来的人过得就快了，两个多小时，我们百十号人都到了对岸。
出发后的前两天，我们没有收到掉队人员。大家因为兜里有些携带的青稞，情绪还比较高。走出森林，进入沼泽，掉队人员开始出现，越往前走掉队人员越多，偶尔还看见几具尸体，被泥水泡得肿胀，令人心中消沉。
照顾好掉队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职责。对轻伤病员我们加以简单处置，吃些食物净水后搀扶着继续行军，对那些较重的伤病员，我们则将其安排到担架和马背上。
长征之路其苦，可谓苦不堪言，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们，是无法想象得到的。时至今日，许多人遇到一些困难便叫苦不迭，我们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苦。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何以称赞红军伟大，许许多多外国友人何以对我红军战士赞叹不已，这与红军战士战胜常人难以战胜的困难而生存下来并取得成功有着直接关联。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也曾多次遇到过天灾人祸，艰难之时，每逢我想起长征的日子，便觉得什么困难都无所谓。有人提出让后代青年有意识地接受一些艰苦磨练，我是完全同意的，这对其成长大有裨益。
卫生队的一名十五六岁的女战士走着走着两脚忽然陷进泥潭里拔不出来，吓得大喊大叫。近处的一名女兵前去拉她，结果也同样陷了进去，并越陷越深。这时在向导的指导下，我一面安慰两名女战士不要喊叫更不要乱动，一面命大家把系裤子的绳带解下来接在一起，一头甩给一名陷着的女兵，大家一起向外拉。这个办法很管用，两名同志很快都脱离了危险。
当时我们把草地比喻成"魔毯"，远远望去，遍地绿草鲜花，煞是美丽，孰不知，这美丽下面，掩盖着噬人的恶魔，我们有许多战友都是葬身其中。
我们带的粮食很有限，开始吃了两天，我发现粮食越来越少，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能走到目的地心中又不得而知，便要求全队的工作人员限制食量。尽管如此，两天后仅剩了一点点，满足伤病员也有了困难。前面的部队无粮食还可以寻些野菜之类，到我们这里，可食的野菜花草已很难寻找，只好找些草根等。皮带吃了，皮马鞍吃了。我们早已发现水草中有鱼，有人就抓来鱼准备吃，向导（当地称通司）本是位特别和善的人，发现后却大发起脾气。一了解才知道，藏民佛教是不准吃鱼的，谁吃了，不仅吃的人，连看见的人也要跟着遭殃，尤其在草地里，吃了鱼就要迷失方向永远走不出去。当时我们就知道这是迷信，但为了尊重藏民的风俗，也为了留住这位向导，我当着他的面向大家命令、告诫再不准食鱼。背后我却告诉大家，抓住鱼还可以吃，但必须避开向导。
鱼和草根都是难以解决根本问题的，伤病员中有的因为伤病过重，加之缺食少水，便闭上了眼睛。工作人员中有的也开始支持不住，难以行动。见此，我不得不忍痛命令杀了两匹马，使饥饿总算有了些缓解。
还有让人恼火的就是喜怒无常的气候。本来是湛蓝的天，洁白的云，太阳也很是友好。骤然间风嚎云低，倾盆大雨夹着冰雹劈头盖顶落下来，避闪不及，只有任其淋打。为寻一块干松些的地宿营，大家也煞费了苦心。夜幕中，用携带的木棍支起一块毯子式破布，相互背靠背坐着睡起来。因此有人就把木棍当成行军时的三件宝之一（另两件是草鞋和笔）。有了这件宝，可以探路，可以支简易帐篷，可以拄着休息，实为宝物一件呢！
军部把惟一的骑兵连留给收容队，一方面是为了用马匹驮乘重病伤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安全。
进入藏区后，我们时常受到一些藏人武装的骚扰，多则几百人，少则几十人。大部队行动时他们不敢接近，一旦发现小股部队或掉队人员便突然而至，打一阵又跑，因此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伤亡。这些武装大多都是由藏族上层反动分子所组成，但也有少数是不明真像的贫苦藏民。收容队置于大部队之尾，人少枪单，且有伤病人员和女性，常常是他们袭击的主要对象。
到达阿坝当天的拂晓，我们还在宿营，忽然从侧面涌出一伙藏民武装，骑着马、举着刀呼嚎而来。这些人一般都有四件武器：火枪、长矛、大刀、小刀。常使的多是大刀、长矛，也许怕使用火枪，枪声引来救兵。但他们没有想到我们有骑兵。见此，我命令骑兵快速迎敌。他们看见我们有骑兵阻挡，便立即撤了下去。这些人有时只是为了抢夺财物，并无杀人害命之意，所以，我们也多是将其拦住或吓跑为止，很少致其于死地。
7天之后，我们赶到阿坝的九军驻地。一路上收容伤病掉队人员200余人，除3人因伤病过重牺牲外，其他大部途中即已归队，与我们同时到达的还有30余人。
7昼夜我感觉似乎7年一样长，它使我感受到了漫漫长征路的无情与有情。
收容队的出色工作受到了军首长和部队同志的一致好评。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