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时代，它承接了秦、汉的礼乐文化，又为隋唐盛世的多元音乐文化发展确立了根基。此时，秦汉雄风已逝，而盛唐气象未至。尽管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在于动荡、分裂和割据，但在这乱世之中，却产生了极为繁盛的艺术成果。

私学由来已久，是古代教育体系中与官学并驾齐驱的另一文化传承形式，在王朝稳定的年代，官学占据主导地位，私学起着填补文化传承空缺等多重作用，在乱世私学则成为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

私学中的音乐教习也有很长的历史，尤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世家大族中皆可见音乐教习的踪迹。此时的音乐舞蹈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充满着新旧文化的融合、中外音乐的交流、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

因政治环境、社会风气、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音乐教习在私学中愈发兴盛，私学成为了魏晋南北朝音乐教习的主要传承方式，私学的发达对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延续与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尚书·舜典》中，“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最早对于贵族子弟的音乐教习，是舜命令乐官夔掌管音乐，并用音乐教导胄子、陶冶性情的记述，这个教习可视为贵族阶级的家庭教育，因此可以归为私学音乐教习范畴。夏商两代关于音乐教习的记载较少，由于先秦时期强调音乐的政治功能，商代音乐教习活动多见于宫廷之中。到了周朝，随着礼乐制度的规范，宫廷之中的音乐教习情况更为常见。

《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由周朝统治者凭借民歌而观政事所产生的“采风制度”，促进了周代民歌音乐教习的发展。春秋以降，周代的礼乐制度在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变革中逐步土崩瓦解，音乐也从上层阶级走向民间。正如《论语》中记载的大师挚等人，这些宫廷乐官、乐师、乐人流散各地，促使私学中的音乐教习在士人阶层普及。

秦汉时期音乐教习的主导思想仍然是以“礼乐”思想为核心。秦朝初立，秦始皇一统天下，为了禁止部分儒学书生散布反秦言论，因此秦始皇下令“禁私学”。汉代时期的音乐材料相较于秦朝丰富不少，汉初，为了维护刚建立的王朝，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在“无为之治”的主张下私学大量恢复。这一时期的礼乐教化论占据主导地位。

董仲舒将音乐视为治道之具，这样的看法得到了汉武帝的认可于是私学之中的音乐教习，也是多以礼乐教化、修身养性为主。私学的兴盛促进了音乐教习的发展，这一时期亦涌现出众多著名的音乐大家。与此同时，古琴名曲《广陵散》与《胡笳十八拍》相传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相和歌等民歌也得到了极速发展，这都与音乐教习具有密切关系。

魏晋南北朝在短短的369年时间里历经33个王朝，政治方面，“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存进之路”；在经济上，许多世家大族建立起庞大的庄园经济，但总的来说商品经济总体水平较低；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充满着新旧文化的融合、中外音乐的交流、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音乐教习的主体层面来看，魏晋南北朝既有一部分以礼乐为指导思想的音乐教习活动，也存在习乐以自娱自乐为主的情况。因此在士人、文人阶层除了培养礼乐皆通的人才之外，有不少习乐之人都是因战争以及生活的压迫，或仕途的不如意转而投入到音乐的世界。

《隋书》记载：“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琴乐的教习极为兴盛，此外，因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民族之间的融合，外来乐器的传入也丰富了音乐教习的内容，大大促进了魏晋南北朝的音乐文化走向繁荣。音乐教习在规模上也有了迅猛增长，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在音乐史上也蔚为可观。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分崩离析的社会现实下，文士阶层与传统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但积极的一面就是这样冲击，对艺术起到了推动作用。艺术家对人生的追求和对艺术的表现力都有了新的思考，这种新思考所带来的文艺突破在音乐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从西周时期的“非天子，不议礼，不作乐，”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促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艺术成果极为繁盛。这一时期的音乐教习活动，从历史上看有两大特征：一是音乐教习并非完全从官学中脱离出去；二是魏晋南北朝的音乐教习更趋向于技艺性。

玄学、佛教的发达，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琴乐成为音乐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琴乐教习，是这一时期众多音乐世家形成的主要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阶层庞大，他们对琴乐的学习与传播使得琴文化成为了这一时期的音乐主流，开放的思想环境造就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反映在音乐上集中体现为音乐教习内容的多样性、教习思想的转变等。

琴乐的兴盛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亮点，许多著名琴曲在此时出现并流传至今，如《广陵散》《梅花三弄》《碣石调·幽兰》《酒狂》等。琴乐的传承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人阶层，“士无故不撤琴瑟。古来名士，多所爱好。”

文人琴家之间的音乐教习主要是通过家传、拜师学艺，以及琴友之间的互学、互鉴三种方式为主，他们的学习目的不在于技艺的提高，而是通过对琴的学习，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品格。琴乐的兴盛顺应了社会精神文化发展的需要，与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息息相关。

音乐的主体是人，不管是音乐创作还是音乐欣赏，亦或音乐教习，都与人脱离不开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记载于正史之中的善琴之人多是文人阶层，古往今来音乐都有雅俗之争，随着时间的发展雅俗常常互换，尤其是前之“俗乐”经常成为后之“雅乐”，但“古琴则不同，在中国古代，它始终是文人的乐器。”

“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琴乐自古以来就是文人的音乐。魏晋南北朝时期琴乐流行广泛，这一时期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促进了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文人阶层对残酷的现实深感无奈，常以琴曲抒发心中感怀。此时还涌现出众多琴曲如《酒狂》，深刻反映出阮籍对现实社会的逃避态度，而这种逃避态度正是文人从对礼乐的遵从转向对个人情感的抒发。

《晋书》记载“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促进魏晋南北朝琴乐兴盛的客观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政治上所施加的压力，让不少在朝为官者苦不堪言。于是一部分朝廷官员放弃仕途躲到山水与音乐之中，他们希望“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世之责，永保性命之期。”亦有一部分文人生性不乐于出仕，归隐山林以琴书自娱自乐。

庄园经济的优势和社会因素也属于客观原因之一，这一时期因门阀士族的正式形成，他们不需要为生活的基本需要所困扰，因此家传琴学在此时尤为多见。且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展的特点主要是动荡、分裂和割据，在这种残酷的社会压迫中，玄学的兴起，促使他们投向自然，感受自然风物的情状。佛教的流行，促成了社会风气从崇尚清谈到寄情山水的转变。

除了琴乐教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乐器的教习情况也比较多见，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开放的文化环境让各个阶层的人员都有了更为自由的选择，以及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促进了音乐教习内容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教习反馈在文献中以乐器记载较多，不止以上所述琴、琵琶、筝、笛的教习，还有鼓、笙、萧等其他众多乐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礼乐分离的趋势日益显著，但这种分离现象主要表现在文人阶层对礼的蔑视。从宫廷中的音乐制度来看，统治阶级对于音乐的选择是以礼乐为主，他们认为音乐在上能与神明相连通，在下能够调和人情伦理，对于兴盛政治、施行教化具有很大作用，从而促进国家安定。

这样的偏好也对士人阶级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门阀士族，这些家族对于家庭内部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和约束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阶级的喜好与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进了士族阶级中礼乐文化的发展。虽然这一时期战乱纷纷，但是音乐文化的延续从未中断。

这一时期的音乐教习概况，无论是为了维护王朝的独尊地位，复备雅乐体制，还是为了促进个人的内在修养，学习儒家经典《尚书》《周礼》。在历朝历代的音乐机构和私学的音乐教习中，都可以确定，礼乐思想的教育仍在这一时期的私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环境相对宽松，玄学、佛学思想都在此时得到极大的发展，以老、庄为代表的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主要特征，社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礼乐结合，当社会矛盾激化时，礼与乐也必然分崩离析，魏晋南北朝正是处于社会矛盾的尖端。

音乐文化一方面仍然依附于礼制，在士人阶层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因文人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这一时期的艺术自觉和审美自觉，转而与自然相结合，达到“越名教任自然”的新境界。士人以追求道德至上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而文人则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他们选择满足自己，重视个人情绪的抒发和对自己人格志趣的塑造。

玄学的兴起，并非只在文人中产生作用，玄、儒的结合促进了这一时期世家大族为保持地位而在多方面进行突破，也就促进了以家学为主的音乐教习。不止如此，玄学的兴起还促进了文人音乐家追求个性解放、逃离政治风波，投向山水之间，以琴书自娱，在此思想影响下的音乐家多以琴乐为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习乐之人对音乐学习的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提高音乐技能，二是注重修身养性。而提高音乐演奏技能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安身立命。当时由于战争，导致普通百姓生活颠沛流离，极其不稳定一些底层的劳动人民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故而出现了一部分人追求对音乐技能的学习，从而能进入宫廷或步入仕途，获得安稳富足的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教习活动中的音乐思想与前代相比，其核心并没有变化，即上层社会对礼乐教育的重视，同时以音乐技能追求更高地位的情况也是古来有之。只是在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推动下，音乐逐渐走向独立，并与个人自我情感抒发相结合。因而出现了众多文人音乐家以及喜爱音乐的隐逸人士，展现出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的独特魅力。

魏晋南北朝从总体来看虽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但也是文化艺术绽放的时代。在儒、道、玄、佛文化争鸣的背景下，文学艺术思想竞相发展，南北、中外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以家学为代表的私学，不仅促进了音乐的交流与融合，同时也传承了音乐文化，还培养了不少杰出的音乐人才，催生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的音乐赋作品。

秦汉时期就获得极大发展的鼓吹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广泛使用；古琴形制趋于完善，随着琴家、琴曲的增多，也促进了古琴演奏技法的提高；在北朝经常使用的琵琶等乐器也获得了南朝懂音乐之人的喜爱。但是尽管战争与人类迁徙促进了文化的融合，南北朝的音乐教习活动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较于前代仍然处在更为活跃的状态。因战争而导致的王朝更替促进了新旧文化的融合，人口迁徙加速了南北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教习中，不仅琴乐非常兴盛，还增添了其他的教习内容，在教习思想上也有了新的表现，种种现象汇聚成为了魏晋南北朝音乐文化的丰硕成果。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魏征.《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