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本文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宰相，到底是什么？
得益于各种科普文章，第一个问题大家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即，宰相是一种制度，是对辅佐皇帝、总览政务的最高长官的称呼，而丞相其实是一个具体的官职。也就是说，丞相，其实是宰相的一个具体称呼。
但第二个问题争议很多，即宰相的权力范围。
不少文章包括某百科都给定的结论是，宰相是对最高行政长官的称呼。
只是我们纵观整个古代史就会发现，在宰相具体化的官职中，一些官职的权力范围不仅仅是最高行政大权，实际上还包括军事调动以及指挥权。
比如在西周时期，扮演宰相角色的太宰经常就可以代替天子出征，指挥军队讨伐其他诸侯国，春秋时期，晋国的中军将同时也是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集统帅军队和治理国政于一身。而楚国的令尹同样是对内主持国政，对外主持军事。
战国时期秦国的相国同样也是这样一个角色，身兼军政于一身。
所以，从这些相当于宰相的具体官职拥有的权力来看，宰相至少曾经是包括军事大权的。
结论很清楚，如果我们把宰相等同于相权的话，那么相权无疑是包括军权的，或者可以说的更直白一些，相权既然是辅佐皇帝（国君）总览国政，那么这个国政就无所不含，不仅包括军事，从后来秦始皇对相权的拆分来看，它甚至还包括对百官的监察权。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称呼其为副皇帝其实更为恰当。
军政合一，是宰相权力的巅峰权力范围，但不代表它会一直稳如老狗，随着皇权的打压以及其他外部势力的干预，宰相的职权经常会被压缩，有时候只有行政大权，有时候甚至沦为低品。
秦朝时候，秦始皇设立三公九卿，以丞相和太尉以及御史大夫分割相权，这才有了行政权、军权和监察权的分割。
名称上的区别，其实就是他们权力范围的区别，比如汉承秦制，但前期西汉的相职叫相国，大家比较熟悉的萧何、曹参等人都先后担任过此职。但是在曹参之后，相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丞相。
注意，在当时以及后来的历史中，相国，始终意味着是军政大权的代表，这个官职一般不会轻易出现，一旦出现，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有人独揽大权，把持朝政。
这一点我们后边会具体举例子。
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话题了——汉朝，宰相都哪里去了。
楚汉争霸中为了便于协调军政大事，刘邦重新复活相国，以萧何坐镇后方，不过由于萧何个人的能力问题，他本身主要从事的是后勤工作，前线的战事主要由刘邦总揽。
这种惯性持续到吕后专权阶段，公元前190年，最后一位正儿八经的相国曹参去世，为了掌控朝政，吕后取消相国，不再设立此职，然后在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以后，吕氏集团为了继续掌控朝政，重新恢复了相国这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职务，并且由吕后的侄子吕产担任。
意图很明显且粗暴，但吕氏集团毕竟缺乏根基，很快在刘氏宗亲和功勋集团的反击下被灭族，吕产这个昙花一现的相国也没有得到西汉政府的承认，此后按照灭吕功劳的排名，以及陈平本人的谦让，由周勃担任右丞相，陈平担任左丞相，太尉由灌婴担任，另一位汉初功臣张苍则出任御史大夫，掌最高监察权。
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到此大体恢复，顺便提一句，在秦朝的这种分权中，丞相其实并非只有一人，而是有左右两位丞相共同担任，并且以右丞相为尊。
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相权。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汉文帝二年，在某一次汉文帝的问答中，右丞相由于一问三不知，事后决定急流勇退办理了退休，左右丞相合并成一人，由之前的左丞相陈平出任。
不过陈平的人生也很快画上了句号，不到一年就去见刘邦了，于是周勃被返聘重新出任丞相。
汉文帝对这位老臣并不太信任，仅仅十个月之后，就以有封国的人应该尽快回到封地为由，将周勃劝退。
周勃之后，太尉灌婴跨部门被调任丞相，但有意思的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太尉一职从此虚置，不再设立。
在相权的三大具体职务中，太尉由于掌握最高军权，往往最容易引起皇帝本人的忌惮，这种情形在汉文帝身上尤其明显，毕竟，这几人曾经一夜之间干翻了掌权多年的吕氏集团，以后有没有可能复制一遍，把自己也撵下去，是一个未知的问题。
我们把周勃二次退休以及前后的人事安排联系起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安排的最大受益者，正是汉文帝本人。
二号功臣陈平去世，一号功臣周勃被劝退，三号功臣灌婴调任丞相，换来太尉之权被解除，汉文帝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在睡觉之前，汉文帝很有可能在心中默默的念叨了很多遍：老陈，你走的真及时。
三公的制度安排到这里基本成型，丞相掌行政，设一人，御史大夫掌监察，为副丞。太尉则空置起来，遇有战事临时设置。
顺便提一嘴，二十三年以后，七国之乱爆发，以太尉身份率军平叛的，正是退休的这位周勃先生的儿子周亚夫。
到了汉武帝这一代，丞相田蚡独掌相权，加上其汉武帝亲舅舅的身份，因此心态极度膨胀，汉武帝虽然非常不满，但迫于老妈王太后的蛮横，也不好直接对舅舅下手，于是选择“曲线弱丞”。
简单来说就是征召一批才华横溢但出身低微的士人作为幕僚，在宫廷议政。
这个办法简单但是立竿见影，咱不是没法废除丞相吗，那就绕开丞相，搞一个小团体。
这个小班子就是所谓的內朝，和丞相统领的外朝相对应。
本质上来说，汉武帝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弱化相权，还有着打击母后外戚的目的，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设立內朝的同时，新皇后卫子夫的家人们也进入內朝听证，于是才有了卫青和霍家的崛起。
而这帮子士人虽然身份卑微，但脑瓜子完全不亚于外朝那些达官显贵，分析其国家大事起来头头是道，而且由于地位低下，使唤起来也极其顺手。，丝毫不用担心威胁到皇权。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內朝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并非是一个完善的独立的机构，而是完全依附于皇帝的一个存在，皇帝咨询你，你给皇帝出主意，皇帝不叫你，你就是个跟班，出去见了九卿估计还得低人一等。
他们所依仗的，就是皇帝本人的信任，一旦这种信任不再，弄死一个內朝亲信就跟弄死一个仆人一样。
但是內朝不仅要负责做皇帝的顾问和秘书，还要将大家一起做出来的决策发布出去，交给外朝执行，再加上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帝国的最高权力核心，所以事务及其繁多，于是人员配置也就越来越多。
人员多了，就需要设置领导用来协调，于是就有了中书令和尚书令。按照汉武帝的使用习惯，中书令由宦官担任，尚书令则由士人担任，尚书令的品级很低，只有千石，在万石大佬丞相面前不值一提。
所以汉武帝之后，丞相逐渐成为一个荣誉头衔，同时汉武帝改太尉为大司空，此后由于对匈奴反击战的重要性，汉武帝给大将军卫青冠以大司马的称号，可入內朝参与决策，执掌中枢。于是大将军得以以大司马的名号参与军国大事。
通俗的理解，大将军属于武官封号，它并不属于百官系统，也没有参与行政决策的资格，但大司马（太尉）是有这个资格的，所以给卫青大将军之上冠以大司马，一方面是为了表彰其军功（实在封无可封），二来也是方便其入朝议政。
汉武帝之后，由于所有决策均需走尚书的流程，于是为了方便工作，辅政的四位大臣们再次加官，即领尚书事，东汉章帝以后改为录尚书事。
这里的领，可以理解为分管的意思，由于尚书令只是个品级千石的官，直接任职会拉低大臣们的档次，于是只能用分管。尚书台的一把手还是尚书令，这一点跟今天的行政体系很相似，比如某副市长虽然不直接担任某部门的领导，但他却分管该部门的业务。
所以大家要明白，录尚书事虽然不是一个单独的官职，但不论多大的官，没有这个兼职，他就无权干涉尚书台的工作，也就干不成事，也控制不了实权。
从这时候起，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成为相权的集合体，实际权力高过丞相，首任为霍光，此后几乎所有的实权外戚们无不以将军号加持大司马和领尚书事。
尽管此时的丞相一职仍然存在，但真正扮演相权角色的并不是丞相，而是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史料中看到此类角色，心里要明白，这才是当朝最强大佬（前提是皇帝不打瞌睡）。
到汉成帝时期，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在外戚势力的打压下，西汉政府进行了一次政治改革，主要内容为三条：
第一，御使大夫更名为大司空，与丞相平级，目的在于弱化丞相之权。
第二，正式确立三公制度，以大司马、丞相、大司空为三公。
第三，大司马大将军去掉将军号，以大司马为本官，位居三公之首。
改革的目的很干脆，第一，降低丞相的档次，第二，将大司马实权化，并且拔高到丞相之上。但是别忘了，按照惯例，大司马是內朝领袖，为外戚所垄断。
提出这个改革建议的人叫何武，属于外朝儒臣阵营，他是当时的御使大夫，也是改革以后的第一位大司空。
汉哀帝之后，丞相一职干脆被取消，更名为大司徒。
在西汉所剩不多的时间里，三公的排序是大司马（太尉）、大司徒（丞相）、大司空（御使大夫）。
我们不必拘泥于名称上的限制，丞相这个名字虽然没有了，但相权还是存在的，由于大司马往往都领录尚书事，基本不会分离，所以此时真正扮演宰相角色的（军、政）的，就是大司马。
这是外戚势力对儒臣的最终胜利，当然，也可以说是相权对皇权的第一次胜利。
很多人都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东汉宦官干政的时候，儒臣们还会极力抗争，以至于搞出党锢之祸，而为何西汉外戚势力却没人能够反对？
抛开其他因素，外戚们独掌的大司马力压丞相成为百官之长，是儒臣们没法反抗的制度原因。反过来再说，东汉的宦官们再牛叉，它也没法控制百官，因为在宦官制度中，没有任何一个身份在百官公卿系统中是力压百官的，他们靠的，只有皇帝的信任，他们所专权的流程，也是通过皇帝来压制百官。
正是西汉的这个病根，靠兴复汉室起家的刘秀建立东汉以后，第一个要打击的就是像王莽这种外戚势力。
于是正式设立尚书台，所有政事均出自于尚书台。仅此还不够，由于大司马过去基本有外戚垄断，所以这个名字非常不吉利，只能改回太尉。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备员而已。”
“大”字也太张扬了，必须去掉，于是三公就变成了太尉、司徒、司空。翻译成大秦的官制，就是太尉、丞相、御使大夫。
然而大家不要误会，东汉时期的这三个名词，虽然有前后之分，但由于均没有实权，所以这个排名显然没有意义，它的区别可能仅仅是在上朝时候的站位排序上。
整个东汉时期，这三公均由儒臣担任，三公经常同时上书，同时奉诏，不分上下，甚至出现诸如日食、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时候，还要一起辞职，替皇帝挡枪。
但是尚书台的工作总要有人来分管，所以录尚书事还是由三公来兼任，也就是说三公本身没有实权，只有兼任了录尚书事才有行政大权。
位面之子刘秀的改革看起来完美，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最大的漏洞，导致外戚独大的根源在于皇帝本身，你逮着三公打压算什么玩意？
再加上汉和帝以后的皇帝们要么短命，要么即位年龄超级小，这种情况下垂帘听政的太后们只能依靠娘家人，瞧，外戚又起来了。
不过出于对刘秀本人的尊重，外戚们基本不去抢三公的饭碗，毕竟沦落到这个档次的三公他们也看不上，但是有一个称呼是他们最喜欢的，没错，还是大将军，听起来就美气。
大将军本身不在百官公卿系统中，在体制中，它既不管辖百官，也不分管尚书台，外戚们甚至懒得去兼任录尚书事。他们最大的筹码，就是皇帝，毕竟，东汉后来的皇帝们实在太弱小了，外戚们可以在太后的信任下为所欲为，将大将军凌驾于所有百官之上。
说的直白一些，他可以什么都不是，但他会什么都管，而且你必须得服从。
这就是东汉外戚政治的特色。
所以从权力的角度讲，东汉和帝以后，独立的相权是不存在的，不论是三公本身，还是他们所分管的尚书台，本身都是外戚专权下的附庸，尽管某些儒臣内心是独立的，然而留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
但是从制度上来说，在三公皆被弱化的背景下，尚书台总览政务的特点进一步被突出，尽管品级千石的尚书令还不能堪比宰相，但这种政治惯例将一直延续下去，并在某一天正式问鼎相位。
东汉末年，宦官干掉了外戚，世族儒臣干掉了宦官，董卓进京裹挟了世族儒臣们，为了更名正言顺的控制朝政，董卓恢复相国的称号，我们前文说过，相国，既可以掌行政，也可以掌军事，所以董卓必须从垃圾箱里把这玩意扒拉出来，给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
然而大汉行将就木，留给大家的时间都不多了。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熟，董卓被杀，百官们拥着汉献帝东躲西藏，最后辗转沦落到曹操手中，以太尉杨彪为首的汉朝百官们被迫委身于曹操阵营，别说相权，连本身仅有的独立都失去了。
然后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曹操本人先是出任司空，在东汉的百官序列中只是排名第三，但他是当之无愧的执权柄者，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前夕，鉴于三公实在毫无意义，一群寄人篱下的汉臣想要维持既有的荣誉地位也不能忍受，曹操废除三公制度，恢复丞相制度，以自己为丞相，总揽国政。
名为丞相，实为宰相，以曹操的实际地位，这种改变也不过是为了方便其行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罢了。
综上所述，我们会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相权是依赖于皇权而生，皇权强大的时候，相权或许会被限制，不论怎样被调整，至少还会保持其完整性。而一旦皇权衰弱，相权甚至连基本的独立运作都不能实现，更不要说有什么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