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毕业了，我又面临着升学的问题。不过这次不像两年前初小升高小那样困难了，因为这时候新四军已经来到我们家乡。新四军一来，立即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且积极筹建中、小学校，让青少年们有书可读。这时，在县的东南地区，教育界的进步人士何景平、沙国华等先生，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先后办起了助成学塾、东南中学和如西中学。
最先办的是助成学塾。那是1941年的春天，由沙国华先生发起和负责办起来的。学校就设在沙先生家所在的一个比较大的村庄，属于民办性质。受师资和住房条件的限制，学塾只开设了初一和初二两个班级。
1942年春天，县政府决定以助成学塾为基础，组建公立学校。由于校址位于县的东南部，便命名为东南中学。学校所在的那个村庄名叫花园头，四面环水，树木茂盛，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花园。开始，仍然只设两个班级，到了秋天，增设了初三班，从而成为单轨制的初级中学。学校扩大以后，这个不大的村庄，难以继续承受三个班级的教室和一百多个师生员工住宿的负担，于是再一次搬家，搬到了另一个更大些的村庄，在这里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3年的秋天，县政府为了满足全县应届初中毕业生升学高中的要求，决定创办既有初中部又有高中部的如西中学。高中部设在位于县的中部一个名叫高家庄的大庙里，而原来位于西部的滨江中学和我们东南中学，则分别改名为如西中学一院和二院，成为学校的两个初中部。
在战火中办学，有着许多和通常学校不一样的地方。这些独特的办学过程和办学模式，为祖国的教育史增添了极为难得的篇章，也使我们的人生由此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值得永远怀念的岁月。
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办学校
首先是如何适应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创立学校，办好学校。这是办学一开始就碰到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日军近在数里之外，环境险恶。加上学校又设在偏僻的农村，物质条件很差。因此，学校创办的过程，是一个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过程。
从助成学塾，到东南中学，再到后来的如西中学，起初都是既没有教室，也没有宿舍；既没有课本，也没有任何教学器材；在前两个地方，甚至连桌椅板凳都没有。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难住大家。没有教室，就向当地农民借。没有桌椅板凳，也是能借的就借，实在借不到就请木工自己打造。没有宿舍，就分散挤在农民家里。没有床铺，就用木板或者竹竿子拼起来，担在两条长板凳上面。办食堂有困难，有一段时间，大家就从家里背来粮食，借用房东的锅灶自己烧饭。一开始，大家都不会烧饭做菜，特别是男同学在这方面更是稀里糊涂，以致烧出来的饭常常不是生，便是糊；炒出来的菜不是咸，便是淡。可是大家吃起来仍然有滋有味，往往一扫而光。当然，也有几个年龄小又比较调皮的男同学，包括我在内，为了解馋，时不时跑到女同学那里蹭饭或者讨零食吃。因为女同学的饭总比男同学烧得好，而且她们那里经常藏着些花生、蚕豆之类的零食。没有课本，老师们就自己动手选编，然后油印成活页材料发给大家。二院的吴敬肃老师，专门负责油印，他刻得一手工整的钢板字，印出来的材料不亚于铅印。高中部负责油印工作的，则是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的黄邦荣老师。黄老师原籍广东，后来到南洋谋生，早在1926年就在南洋加入了共产党。为了抗日救国，他毅然放弃在国外较为优裕的生活，来到我们根据地。他从国外回来，本来是想到部队，拿起枪杆子打鬼子；没有想到组织上却分配他到我们学校，要他拿起铁笔刻蜡纸。虽然这不符合他当初回国的设想，但他二话不说，心甘情愿地当起一名默默无闻的油印工。他回国以后，还因为战时各方面比较乱，党员关系一时没能转到国内来，让他当了一年多的党外人士。但他无怨无悔，仍然专心致志地工作。黄老师平时不爱多说话，也没有什么个人爱好，整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一门心思为提高油印质量刻苦努力。他稍有空隙，还主动帮助做些勤杂工作，为学校尽量节省开支。他的这种勤勤恳恳、无私奉献的精神，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尊敬，大家一致称赞他是胸怀祖国、埋头拉车的"老黄牛"。
总之，一切都是自己动手，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是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校园里始终洋溢着团结紧张、生动活泼的欢快气氛。
具有战时特色的教学内容
有了基本的教学设施，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安排教学内容。按照根据地党和政府制定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方针，和"教育为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学校在具体安排教学内容时，要求做到既照顾长远的需要，又着眼当前直接或者间接为抗日战争服务。也就是说，一方面既注意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为大家今后攀登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峰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又重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增强爱国主义观念，了解当前的形势，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斗争。
当时，除了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数理化等课程之外，还安排了比较多的时间学习时事政治，通过时政课，进行革命道理的学习。记得我们除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还将一些阐述世界观、人生观、理想、信念的文章，选作教材，作为政治课的重要内容。此外，还经常请一些领导同志到学校作报告，讲述国内外的大事，宣传党的路线。例如皖南事变之后，就曾请刚从皖南突围出来的一位领导同志给我们讲皖南事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也曾请有关同志来给我们介绍战役进展的情况。通过这些报告，使我们及时知道了国内外正在发生的大事，知道了党的主张，紧紧跟上时代脉搏的跳动。除了政治课，学校还把政治思想教育渗透到语文课的教学当中。从选编教材到讲解课文，总是有意识地引导大家学会辨别善恶和美丑，懂得怎么做事和做人。例如学习《捕蛇者说》一文时，就联系实际，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苛政猛于虎。学习《岳阳楼记》一文时，则着重讲解范仲淹的忧乐观，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学习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等等诗词时，便大力宣扬他们的爱国情怀，增强抗日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即使是音乐课，也把它作为一种生动活泼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来进行。学校没有专门的音乐老师，政治课老师林在吾就主动挑起这副担子。他现炒现卖，教会我们不少革命歌曲，像《跟着共产党走》、《新四军军歌》、《黄河大合唱》、《抗大校歌》、《毕业歌》等等。只要一唱起这些歌来，大家就心潮澎湃，意气昂扬。
一套特别的教学方法
除了教学内容，再就是如何根据战争环境和教育的总要求，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这方面的基本做法是：不搞单纯的先生讲，学生听，关起门来读死书。而是在搞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这个"大课堂"的作用。也就是说积极开展各种校外活动，引导大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到群众中吸取营养。
参加夏令营、冬训班之类的活动，便是我们参加校外活动的途径之一。1943年放暑假时，学校选派了几十个同学，参加由县政府举办的有全县几所中学数百名同学组成的夏令营。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过上半军事化的生活：早上按时起床，出操跑步；白天集体听课，分组讨论；晚饭后进行文娱体育活动，有时还自排自演一些小节目，自娱自乐。由于分散住在农民家里，大家就模仿新四军的做法，每天把房东的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这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新颖的生活，受到我们这些青年人的喜爱，也使我们从中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所以，从夏令营回来以后，这几十个同学都成了学校的骨干，其中有不少同学还先后入了团，入了党。寒假时，学校又组织一部分同学，分别参加由县委和地委举办的冬训班。在那里，大家第一次离开家庭，在外面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另外，我们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分成三、五人不等的小组，分散到附近的村庄，协助乡、村领导，办夜校，搞联防，组织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和儿童团，宣传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斗争。这些活动通常是在夜间进行，每天一吃过晚饭，大家就分头集合，摸黑跑到二、三里甚至四、五里以外的村庄。尽管乡间的小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有时还要顶着雨雪或者凛冽的寒风，但是一个个情绪都很高，劲头都很足。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农民群众对这些活动也都很喜欢，虽然劳累了一天，但也是一吃过晚饭，就带上小板凳，有的妇女还拿着鞋底等针线活，准时来到会场，参加会议或者学习讨论。大家的情绪很高，在摇曳的豆油灯光下，有说有笑，共议国家大事，共同学习政治文化。通过这些活动，既让我们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又使我们从群众那里学到了很多好东西，也使我们度过了一段富有意义的值得回味的夜晚。
为了宣传抗日，学校还成立了一个业余演出队，利用农闲和节日，到附近农村进行演出。节目有些是借用现成的剧本，有些则是自编自导。道具也是这样，能借的就借，借不到的就自己制作。由于演出的内容贴近时事，贴近群众生活，所以很受大家欢迎。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出活报剧里扮演一个有钱有势的阔太太，因为憋着喉咙发出嗲声嗲气腔调，引起大家一片欢笑。通过这些演出，既鼓舞了群众斗志，又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一时间，以往流行于农村的一些落后的、封建的文艺节目，市场大为缩小，渐渐为群众所摒弃。从这里我就想，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必须认真对待。据说，现在有些地方，一些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又沉渣泛起，迷信、赌博等陋习流行起来。尤其逢年过节，情况更为严重。这个问题亟需重视和解决，让先进文化逐渐覆盖农村这片广阔天地，让农村在精神上也富裕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当年我们组织业余演出的基本经验，多少可以提供一点借鉴。
1944年的春天，如西地区由于上年粮食歉收，造成当年春荒，很多人家上顿不接下，甚至完全断炊。为了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学校老师随即组织同学深入附近各个村庄，动员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和互相帮助。语文老师还要我负责起草《为战胜灾荒致如西县东南地区同胞书》，油印了几百份，广为张贴。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还特地到附近的几个村庄作了一番调查研究，听取了群众的意见。通过这些活动，既在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也增强了同学们的群众观点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除此以外，有时我们还配合部队，开展瓦解敌伪军的工作。
记得194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学校就曾应区游击队的要求，组织过一次有三十多个同学参加的这样的活动。事前，大家专门学习了一下有关的时事和政策，并且赶排了几个小节目。天黑以后，怀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匆匆赶往二十多里以外一个叫新生港的伪军据点。大约是半夜光景，到达了目的地。在游击队的安排下，我们蹲在距离炮楼100米左右的一条河沟里，用硬纸板制成的土话筒，大声向敌人喊话。给他们讲形势，说道理，要他们弃暗投明，将功赎罪。喊了一阵之后，接着便演唱小节目。演上几个节目之后，接着再喊话。一开始，敌人还装腔作势，吓唬我们说："快滚！快滚！再不滚老子开枪啦！"可是到了后来，据点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静悄悄的，专心听我们讲话和演唱。就这样，我们一会儿喊话，一会儿演唱，前后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直到凌晨两点多钟，才在游击队的掩护之下撤离据点，返回学校。尽管一夜没有合眼，肚子又饿得咕咕叫，但是大家的情绪非常高，一路上唱呀，跳呀，尽情地享受着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斗争并获得成功的喜悦。这次喊话看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时隔不久，当新四军攻打附近的另一个据点时，这个据点的伪军不但没有去支援，而且隔了没有几天，就悄悄地撤走了。
还有一次，新四军某部在战斗中抓到一个日本兵，部队转移途中在我们学校吃饭休息。当时这个日本兵就是不肯吃饭，甚至赖着不走。部队的同志没有会讲日语的，拿他没办法，便找到我们学校，想请个会讲日语的去帮助做工作。我们学校里也没有会讲日语的，只有会讲一些英语的。无奈，只好去试试看。首先，由英语老师前去和他接触。一上来英语老师用几句最简单的英语，问了对方几个最普通的问题。因为当时也不知道对方懂不懂英语？没想到刚说了几句，这个日本兵就搭腔了，而且似乎很愿意跟我们交谈。既然这样，后来我们几个学生也围了上去，凭着肚子里仅有的几十个能够用得上的英语单词，磕磕巴地跟他交谈起来。通过一番交谈之后知道，这个日本兵当兵不久，当兵前在大学读书。问他为什么不肯吃饭？他说反正马上就要死了，还吃什么饭！？原来他以为我们很快会杀了他，想用绝食和不走来进行对抗。于是我们就和他说道理，讲政策，还告诉他以前有的日军官兵被我军俘虏以后弃暗投明的事例。经过耐心劝说，渐渐地他的抵触情绪和思想顾虑有所消除，最后终于吃了饭，也顺顺当地跟着部队走了。后来听说，这个日本兵到了苏中军区以后，经过教育改造，表现很好，参加了"反战同盟"（注：一个由被俘或者起义的日军官兵组织起来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组织）。听说他经常提起被俘那天和我们打交道的事，还开玩笑说要谢谢我们，因为要不是我们，他可能已经成了"饿死鬼"。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特别一提，就是除了组织开展各种校外活动以外，为了适应险恶的战争环境，当时学校还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教学模式，叫作"分散教学"。这种独特的教学模式，可以说是敌后抗战众多创造中的一个创造。
事情缘起于1944年的秋天，当时日军为了垂死挣扎，对如西县进行重点扫荡。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突然听到附近的农民大声叫喊，说是有一队日伪军从北面向学校方向开过来了，要大家快点跑！听到叫喊以后，学校领导和我们几个学生干部立即组织全体师生撤离学校，跑到学校南面大约三里多路的一块低洼地隐蔽起来。随后，派出几个同学返回学校方向了解情况。傍晚时分派出去侦察的同学回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在我们学校住下来了，正在生火烧饭。敌人不走，我们只好饿着肚子在洼地里呆着。直到晚上九点钟左右，负责侦察的同学再次回来报告说敌人已经走了，我们这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学校。从这以后，学校便决定在敌人扫荡期间，学生全部离校回家，并且根据家庭住址分布的情况，分成十多个片，由老师定期进行巡回授课。有的片人数过少，老师走不过来，便由平时学习成绩比较好些的同学担任小教员，先到另一个片上听老师讲课，然后回来再把老师讲的内容一五一十地传给大家。课后，再由小教员负责组织讨论和集体修改作业。由于采用了这种分散教学的办法，做到组织散而不乱，教学变而不停，因而既没有耽误多少学习，又保证了师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教学，使大家经受了一次实际斗争的锻炼，增强了战斗意志，丰富了斗争经验。大约过了将近一个月，敌人的扫荡以失败收场，我们也随之返回学校。
总之，这些活动既直接为夺取抗日斗争的胜利发挥了作用，又使大家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教育和锻炼。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老师都发挥了表率作用。不但帮助同学们出主意，想办法，还积极带头参加。特别是在分散教学的时候，他们既要徒步奔走于各个教学点，又要冒着随时被敌人抓捕的危险。但他们都不辞辛劳，不畏艰险。有一位名叫郭明达的化学老师，在根据地政府准备印制钞票，但是缺乏那种特殊纸张的情况下，郭老师应造纸厂的要求，愉快到该厂工作。在那里，他和工人一起，克服缺乏设备的困难，几经失败，最后终于研制出了这种纸张，为发行抗币、繁荣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离开学校以后，大家便再没有见到他，只是听说了一些他在工厂的情况。全国解放以后，由于后方机构变化比较大，因而更没有了他的信息。碰巧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同学聚会时，有人告诉我说郭老师也在上海，现在在一所大学里任教。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赶紧抽时间去拜访他。郭老师一见到我，非常高兴，尽管年事已高，但还是以一种兴奋和自豪的心情，向我详细介绍了当年他怎么克服困难，制造出那种特殊纸张的往事。当然，我也向他简要汇报了别后30多年我的一些情况。郭老师本来就健谈，加之多年未见，那天，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上午。
决定一生的选择
中共如西县委对在我们学校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很重视，派了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林在吾同志来到学校，以教员的身份开展工作。他来了以后，通过政治课、个别谈心以及组织阅读革命书籍等方法，努力提高同学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1942年底，发展了三名同学入党。1943年春开学不久，我也怀着为抗日救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决心，由林在吾老师和吴荫生同学共同介绍，加入党组织，成为学校的第四名学生党员。记得我是利用一天中午休息的时间，悄悄躲在一条偏僻的河沟里，填写的入党志愿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一天夜里，利用一处没人住的空房子，举行了简单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说是简单，因为"会场"上就我们三个人，台子上放着一盏豆油灯，墙壁上挂着一面临时制作的党旗。但是却显得很庄严，宣誓之前，林在吾同志先郑重地问我："愿不愿为革命吃苦？"
"愿！"我回答说。
接着他又问："愿不愿为革命牺牲自的生命？"
"愿！"我接着回答。
最后他又问："能不能革命到底，永不叛党？"
"能！"我又毫不犹豫地回答。
于是在他的领读下，我庄严地宣读了此后影响了我一生的入党誓词。当年我只有14岁，根据六大党章的规定，同时按照以虚岁计算年龄的习惯，候补期（七大以后的党章改称为预备期）被定为3年。
入党之后，心里一直很高兴，很自豪，而且有点抑制不住的激动。为此，险些犯了个大错误。当时因为环境比较险恶，加之林在吾同志刚从上海过来，习惯于上海地下工作的一套，因此，我们在保密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譬如党员之间只有纵的关系，不允许发生横的关系；只开小组会，不开支部大会；在个人活动的所有地方，不能留有涉及党的秘密的片纸只字等等。可是出于神秘感，有一天我却私下里试着问一位猜想是党员的同学："你是不是……"下面的话我没有敢说出来，这位同学马上反过来问我："是什么？!"这下子我警觉了，连说没什么！没什么！虽然我并没有具体说什么，但是事后想想还是很害怕，一直惴惴不安，担心泄露了秘密。果然，两天以后，林老师把我找了去，狠狠地批了一顿，给我戴了顶自由主义的帽子。虽然挨了批，但是由此却把悬在心里几天的石头放下来了，因为这个批评让我证实了自己原来的猜想。
为了团结教育广大同学，根据县委的指示，学校于1943年5月，成立了由先进青年组成的青年解放团。党支部分工我为青年干事（即委员）,负责青年团的工作，担任团长。从那时开始，一直到1944年底我离开学校，都是分管青年团的工作。建团初期，为了适应当时还比较尖锐的斗争境，团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团员的数量也比较少。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逐渐好转，团组织便公开了，团员的数量也逐步增加，从而成为活跃在学校各项活动中的一支生力军。团员们不但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学习上当模范，还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勇敢参加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例如当我们在农村建立各种群众组织以及开展抗日宣传的时候，团员们总是积极参加，带头活跃在这些场地，成为开展这些活动的生力军。反扫荡的时候，每个团员都配备了一把匕首，配合民兵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有一次巡逻，有个团员还抓到一个敌人的密探，受到政府的表扬。
1944年暑假期间，县委集中全县各个学校的党员骨干进行整风学习，我也参加了。刚学了一半，新生港和石庄两个据点先后被我军解放。为了开辟这片新区，县委临时决定把学习班改成工作队，让大家立即分头到上述两个地方去，做创建新解放区的工作。我被分在新生港附近一个比较大的村庄，第一次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在那里，经过几天的调查摸底，我发现有个青年农民对新四军很热情，参加各项活动也很积极。一了解，他家是个雇农，父亲因为贫病交加，早就去世，现在他和多病的母亲守着两间破草房，相依为命。这显然是一个可以相信和依赖的基本群众，于是就搬到他家，和他吃住在一起，通过他了解村里的情况，同时带着他一起开会、调查，抽空还教他认字、写字。他对这些活动很喜欢，积极参加。在他和其他几个积极分子的参与和带动下，村里先后建立起农抗会、妇抗会、儿童团、民兵小队等组织，同时减租减息、生产互助、学习文化、治安联防等活动也都逐步开展起来，各方面工作有了初步基础。一个多月以后，要离开那里返回学校，临走时，我向来接替的同志详细介绍了这个村子特别那位青年农民的情况，希望来接替的同志今后继续对他进行教育培养，发挥他的作用。此后，我再没有去过那里，不知道这位青年农民后来的表现怎么样？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以后，有没有经受住考验，是不是在革命的路上一直走了下去？他是我在农村接触和直接培养的第一个积极分子，所以印象特别深，也特别惦念。
整风学习班结束以后，大部分同志由县委分配工作，我则到校本部就读高中。不过只读了半年时间，由于各条战线都着手准备迎接抗日大反攻的到来，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于是县委决定，学校里的学生党员，除留少数作为种子以外，大部分出去工作，并且还要带领凡是愿意出去的同学一起出去。当时有分到部队的，有分到乡、镇基层单位的，有分到县、区党政机关的，有分到文艺团体的，还有分到敌占区做秘密工作的。一开始，组织上曾经打算叫我到敌占区去，一面读书，一面做秘密工作。但是后来考虑到我在敌占区没有社会关系，不容易站住脚，于是又决定叫我去如西县独立团。从此，我便在人民军队中战斗、生活了一辈子，革命军人成了我一生的岗位和职业。
就要离开培养教育我们的学校以及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了，一个个都极其兴奋，激动不已。临分别的前一天晚上，大家挤在几个宿舍里，互相留言，互道珍重，依依不舍地进行告别。整整一夜几乎没有睡觉，尽是说呀，唱呀，特别是《毕业歌》唱了一遍又一遍。当唱起"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时，更是热血沸腾，豪情满怀。那激动人心的情景，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离校以后，学校又在原地继续办了将近一年，直到日本投降。这所被称为"小抗大"的母校，在5年时间里，为革命队伍培养和输送了几百名干部。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的汗水挥洒在军事、政治、文化、财贸、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他们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有的在战斗中负伤、致残，有的因为表现突出立功、受奖。有十多位同学在战斗中表现突出，为夺取战斗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还有几位同学不幸被敌人俘虏以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汤亚雄同学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南京一所大学的知名教授，家庭生活比较优裕。但他豪不留恋舒适而安静的生活环境，毅然投身革命队伍。人党以后，他在征得父母亲的同意之后，把自家租给农民的100多亩农田献出来交给农民，并且当场烧毁了田契。解放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一直在敌占区坚持斗争，进行教育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一次外出时，不幸被当地的"土顽"抓住。在敌人的牢房里，他受尽各种严刑拷打，从上老虎凳，到用烧红的铁条烙身等，无所不用其极。敌人说："你家里条件那么好，何苦跟着共产党吃苦？"汤亚雄同志轻蔑地回答敌人说："像你们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懂得我们共产党人心里想的什么！"敌人又说："只要你自首，马上放了你，让你回家好好过日子。"他又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要命有一条，要我自首绝对办不到。"尽管敌人使尽各种手段，但无论是威逼还是利诱，都毫无用处。敌人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街头示众。时隔不久，这几个"土顽"被我们抓到了，在交代罪行时，这些家伙如实地供认了他们如何迫害汤亚雄和汤亚雄同志坚贞不屈的情景。汤亚雄同志的这些事迹，后来由延安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并誉之为苏中的青年英雄。当时，我们部队在山东，一天，我从当地的报纸上突然看到了他的名字，知道了他英勇牺牲的消息。由于是老同学，拿着报纸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深深为之感动。同时，他那少年英俊、充满活力的形象，马上浮在眼前，引起我深深的思念和无限的崇敬。除了汤亚雄，我还有一位名叫阮兆璜的堂兄和一位名叫徐汝吉的同学，也是被敌人抓去以后，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了。在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学当中，有的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也有的背叛地主、资产阶级，抛弃少爷、小姐的身份和生活，投身革命队伍。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为如皋的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当然，也有极少数同学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中途离开了革命队伍，成为大军前进中的落伍者。还有个别同学没能顺应历史潮流，站到了革命的反面，成为人民的敌人。我们班上就有这么一对兄弟，在学校时都入了党，后来弟弟参加新四军，还在战斗中立了功。而哥哥留在当地做农村工作，当国民党军队来到的时候，经不起威胁和利诱，投降了敌人，当了叛徒。碰巧的是，后来他又偏偏落到了在同一地区坚持斗争的一位同学的手里，并且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这是历史前进中的大浪淘沙，势所难免。不过这种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倒是可以引发人们对怎么走路、怎么做人进行深刻的思考，从中悟出一些道理，得出有益的结论。
70多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想想那四年战火中的中学岁月，想想那一段火热的青春年华，感到无比自豪。
【阮武昌，江苏如皋人，1929年8月出生，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底参加新四军，1945~1946年先后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如西独立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新四军1师1旅政治队学员，1949年在23军67师201团先后担任政治处宣教股宣教干事、军士队副政委。他先后参加过盐城战役、高邮战役、苏中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1983年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1989年离休后致力于新四军历史研究，并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目前任该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