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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前进的红军侦察兵
“乔大叔”的钢铁意志
斯大林曾经对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说过：“每个国家都会在他们的部队推进到的地方安排属于他们的制度。不可能出现其他情况。”——二战后期，他的确就是这么做的。
当“巴格拉季昂攻势”在1944年7月初落下帷幕时，通过波兰前往柏林的笔直大道已经出现在了气势如虹的苏联红军面前。不管是从战后国家安全，还是攻占柏林的战时需要来考虑，斯大林都计划在波兰建立一个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相适应的政府。他不可能允许当苏军向柏林挺进时，背后会出现一个不友好的政府，而战后一个位于苏联和可能再次复兴的德国之间的，和苏联友好合作的波兰，也是非常必要的。
也就是在这样的军事和政治背景下，刚刚结束了白俄罗斯战役的苏军在没有休整的情况下，马不停蹄地于7月中旬发起了波兰战役。在之前的战役中几乎被围歼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向着西部不断撤退。
7月19日，第八近卫军的先头师已经在很宽的正面上渡过了布格河，进入了波兰领土；22日清晨，苏军坦克冲过了切尔姆纳，第二天下午就攻入了重镇卢布林（波兰东部的最大城市）。
几乎就在苏军攻占卢布林的同时，莫斯科电台宣布了一条令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惊惧无比的消息，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了。而就在这个委员会成立后不久，苏联政府就和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授予他们在红军的后方“管理波兰地方政府事务的完全权力”。
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对此无计可施，早在1944年1月时，苏联军队就已经越过了战前的波兰国境线，当然了，苏联政府是不会承认这条国境线的，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苏波边界，就是1939年9月以后确立的那条。
本来流亡政府在1943年就因为苏联主动断交而倍受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同年7月，流亡政府里最具政治智慧和影响力的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西科尔斯基，因为飞机失事去世了。新上任的米科拉伊奇克总理孤掌难鸣，他身边几乎所有的波兰政客，包括波兰武装部队的新总司令，索斯恩科夫斯基，全都是铁杆反苏人士。
也正因为如此，苏联政府从来都没有对伦敦的波兰“政府”有过什么好脸色，用莫洛托夫的话来讲，伦敦的那个政府，是没有资格和苏联政府恢复关系的。实际上，两者的矛盾核心还是领土范围，无论波兰人多么不愿意接受现实，在伦敦反复抗议抗议和强烈抗议，不具备任何军事实力的他们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诉求。
过去波兰流亡政府的唯一希望，就是英美军队能够率先进入波兰，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由波兰国家军发动武装起义。可惜计划跟不上变化，无计可施的波兰政府只好勉强开始根据新的情况来调整自己的计划，遗憾的是，他们不情不愿的动作实在太慢，远远跟不上形势的飞速发展。
斯大林并不是完全无法沟通和妥协的，他的底线很简单，就是要求波兰流亡政府大致承认1939年的苏波边境，作为补偿，他愿意让波兰政府获取相当部分的德国领土——而这一诉求，在德黑兰会议上已经获得了英美两国的实质性同意。（注1）
但是伦敦的波兰人坚决不同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要放弃两次大战期间他们1/3的国土——如果真的追溯历史渊源，波兰的国土边界就是一笔糊涂账，哪一方都有充足的理由坚持自己的要求——不过嘛，貌似俄国人的历史证据更加充分。而且，现在苏联人的拳头更大，更硬。
如果波兰人没有那么顽固，流亡政府其实真的有机会入主华沙，但是缺乏政治头脑的波兰人却选择了最不可能实现的方案：
波兰人在1944年2月15日将内部讨论结果告知伦敦。他们愿意接受西部边境以奥得河为界（割让德国领土他们很乐意），但是坚决不同意商议中的（已经被苏军占领的）东部边境——这一点没有任何讨论余地。
而且鉴于波兰已经付出了巨大牺牲（亡国了都。。。），他们理应得到西方盟国的“帮助”，在波兰的全部主权得到尊重和“不干涉我们内政”的前提下，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只能说，波兰这些所谓的政治领袖们，还保持着大战爆发前惯有的高傲和愚蠢，他们罔顾战前波兰东部种族分布的事实和苏联对波兰问题的迫切要求。躺在滚滚前行的苏联战车的履带前，摆出一副“我死我有理”的模样，却不知道亲手断送了自己的地下组织和流亡政府的命运。
孤注一掷的赌博
波兰人一直心存幻想，他们总是梦想着能够让西方国家出面，让苏联同意在击败波兰境内的德军后，让波兰政府接管行政权。为此，波兰国家军接到命令，和苏军进行配合共同打击德国人。但同时要公开身份，表明他们作为波兰武装部队的一部分，将继续接受波军总司令和波兰流亡政府的指挥。
但凡一个合格的军事将领，都不可能容忍自己的部队向前推进时，后方还有一支有相当规模且潜在敌对的武装力量存在。苏联红军的做法非常正常：先是要求被解放地区的国家军加入红军，如果不同意，就逮捕或枪毙他们的首领，强行解散国家军，然后将合适的兵员通通征召进新成立的波兰人民军。
这就是勇敢的波兰国家军，他们是父亲、丈夫、兄弟、邻居和战士。
波兰人不断向英国和美国求助，正如1939年遇到的情况一样，忙于击败德国的两国并不愿意在敏感的波兰问题上承担义务并表态，以免得罪抗击德国的主力——苏联人。
而1944年7月的波兰战役开始以后，苏联红军和波兰人民军“联军”势如破竹，进展神速，罗科索夫斯基的先头部队已经在7月底抵达了华沙东郊，这里距离华沙城区只有不到20公里了；在南面，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队也推进到了维斯瓦河边，他们距离华沙大约120公里。
此时波兰被苏军解放的部分国土已经完全脱离伦敦的流亡政府掌握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波兰军成立了；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和苏联签署了协议，获得了被解放领土的行政管理权——在8月15日，此时华沙城内正打得不可开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卢布林召开联席会议，并宣布将会议地点作为波兰的临时首都。
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军政首脑们，被纷乱而快速发展的战局搞得一片混乱。波兰的抵抗活动此时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大家的意见都无法统一：有人倾向于发动一次遍布全国的总起义，完全视驻守在波兰的德国军队如无物；有人建议继续在德国人后方进行牵制和破坏活动。最后，国家军的军官们把原本不包含在敌后牵制和破坏活动里面的城市武装暴动也加进去了。
华沙起义期间，国家军的战士们的合影。他们的军装和武器很多来自于缴获。
可是，已经制定了好几年的华沙起义计划，原先发动的前提是西方盟国的大力支持，或者德国即将崩溃。1944年7月底的局势，显然并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点。而此时流亡政府的总理和总司令都因公不在伦敦，他们正在前往莫斯科和斯大林举行会谈，商议战后关于波兰的若干敏感问题。起义与否的决定权，就交到了正在华沙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和塔德乌什（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手中。（注2）
从7月下旬开始，华沙的市民亲眼看见大批的德军狼狈撤退，到后来形同溃败。维斯瓦河上的几座桥梁天天都被撤退的德军车辆和人员堵得严严实实的，有一段时间里，德国的民政当局已经被证实撤离了这座城市，饱受煎熬的波兰人既紧张又期待，电台里面的呼吁书播放的频次越来越高，其中大部分都是苏联人播放的，他们号召波兰人民“起来反抗希特勒的歹徒”。
7月26日，博尔通知伦敦，他将在近期将起义的日期和时间报告波兰政府，但因为总理和总司令都不在，一位内阁部长给华沙回电，声称总司令并不赞同起义，如果博尔打算发动武装起义，责任将由他独自承担——可惜，这份电报显然没有及时送达。
7月27日，德国总督费舍尔回到华沙，他下令采取措施，让所有波兰人去城郊修筑工事——这无疑是一个确切的信号，苏军已经兵临城下——发动起义刻不容缓了。
战后，博尔曾经在自己撰写的书籍中详细解释了发动起义的原因：
首先，就是要向全世界表明国家军抗击德国的大无畏勇气和决心，同时要防止那些急于对抗德国人的华沙人民接受配合苏军作战的“波兰人民军”的领导。要知道，在苏联广播播出后，“人民军”的游击队首领们已经在城内各处张贴海报，号召人们在他们的领导下抗战了；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博尔希望至少在苏军进入城市之前的12小时完全解放华沙并控制市政机构，这样，来自东部的解放者们就只能被迫接受波兰政府掌握华沙的既成事实了。
尽管华沙城内满是戒备森严的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但是波兰国家军在这个城市里面仍然可以在24小时内动员超过4万名的男性战斗人员和4000多名妇女。何时起义，其实是在考验波兰人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如果太晚发动，苏军就会很快进入城市；如果无法迅速取得胜利并和苏军及时会合，那么起义部队就会遭到回防的德国军队的血腥镇压。
而具体时刻的选择和决定，必须凭借对局势的侦察和精准预判才行。
7月31日，各种汇集到博尔这里的证据表明：起义的时刻来到了。赫尔曼·戈林师已经离开了华沙，奉命前往普拉加布防；德国工兵已经在维斯瓦河上的桥梁上安置炸药。德军电台中午发布新闻公告说，德军部队正在华沙东南方向发动反攻。
大约下午五点，当博尔和他的参谋们在华沙市郊的一座房子里面商议的时候，华沙国家军的指挥官，蒙特尔上校（真名是安东尼·科鲁齐尔）闯了进来。他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苏军坦克突破了普拉加的德军防线，苏军已经占领了华沙东郊，位于维斯瓦河东岸的一系列小镇。
军官们一致同意，发动起义——因为必须在红军到来之前迅速占领华沙。伦敦流亡政府驻华沙的代表，副总理扬科夫斯基被请了过来，简略地介绍了情况后，这位代表点头：“好吧，行动吧。”
博尔马上对着蒙特尔上校说：“明天下午5点开始行动。”——命令被迅速传达，整个华沙都开始为之沸腾了，人们不分男女老幼，都开始忙着为第二天的行动准备武器、弹药、医药品和食物，枪支从各个隐秘的地方取了出来，用各种手段被运往武装人员的集合地点。
随后，波兰的起义部队向伦敦发去电报，告知了起义时间后，请求波兰政府给予起义的国家军正式军人身份。同时请求派出驻扎在英国的波兰精锐部队，第一伞兵旅前来支援，还要求进行武器弹药援助。
波兰国家军在战斗。
华沙人民已经沉浸在高亢的情绪中不可自拔，包括博尔将军在内的国家军指挥官同样如此。他们站起身来，透过玻璃窗注视着华沙的老城区。东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又一阵的炮声，想必苏军的坦克正在碾过德国佬的大炮和身体吧——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和这些热切的波兰人想象中不同的是，德军看似混乱的撤退，实际上是在不断巩固和增强维斯瓦河两侧的防线。
苏联军队和波兰人同样不清楚的是，华沙前线最足以改变当前局势的力量已经在7月29日介入了——这是三个最为精锐的党卫队装甲师，两个来自南线，一个来自意大利。从7月30日开始，接管中央集团军群的莫德尔元帅精心实施了一系列装甲反突击，其中的“赫尔曼·戈林”第一伞兵装甲师和第19装甲师在位于华沙东北的沃沃明，对延伸过度、虚弱不堪的苏军坦克第三军的侧翼发起了一次凶狠的反击，切掉了红军的突出部阵地后，还迫使苏军向后撤退。
很快，德国第4装甲师和党卫军第5“维京”装甲师也加入了战斗，在接下来几天的激烈交战中，苏联的坦克第3军被重创，近卫坦克第8军同样只能咬牙苦苦支撑。红军所有从维斯瓦河桥头堡发起的进攻，全部都被得到增援而实力大幅恢复的德军阻挡住了。
经过了连续两个多月高强度、长距离战斗的苏联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作战部队均面临着补给不足，人员和装备损失巨大的问题。尽管华沙城近在咫尺，他们也不具备突破德军严密防线的能力了。
看！波兰国旗飘扬在了华沙上空！
1944年8月1日，下午三点，华沙街道上已经传来了零星的枪声——国家军和华沙人民无不兴高采烈，他们都为能够尽情发泄对德国侵略者积累了五年的仇恨而斗志昂扬。到了下午5点，起义的怒火席卷了整个华沙城区。
尽管德国人的情报系统提前预警了即将到来的武装起义。但是突然猛烈迸发的大范围进攻仍然让城内的德国守军猝不及防。枪声就是信号，哪怕时间提前了，但是各个街区的武装人员都开始了自发的行动。有人拿着手枪，有人握着手榴弹，还有人背着好几个自制的燃烧瓶，他们从地下室、工厂、公寓里面跑到街上，对视线内的所有德军和德军车辆开火。
参加战斗的人员中有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在胳膊上佩戴着国民军红白相间的袖标，自发地加入对德军把守的各个据点的围攻，这实际上是一次羊群对狮子的盲目冲锋——波兰国家军有4万余人，但是他们手中的武器只能武装不到5000人，而且他们储备的弹药和粮食也只够维持一个星期的战斗。
做出了起义决定的博尔将军犯下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就对德军的后备力量存在着严重的误判，德军当时在华沙城区仍然有16000人的守备部队，只是其中的9000人被调集到华沙郊区的防线上去了，在得知波兰人发动武装起义的第一时间里，德军马上调集部队回防，牢牢把守住了几个关键地点和位置：供给仓库和弹药库，维斯瓦河上的所有桥梁——这将决定了未来几天战事的胜败。
在短短三天里，华沙城区到处燃起了火焰，滚滚烟尘把城市笼罩在了阴沉的烟雾之下：有些是因为双方交战引燃的建筑物，有些是起义军打算用火焰逼迫德军放弃阵地或者投降，还有些火头干脆就是德军点燃的。
波兰人的猛烈进攻让措手不及的德国守军大吃一惊，他们很快就控制住了华沙3/4的城区，每控制住一个地方，波兰人就在街上用石块和建筑垃圾垒起路障，留出完完全全的通道，然后在墙壁和建筑物内部凿洞，连通到迷宫一样的华沙下水道，这里将成为华沙起义最重要的掩体和交通通道。
起义者撕下纳粹旗帜。
8月1日晚上8点，一名国家军的战士跑到博尔将军的临时司令部——一处位于犹太人聚居区的废弃工厂。他对将军说：“请和我一起到屋顶上吧！”
当博尔将军来到屋顶后，“旗帜！波兰的国旗！”一名哨兵激动地喊道，“看，我们的旗帜飘扬在了华沙中心！”
博尔将军努力睁大眼睛，在火光和烟尘中，他看见一面旗帜在市中心16层高的议会大楼顶部飘扬着，那不是黑红色的纳粹旗帜，而是有着红白条纹的波兰国旗！“五年了，属于波兰的旗帜再次不可阻挡地飘扬在了华沙上空。相同的旗帜相继在其他市政建筑上升起。。。”
这些红白条纹的旗帜，让国家军的战士、华沙人民和博尔将军在内的指挥官们无比激动，也让他们产生了一切顺利的初步印象——然而，这些印象是靠不住的：
仓促开始的起义的确如同燎原大火一样席卷全城，可是大多数街区的起义者除了自己身边的战斗，完全不了解其他地方的事情。这些自发的、凶猛的，依靠热情支撑的战斗，不仅分散了起义军有限的力量，还让德国人提前被惊动了。就驻守在维斯瓦河两岸的德军部队迅速进行了调动，及时完成了对关键地点的布防。
结果在前三天的战斗中，起义军除了占领了前犹太人聚居区的一个食品和服装仓库外，对其他所有重要军事设施的进攻都被德军击退了——在原定起义计划中，至关重要的弹药和武器来源就此被切断。
最初的战斗中，被俘的德国党卫军士兵。
不仅如此，起义军对维斯瓦河上几座桥梁的进攻同样遭到了失败，他们乱哄哄地冲击德军严密把守的桥头堡的行动无一成功。而更糟糕的是，华沙起义军试图在普拉加渡河的尝试在几小时后也被德军打散了，德军就此获得了对维斯瓦河防线的完全控制权。
攻击桥梁和渡河失败的原因部分还是要归罪于博尔将军犯下的第二个致命错误：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让对岸的红军部队配合起义行动，因为他坚持这次起义不需要红军的支持。这也是后来被苏联的宣传部队大肆宣扬的一点。如果博尔将军和伦敦的流亡政府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正常的政治高度，能够提前通知红军部队，争取到红军的炮火和空中火力支援，可能局面就不会像后来那么被动了。
然而在起义开始的前几天，国家军看起来胜券在握：8-9000名德军被压缩、分割包围在了各处桥梁、工厂和其他军事设施里面防守。就连德国华沙警备区的司令赖纳·施塔格尔中将本人也被包围在了司令部里面。施塔格尔中将是名奥地利人，他到达华沙仅仅五天，起义就爆发了。
事实上，华沙起义时，德军的指挥和组织是真正乱成了一团。施塔格尔中将的部队隶属于德国第九集团军，他们本来就不需要承担镇压地方的责任——海因里希·希姆莱指挥的党卫队才是专职负责镇压起义和打击游击队的。
此人逃过了战后审判，于1972年寿终正寝。
8月2日，因为在苏联执行种族灭绝政策而臭名昭著的党卫队将领埃里希·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被派去干这个肮脏的活计。临行前，希姆莱将自己向希特勒汇报的话重复了一遍：
“这是毁灭华沙的最好机会。去吧，消灭这些1700万波兰人中的精华，让这些在过去的700年里在东方封锁我们的人毁灭吧！”
（待续。。。）
注1：丘吉尔的态度是接受“寇松线”作为苏波两国的边境线，而罗斯福的态度其实就是不表态，想把这个敏感问题拖到战后的和会上解决。因为大选在即的他既不想得罪国内的波兰裔选民，又不愿意影响斯大林对日作战的承诺。
为此，他明确告诉来访的波兰总理，在选举之年他不会在波兰问题上承担任何义务。同时建议波兰人去莫斯科和斯大林协商。
注2：他又名博尔/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博尔是他的战时代号。波兰语的意思是“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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