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为解除北方匈奴边患，率军亲征，但由于双方军事实力差距较大，出现“白登之围”的险境。而后西汉与匈奴和亲，采取修生养息、轻徭薄赋的政策，到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家综合国力空前强盛。

为保障国家西北边疆安全，汉武帝积极经略西域，经略的目标由最初联合大月氏“断匈奴右臂”逐步转变到实现“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壮志。汉昭帝、汉宣帝等后继者，延续了汉武帝时期积极经营西域的举措，有效保障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

自汉代起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经略，对保障边疆安全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汉代以来，西域的经略对于当今新疆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对南疆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团结稳定，都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西域是中原政权战略安全的屏障，两汉为保障边疆安全，在西域修筑烽燧、戍堡等军事防御设施以抵御北方匈奴等其他游牧民族的入侵。汉朝对西域的初始经验，为历代中原王朝治理西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策略，有效保障了国家安全。

唐代面临突厥、吐蕃等敌对势力的侵扰，为保障国家安全，唐朝先后制定了“断突厥右臂”和“断吐蕃左臂”的战略构想。隋末唐初，东西突厥雄踞漠北，控制着吐谷浑、高昌等西域诸国，拥有控弦之士百余万，军事实力十分强大。唐朝建国之初，突厥屡次入侵，抢夺牲畜、财物。

严峻形势迫使唐朝战略重心西移，西域成为中原政权战略安全的保障。唐朝在河湟地区有针对性地设置了河源军、莫门军、积石军、临洮军。为恢复对西域的管理，长寿元年王孝杰出兵西域，恢复安西四镇，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接着，武则天于长安二年设立了北庭都护府，对天山南北分治管理，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域的经略。

19世纪中后期，清朝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无暇西顾。沙俄趁势出兵，霸占中国西部包括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克塞湖在内的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严重威胁了清朝的边疆稳定。与此同时，新疆内部也动荡迭起，新疆多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清朝中后期西北边疆局势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记载：“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山关，亦将无安眠日。

左宗棠极力主张出兵收复新疆，维护清朝的边防安全。最终清政府经过反复权衡，采取塞防与海防并举的策略，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4月，左宗棠率湘军主力西征，经过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喀什噶尔等战役，到1879年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众多新疆领土。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交收伊犁条约》后，伊犁也被收复。

自汉代以来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新疆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积极开展屯垦戍边，发展新疆的战略安全屏障作用，保障西北边疆的安全。要保障西北边疆的安全，必须收复新疆，重视塞防。因此，新疆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

两汉建立之初都面临着匈奴的威胁，西汉初年，匈奴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多次侵犯汉朝疆域，严重威胁着西汉的边境安全。东汉建立后，中原政局不稳，东汉政府无暇西顾，匈奴得以控制西域地区，并借机多次侵犯东汉边境。因此，两汉建立伊始，匈奴成为两汉西北边疆安全的最大威胁。

匈奴在西汉的北方边境，和西汉政权南北相接，成为西汉北方边疆安全的最大威胁。匈奴骑兵不断南下侵扰汉朝边境，劫掳人口，抢夺牲畜，部分守边将领面对匈奴入侵时常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叛降匈奴。此时西汉初年人口稀少，经济萧条，难以和匈奴正面对抗。汉高祖为免匈奴之患，采纳刘敬之策与匈奴和亲。

《史记》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

“文景之治”后，西汉国力充盈，具备对匈奴开展大规模反击战争的能力。汉武帝为反击匈奴，先后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合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而后汉武帝多次发动反击匈奴的战役，并在西域地区开展屯垦戍边，修筑烽燧、戍堡等军事防御设施。

至汉宣帝时期，匈奴内部分裂，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使西域正式成为中原王朝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汉对南匈奴和北匈奴采取“安南定北”的策略，同时出兵西域并继续在西域实施屯垦戍边策略，有效实现了对西域的经略。

联合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成为汉武帝最初经略西域的内在动力。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使西汉对西域的了解不断加深，汉武帝从西域的战略地位和中西往来的交通枢纽作用中逐步认识到，西域是保障国家战略利益和展示大汉威仪的重要地区。西汉经略西域的目标由最初“断匈奴右臂”逐渐转变为实现“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雄心壮志。

汉昭帝末年，西汉为解乌孙之围，命五将军分道率军北击匈奴，同时联合乌孙由西向东夹击匈奴。此次联合出军沉重打击了匈奴势力，自此，匈奴元气大伤，势力不能复振，匈奴日逐王率部降汉，逐渐退出与汉朝在西域的角逐。

此后，为了监督西域诸国，汉宣帝开始设立对西域的监察部门。西域都护府不仅是对西域各国的监察，还肩负有保障西域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畅通的职能，郑吉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府的首任都护，府治乌垒城。故班固赞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自此，西域正式归属中国的领土版图。

东汉除采用“安南定北”的策略外，也积极出兵匈奴，经略西域，这主要是由于汉明帝时期天下太平，国富民强，汉明帝欲效仿武帝打击匈奴，统一西域。另外，“安南定北”策略的实施有效削弱了北匈奴的实力，为东汉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此，东汉改变了立国之初对西域诸国的放任策略，积极反击北匈奴。

汉代经略西域采取的一项重要策略就是在西域实行屯垦戍边，西汉首开西域屯田，汉文帝、汉景帝时期，晁错根据游牧民族不断入侵汉朝边境的特点，提出了“募民徙塞屯田”的戍边策略，指出汉朝实行更役制的守边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应改变原有单纯被动的防御模式，转而实行屯垦戍边的方式，积极从内地招募大量农民及刑罪之人移民边疆进行屯垦。

东汉在西域的屯垦沿袭了西汉旧制，在中央大司农为掌管农业的最高长官，地方的管理机构有都尉、校尉、西域都护等。屯垦的人员多为屯垦士卒和刑罪之人。在屯垦的保障下，东汉虽与西域关系历经“三绝三通”，但有效实现了东汉对西域的经略。

汉代经略西域，在西域实施屯垦戍边，不仅保障了军队的粮食补给，而且在西域政治、经济和民族文化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树立了西汉大国威仪。同时，使得西域诸国对西汉的态度也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攻劫汉使，对汉朝和匈奴首鼠两端，转变为请求纳质内属，这些反映出西域诸国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不断增强。

汉代在最初经略西域的过程中，时常由于粮食供给不足而导致战争失败。众多的戍边军队，其军饷全靠民众“负担馈馕”，由于路途遥远，损耗“为费甚大”。为此，汉军在粮食补给难以为继的时候只得依靠危须、尉犁、楼兰等西域诸国给予汉军一定的粮食支援。西汉在西域开展屯垦戍边可以有效保障军队的粮食补给，同时促进了中原同西域的不断交流。

来自内地的屯垦军民将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生产工具传入西域，促进了西域地区农业的发展。铁质工具的广泛使用和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各类农作物品种传入西域，促进了西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西域的农作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等也在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

两汉西域屯垦带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学习交流，增进了民族融合。内地民众源源不断地移民西域，与西域当地的民族交往，双方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关系不断融洽。不少汉人还与当地的民族通婚，实现了民族融合。西汉对西域的经略有效解决了汉军的粮食供应，保障了西汉在西域地区的统治，促进了西域经济的发展，使汉文明得以在西域不断传播。

西汉经略西域之初，仅为“断匈奴右臂”和对奇珍异品的追求，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对出使西域的人不问出身，为求私欲，人人争相出使西域。西汉最初对西域的经略仅停留在形式上，并没有得到西域诸国的认可，西域诸国时常为了自身利益，在丝绸之路沿线交通要道攻汉使。

为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汉对西域诸国实行“遣使纳质”制度，西域诸国同汉朝进行朝贡贸易，西域诸国留质子在汉朝等。汉昭帝时期，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汉朝立在西汉的质子尉屠耆继位为新王，并改其国名为鄯善。为稳定西域局势，汉朝在西域构筑烽燧设施，并积极开展屯田。由此，改变了“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的社会局势。

汉宣帝时期，西域都护府建立，西汉将西域将有效纳入中央的管理体系，随着汉朝对西域经略的不断深入，西域诸国对汉朝的向心力不断增强，王莽篡汉到东汉建立，西域诸国仍然心慕汉朝，请求纳质内属，希望东汉继续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但是东汉政府拒绝了西域诸国的请求。

东汉虽与西域关系历经“三绝三通”，但在“三通”时期，东汉政府或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或派遣官吏直接进行管辖，有效稳定了西域局势，实现了对西域的统一，使得西域与中原的交流不断加深，西域诸国对华夏文明的向心力不断增加，提高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自西汉至今，历史的实践证明：凡重视西域，则屯田兴盛，西域稳定，丝路畅通，西北边疆安全得以保障；若忽视西域，则屯田废弃，西域动荡，丝路受阻，西北边疆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历代中央政府均把屯垦戍边作为维护西域稳定、边疆安全的千古良策。

新疆作为中国西向开放的桥头堡，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要重视新疆的战略地位。同时，要进一步发展南疆地区的经济，建设一批新型的兵团城镇，使南疆成为新疆经济发展的重镇，实现南疆地区的稳定，进而保障整个新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杜佑.《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