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历史影视剧的影响，秋后问斩可谓是家喻户晓，那么为何古代的问斩，一定要在秋后，这里边又有什么玄机呢？
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多个问题，在这里先列举出来供大家参考。
比如，西周的六官中，为何司寇又被称为秋官？后来的刑部为何又称为秋官？甚至，今天的北京城除了众所周知的地坛，为何还有日坛和月坛？所有的问题，其实都跟“秋后问斩”背后的奥秘相关。
不卖关子，咱们直入主题。
首先，古人是比较迷信的，尤其是从西周开始，得益于《周礼》的记载，我们会发现那时候的人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顺应天时。
“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
人们发现，一年四季中，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秋冬是万物萧条肃杀的时节。大自然既然是这个规矩，那么人间的活动也应该顺乎四时。
所以“秋后问斩”就是指秋天问斩吗？
非也，这里还有一个更详细的原因。
这里的“秋后”实际上是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秋分以后，各朝代略有差别，比如西汉规定在九月秋分之后到十二月之间，唐朝则规定只能在十月、十一月、十二之间，唐以后各朝代多采用唐朝这一惯例。
地理专业的同学都明白，秋分当天，昼夜等长，秋分之后，夜长大于昼长，并且截止到冬至日之前，夜越来越长，昼越来越短。
这是阳衰阴盛的开始，在今天看来我们知道是太阳在该日直射赤道，并且此后开始直射南半球的原因，但是古人由于科学限制，自然不明白背后的逻辑，于是对此变化当然不敢违背，所以“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求的还是一个“顺天行诛”。
在先秦时期，这是一个不成理论但是成惯例的做法，不仅如此，连主持刑法的部门也因此取名秋官，部门最高领导就叫司寇，连起来就叫秋官司寇。
类似的称呼还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正，夏官司马，以及冬官司空。
对应的就是天地春夏秋冬。
南北朝时期的北周，从《周礼》中把这些叫法扒拉出来，用以称呼尚书台下设的六曹，隋唐设立三省六部制度，这六官对应的就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其实细心看过唐书的朋友还会发现，武则天建立武周以后，也采用过这个叫法，并且在前边加上天地春夏秋冬四字，比如刑部尚书又叫秋官尚书。
同样的，由于秋分以后昼短夜长，加上古人的日主昼，月主夜的思想，于是就诞生了秋分这天“祭月”的做法， 与之对应的还有“春分祭日”，“冬至祭天”，“夏至祭地”。
当然这四大祭祀行为只能是统治者来进行，毕竟有资格代表人间跟天上月神等一众神仙对话的， 也只有人间帝王们，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祭祀天地的，他们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宗。
“春分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士民不得擅祀。”
但是由祭月节诞生了另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传统节日——中秋节。
因为按照农历，秋分一般都在八月份，但是未必总是月亮最圆的月中，于是就调整到八月十五，尽管八月十五未必可以看到月亮（阴雨天气），但至少月亮是最圆的时刻，于是就有了中秋节。
我们现在在北京城看到的月坛、日坛、天坛、地坛，都是明清帝王为了祭祀而修建的专门场所。
祭祀日月在朱元璋时期曾经被叫停，但是在明朝嘉靖帝年间重新恢复，所以其中的月坛和日坛都是在明朝嘉靖时期建设的。
言归正传，将“秋后问斩”上升到理论层面，并且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取决于我们所熟知的那位发明“天人感应”学说的董仲舒先生，在今天看来，这位儒学大佬无疑是诸多封建迷信的宣扬者，但是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西汉，这种说法总是深得帝王心。
在《春秋繁露》这部专门宣扬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著作中，董老师提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
其人将刑罚固定在秋冬时节，即，秋季判决，执行则在冬季（秋后），不仅要在秋后，具体的执行时间甚至还要安排在午时三刻进行。
至于为何要在午时三刻执行死刑，据说是因为此时阳气正盛，可以冲淡杀人的阴气，更有迷信的说法，说是在阳气最盛的午时三刻斩首，被杀之人连鬼都做不了。关于这一点目前没有标准的解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有了董先生的理论基础，任何违背这一操作的行为都是对天时的违背，而且由于刑罚也是王者们（君主）执政的内容之一，所以事关君主本人的绩效，因此历代王朝对此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比如西汉规定，问斩只能在秋冬进行，而立春之后决不允许问斩。
已经判决生效，前者被称为“斩立决”，后者因为要等到秋后行刑，所以叫“斩监候”，类似于后来的“死刑，缓期执行”，只不过没什么意外的情况下，古代的斩监候一般不会存在减刑的机会，他们大多到了秋分之后都要伏法。
唐《狱官令》规定:“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如果违反这条规定，“徒一年。”《大明律·刑律·断狱》也规定:“若立春以后、秋分以前决死刑者，杖八十。”
所以为了精准的确定秋后问斩的名单，一般在秋分这一天之前，就要将死刑犯名单上奏朝廷，所以小说中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情节：某某人因为受人诬陷，被判处死刑，但由于各方的拯救，或者干脆是某位秉公执法的县令有意放水，拖到了秋分这一天，于是，该嫌疑人幸运的活过这个冬天，并且在明年秋分之前得以沉冤昭雪。
出现这个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并非都是因为主审官的追求正义，因为遵守行刑时间很容易，但如果最终被证明这是一件冤案，那么按照董先生的天人感应学说理论，此人的蒙冤似乎又是违背了天时，最终可能还要算到人间帝王本人的绩效考核上，如果这类事情出现太多，搞不好还会引起上天的惩罚，比如让皇帝本人生个病，或者十几年生不出一个儿子之类的。
于是，本着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考量，在明朝时期诞生了朝审制度。
《明史·刑法志》载：“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会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
即，每年对于京城地区判决的斩监候们，在霜降之后，由三法司以及相关各部主管官员集体会审。会审的结果一般有“情真、可矜、可疑、有词”几种，其中的意思大家按照字面理解即可。会审的时候，一审主管只负责在旁边聆听，不参与会审，如果犯人当堂喊冤，那么此案发回重申。
这就是我国最早的死刑复核制度。
如果会审的结果是“情真”，那么很遗憾，这位斩监候的犯人所犯属实，他的名字将被上报给皇帝本人勾决。
然而他未必一定会死，因为朝审制度本身就带有某种特赦的性质，而且这种特赦的权力直接掌控在皇帝手中，用来体现皇帝们的圣人仁心。所以每年都会有不少不予勾决的犯人。被免于勾决的人未必就逃脱生天，他们可能会因改判流放而死在流放途中。
如果出现的是剩下三种情形，那么恭喜你，你将获得改判机会，从斩监候改判为流放或者戍边。
以上这个规定出现于大明第六位皇帝明英宗天顺三年，此人是大明第十一任皇帝嘉靖皇帝的曾祖父，所以在《大明王朝1566》中，由嘉靖皇帝来勾决海瑞的名字是非常符合史实的。
这个制度至少给了很多人重生的机会，尽管朝审的覆盖范围只包括京城地区。
清朝建立以后，继承了明朝的朝审制度，并且发挥主观能动性，增设了秋审制度。如果说前者针对的对象是京城刑部斩监候，那么秋审针对的就是外地各省报上来的斩监候们。
每年八月各省将判决死刑的斩监候名单汇总到朝廷，由朝廷组织各部主管在八月份进行会审，会审结果跟明朝的朝审相似。
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作者戴名世因在书中多使用南明年号，被下狱处死，为其文集做序的另一著名文人方苞也被牵连入狱，幸运的是，在秋审中，由于李光地等人的营救，会审结果报给康熙，康熙批复“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于是得以免死，并且由于其文学水平的出众，被康熙聘用到身边担任文学侍从。
该案件被方苞记录在其人作品《狱中杂记》中，只是他的免死并非意味着无罪释放，而是属于康熙本人的特赦。
另一位侥幸逃生的名人叫杨乃武，他因为被诬陷和小白菜通奸杀人，被地方官判处死刑，但是在秋审中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其家人的数次申诉，最终引起慈溪本人的重视，从而得以沉冤昭雪。
慈溪的介入也让杨乃武案牵连众多官员，涉案的300多名官员有30余人被革职、充军或查办，150多名六品以上的官员被革除顶戴花翎，永不续用。
由此可见，主观上来说，秋审和朝审制度本质上还是将生杀予夺的大权转移到帝王本人身上，是强化皇权至高无上的一种体现。
客观上来说，由于皇帝本人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给地方主审官员增加了一种二审压力，必要时，皇帝会亲自介入审理，从而让地方官在判决死刑时不得不更加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