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第一、第二两个阶段预定的任务，即突破敌人江防和追歼逃敌并控制浙赣线的目标实现以后，解放上海便顺理成章地提上了日程，摆到了我军面前。
异乎寻常的决策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重要基地，也是蒋介石决心在大陆扼守的最后一个要点。因此，上海的解放，对于彻底粉碎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妄图维持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的梦想，解放全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正因为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所以，中央和总前委确定，上海战役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把它当成一场城市攻坚战来打，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让上海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为今后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根据这个要求和当时各方面的情况，打上海可以说既容易，又不容易。说它容易，首先因为敌我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的敌强我弱的态势，变成了现在的我强敌弱。我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占有比较大的优势，敌人绝对不是我军的对手。第二是因为上海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党在上海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上海人民衷心热爱和拥护我们党的领导，痛恨和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热切盼望早日获得解放。第三还因为上海周边地区都已经解放，敌人除了暂时保留着海上通道以外，陆上通道均已被我军切断，成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孤岛。
所以，我军完全掌握着战斗的主动权，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从另一方面看，打它又很不容易。第一，当时敌人在上海还有8个军、25个师的陆军，以及30多艘军舰和120多架飞机，总共20多万人马。凭着这支队伍，他还能够在这里支撑相当一段时间。更何况敌人在市区和四郊还修筑了4000多个碉堡，埋设了2万多个地雷，挖掘了几百公里密如蜘蛛网似的战壕。这些都给我军进攻造成一定威胁。第二，我军不但要对付蒋介石的20万大军，还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当时蒋介石竭力想拉美国人下水，靠美国人来苟延残喘。他曾对部下声称，只要坚持半年，国际形势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而美国也确有一些人极不愿意看到上海被我们解放，因而在那里蠢蠢欲动。第三，要说不容易，以上两点还不是主要的，真正让我们犯难的是前面提到的这次战役的指导思想，即既要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又要使城市不遭到破坏，使市民不遭受伤亡，使上海这座大城市能够完好无损地接受过来。这一点才是最主要的难处，是一个极为"苛刻"的"两全其美"的要求。正如陈毅司令员形容的：打上海譬如在瓷器店里抓老鼠，既要把老鼠抓住，又不能损坏一件瓷器。总之，打上海不但在军事上要取得胜利，而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样都要取得胜利。要军、政、经、文等等的全面胜利。难就难在这里。
这个要求，也决定了我军攻打上海的打法。
如果单纯从军事上考虑，打上海可以有三种办法。
一种打法是长期围困，逼得敌人在弹尽粮绝之后，不得不缴枪投降。这样，我们可以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解除敌人的武装，解放上海。这对我们军队来说自然最为有利，可以说是上策。但是，上海有将近600万市民，每天要吃要喝，数量很大。长期围困下去，固然困了敌人，但也困了人民群众，使群众无法生活下去。所以这个打法不可取。
另一种打法是首先进攻敌人防御比较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地区，然后再打外围的敌人。这种先弱后强的打法，对我们部队也较为有利，可以说是中策。但是这样一来，战斗就将主要在市区进行，其结果市区必将遭到严重破坏。所以这个打法也不可取。
再一种打法是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等外围地区，吸引敌人在这里和我军决战。由于这些地区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兵力集中，工事坚固，因此打起来必将是一场硬仗、恶仗，我军的伤亡肯定会比较大。这种打法对部队来讲最为不利，可以说是下策。但是，这种打法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市区因此可以避免遭受大的破坏，同时又可以切断敌人的海上通道。从保护城市建筑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着想，从全局着想，这又是上策。
权衡了这些利弊得失之后，最后我军毅然决定采取第三种打法，即首先攻击敌人重点设防的吴淞等外围地区，吸引尽可能多的敌人从市区转到外围和郊区，在这里大量歼灭敌人，然后再对市区发起总攻，全歼守敌。而且还规定，在市区战斗时，只许使用轻武器，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本来，现代战争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尽可能发扬火力。而这次我军却偏偏要求部队少开枪，不开炮，不用炸药，这在现代战争中也是一件新鲜事。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大家宁愿执行这种异乎寻常的决策，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打法，并且甘愿为此付出较大的代价。
根据战役的这个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打法，以及总前委3月31日制定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基本精神，三野前委决定整个战役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扫清外围据点，大量歼灭敌人，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切断敌人的海上通道。第二步，对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并决定：由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的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军，和第十兵团的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军担负上述任务。
至于战役发起的时间，则取决于战斗和接管的准备程度。中央决定：为了能接过来一个完好无损的、秩序井然的上海，必须充分作好两方面的准备，即战斗和接管。什么时候这两方面的准备工作搞好了，什么时候才发起进攻。
为了服从这个原则，战役发起的具体时间，曾经作过一些调整。
5月上旬，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以后，我军本来就可以乘势东进，包围上海。但是当时集中在江苏丹阳的5000多名打算分配到市区各行各业的接管人员，还没有完全做好各自的准备工作。因此中央和总前委决定：推迟战役发起的时间，以免部队进去之后，因为接管工作没有搞好，结果出现短时间的混乱甚至失控现象。同时还决定：参战部队一律停止在苏州以西地区，不要过分逼近上海，免得吓跑了敌人，造成社会混乱。直到5月6日，中央获悉敌人正在大肆抢运重要物资，用轮船运往台湾。这才指示攻城部队在5月10日以后，暂先占领吴淞和嘉兴两点，切断敌人抢运物资的道路。至于"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
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战役的第一阶段于5月12日正式开始。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上海四郊是敌人重点设防的地方，志在必守。所以战斗打响之后，这些地方打得都比较激烈。特别吴淞地区，是敌人防御上海的重中之重，因此打得尤为激烈。我二十八军和二十九军在攻打吴淞北面的刘行和月浦镇时，每攻占一个地方，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有的地方得而复失、失而再得达七八次之多。敌人用舰炮从水上对我军进行炮击，用飞机从空中对我军进行轰炸，用坦克掩护步兵对我军进行反冲击。天上地下，凡是能用的手段几乎都用上了。因此，部队伤亡很大，仅仅13日至15日这三天当中，二十八军和二十九军就伤亡8000余人。前不久在渡江战役中获"模范营"称号的某部二营，一天之内就从600余人锐减到80余人。尽管伤亡如此严重，但是指战员们发扬攻必克、守必坚的精神，勇往直前，顽强拼搏，死死咬住敌人不放。最后终于拿下了这两个要点，全歼守敌。
在东面的南汇、川沙，南面的奉贤、松江，西面的青浦等地，我各路大军也以排山倒海之势，对各地的敌人分别实施包围，并坚决予以歼灭。16日晚，我三十军趁敌人立足未稳之际，将刚从市区调来加强浦东防务的敌五十一军暂八师全部和三十七军一部的8000余人，包围于川沙东北的白龙港，并将其歼灭。在这里，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也成了我军在上海战役中"接待"的第一批"贵客"。
经过十天的激烈战斗，到5月22日，外围据点基本上被我军扫除干净，2万多敌人被我军歼灭。
23日起，进入战役的第二阶段。
当天凌晨，我军从四面八方，对据守在市区各个点上的敌人，以及吴淞、高桥等地的残敌，发起全面进攻。为了避免和敌人逐街逐巷、逐楼逐屋地争夺，以减少对市区的破坏，各部队都采取多路进攻、快速跃进、大胆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果断而勇猛地攻击前进。至25日早晨，苏州河以南地区，除个别地方尚有少数残敌以外，基本上被我军控制。25日下午，开始向苏州河以北挺进。当我二十七军部队通过外白渡桥时，遭到了敌人的阻击。这时，我地下党通过关系，查到了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兼重组后的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的电话号码。于是由我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同志出面，跟他通话，要他放下武器。经过一番工作，刘昌义率4万多官兵起义，我军当即顺利通过外白渡桥。
行军路上突然后卫改前卫
再说，我们团在5月3日解放杭州之后不久，奉命沿杭甬公路向东，解放浙东地区。部队从杭州北面的临平镇出发，日夜兼程，急匆匆向绍兴方向前进。
大约是5月20日深夜1点左右，部队正静静地走在夜色苍茫的大路上，突然从后面传来了口令："放下背包，就地休息。"部队在行军中传口令让休息是常有的事，所以一开始大家都没有在意。在路边坐下以后，喝水的喝水，抽烟的抽烟，准备休息一会儿以后接着再走。没想到坐了大约半个小时，后面又传来了新的口令："调转头，往回走！"这一突如其来的改变，弄得大家莫明其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要我们往哪里去？装着满脑子的问号，队伍的后卫改成前卫，又急匆匆走在刚刚走过的路上。
好在不大一会儿，师首长派人送来了一封信，并附上了详细的命令。原来当时上海打得正激烈，日内即将发起总攻。可是敌人仍在市郊一些地方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此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还停泊在吴淞口外，虎视眈眈，居心叵测。为了尽快解放上海，上级命令我们军立即挥师北上，加入攻打上海的战斗。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一个个高兴极了。尽管已经走了六、七个小时，肚子里也饿得咕咕直叫，但是现在这些都是小事一桩，谁也不去顾它了。大家三步并作两步，直奔上海。一路上几乎都是小跑步，眼睛也一直紧紧盯着上海方向。当时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快赶到上海去，解放大上海。我小时候曾经在上海住过一段时间，耳闻目睹了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给上海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因此，更加迫切希望上海早点解放，也更为自己能够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而特别高兴。
天亮以后，部队在公路边上略微休息了一下，吃了点饭，接着又走。真可谓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当时，沪杭甬铁路从萧山到硖石这一段还能勉强通行。为了抢时间，我们便坐了一段火车。从萧山上的车，到硖石下车。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坐火车，上次是坐在火车头后面的煤堆上，这次待遇提高了，坐进了装货的车厢。虽然不是正式客车，大家还是很开心，因为总算坐上火车了！火车当然比两条腿来得快，转眼之间萧山过去了，杭州过去了，临平也过去了。从硖石下车以后，沿着海边接着再走。前后连续走了三天四夜，终于在24日上午，赶到了上海南面的莘庄火车站。那时的莘庄，只是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那时的莘庄车站，也只有几间矮小的平房。和今天的繁华景象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部队刚到莘庄，蒋军的两架飞机就跟着飞过来了，在我们周围扫了一阵机枪，还扔了几颗炸弹。大家理也没有理它，有同志还开玩笑说这是敌人对我们的"欢迎"。在莘庄集结了一下，领受了战斗任务，并草草吃了午饭。饭后，便放下背包，轻装向市区进发，准备投入战斗。
这时，我刚从政治处调到军士队，担任副指导员。该队本来是个教学单位，成员都是从各连抽调来进行培训提高的正副班长。现在则成了团首长手上的一把"尖刀"，预备在必要时拿出来使用。
从西南角一直打到东北角
24日傍晚，部队到达徐家汇，在这里作最后的准备。我在天主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给部队作了简短的战斗动员。根据上级的指示，我要求大家一方面要勇敢战斗，彻底消灭不肯投降的敌人；另一方面又要不惜一切代价，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另外，我还特别强调，军士队是团里的"尖刀"，战斗中一定要顽强机智，英勇善战，不但要打出应有的威风，还要打出应有的战术、技术水平。在我讲话的时候，周围聚集了很多老百姓，都是来看从来没有见过的解放军的。尽是第一次见到，但是群众对我们一点也不显得生疏，有的还笑着指指这个战士，指指那个战士，似乎在亲切地议论着什么。我还听到旁边一个青年人说："你看解放军多和气，哪像国民党军队！"和上海人民的这第一次接触，给部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部队带来了很大鼓舞。
在徐家汇稍作停留，部队便沿着华山路向北搜索前进。这时天已经渐渐黑了，我们穿过现在的淮海路、延安路和静安寺，于午夜时分抵达曹家渡的苏州河边。经过静安寺地区的时候，在现在的环球大厦前面，还看到一位手臂上套着"人民保安队"袖章的烈士遗体。在暗淡的灯光下，只见他伸开双手，鲜血染红了他蓝色的上衣。战士们走过他身旁的时候，一个个都投过去崇敬的目光，默默地向他表示敬意和哀悼。
根据师部命令，我们团准备从曹家渡附近的宁平桥渡过苏州河，向北攻击前进。敌人在宁平桥北侧部署了一个营，扼守该桥，阻止我军渡河。我们的突击队刚一发起冲锋，敌人的轻、重机枪马上一齐开火，密密麻麻的子弹把不宽的桥面封锁得严严实实。一批战士冲上去，倒下了；又一批战士冲上去，又倒下了。攻击一时受阻。当然当时如果采用炮击的话，相信能够很快解决问题。但是战前上级明确规定，在市区战斗，一律不许使用火炮。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团领导决定避开敌人的正面，从侧面攻击和牵制敌人。
怎么才能尽快绕到敌人的侧面呢？团首长摊开地图，想找一条隐蔽而安全的捷径。这时，一位工人模样的男子突然从人群里走出来，主动向我们介绍说，他是踏三轮车的，对这片地区的道路很熟悉，愿意给我们带路。团长一听很高兴，连忙表示感谢。后来，就在这位工人师傅的带领下，我奉命带了一个排和另一个连的同志一起，绕到大桥的西侧，在那里架起机枪，对着敌人的工事猛烈射击。由于都是老兵，射击技术个个都是一等，枪枪都打中了敌人碉堡的枪眼。经过我们这样一番准确而猛烈的射击，加上正面火力的夹攻，敌人的火力终于被我们压下去了，我攻击部队乘势冲过大桥，消灭了桥北的敌人。
过了苏州河之后，又立即向紧挨着苏州河的中央造币厂里的敌人发动攻击。这里驻着敌人交通警察总队的1000多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该敌被我们全部歼灭。
拿下造币厂之后，我们继续向东北方向攻击前进。当部队走到天目路火车站附近的一幢高楼时，遇到驻在里面的敌人的阻击。部队立即停路火车站附近的一幢高楼时，遇到驻在里面的敌人的阻击。部队立即停下来，把该楼包围起来。战斗一开始，首先攻占了该楼的大门，然后逐楼展开攻击。拿下了一楼，接着又拿下了二楼。正准备对三楼发起攻击时，敌人眼看无路可走，只好从三楼的窗口伸出了白旗，表示愿意向我军投降。我们随即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起空手下楼。等到敌人全部下来以后，才弄清楚这里驻的是青年军一 O 一师的一个营，共计200多人。
刚过了天目路，当地一位中年男人跑过来告诉我们说，交通路上有一个敌人的器材仓库，里面还有几百个敌人。他主动给我们带路，把部队领到仓库的旁边。到了仓库以后，经过了解，知道了这里驻着青年军的六个连，由一个副团长率领。当时由于部队是分头前进的，先行赶到这里的只是一九九团的七连。该连把仓库包围起来以后，首先展开政治攻势，要敌人放下武器。经过一番喊话，再加上军事压力，敌人的副团长动摇了，表示愿意投降，但是要我军派一个团长进去和他们谈判。当时我军只来了一个连，哪里有什么团长？情急之下，指导员沈明章同志带着连队的文书和卫生员，以我军团长的身份，冒险进去和敌人谈判。通过晓以利害和交代政策，敌人的500多名官兵在副团长的带领下，终于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
解决了这股敌人之后，我们又接着往北攻击前进。26日下午，打到了江湾路上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时敌人的司令早就逃走了，但是里面还驻守着7000多名官兵。我们团二营首先赶到那里，当即对敌人发起攻击。突进围墙之后，一下子就抓到了400多个敌人。随后其他部队也赶了过来，相继投入战斗。经过一夜的奋战，到27日早晨，敌人被迫宣布投降，7000多敌人全部放下了武器。
这一摊解决了，当天下午，我们又继续向东北方向挺进，一直打到江湾机场。在这里遇到的敌人并不多，但是缴获却不少。敌人仓库里存放湾机场。在这里遇到的敌人并不多，但是缴获却不少。敌人仓库里存放的大量枪支弹药，统统被我们收缴。
至此，我们二十三军从上海的西南角，一直打到上海的东北角，历时三天三夜，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和我们一样，我各个兄弟部队也于25日下午，在东起外白渡桥西至宁平桥之间，全线突破敌人的苏州河防线，向苏州河以北挺进，并分别歼灭了各个点上的敌人。
经过5天战斗，至27日晚，市区全部获得解放，上海战役的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5月30日，我二十五军登陆崇明。次日，敌第十一师副师长率部起义。6月2日，崇明全岛获得解放。
到此为止，作为渡江战役第三阶段的上海战役，在党中央和总前委的英明指挥、参战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地下党的密切配合，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之下，历经两个阶段，历时22天，于6月2日胜利结束。此役，我们不但歼敌155000余人（包括起义的四万多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更使上海完好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上海战役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全面的胜利，在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不过，为了这一胜利，我们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据统计，整个战役我军伤亡三万多人，其中有七千多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与此同时，还有七十多位支前民工和一百多位上海地下工作人员，在战役中光荣牺牲。
战火中的军民鱼水情
在连续22天的战斗中，我军始终牢记战前上级提出的要求，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规定和有关指示，做到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一切从全局出发。战斗中一律不开炮，不使用炸药，全靠轻武器解决问题。即使为此而增加伤亡，但是为了避免伤及人民群众，也在所不惜。战斗间隙一律不许进入民宅，统统露宿街头。碰上刮风下雨，也是披着一件能够稍稍挡雨的东西躺在街边上睡觉，以免打搅市民。进城以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谢绝群众的物质慰问，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我们的这些行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军队。
人民群众对我军的关怀和支援，更是无所不在，无微不至。战斗前，广大工人、学生、店员展开了护、护校、护店的斗争，阻止敌人搬迁物资和破坏工厂、学校、商店。战斗中，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给我军端茶、送水、带路、送情报，帮助我们打扫战场，救治伤员。我们打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战斗后，群众又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到来。正是因为得到了群众的这些大力支持，才使我们的战斗得以顺利进行并获得全面胜利。
在攻打宁平桥的时候，为了绕到大桥的西侧，需要有个熟悉道路的人当向导。这时，一位三轮车工人立即主动走出来，为我们带路。他弯着腰，敏捷地带着部队沿着河边前进。在他的引领下，部队很快绕到了桥的侧翼，利用一个有利的地形，架起机枪，瞄准敌人的工事进行射击。经过一番猛烈射击，终于把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我正面部队也乘势攻占大桥。战斗一结束，这位工人又接着帮助我们看管俘虏，整理缴获的枪支，清除敌人设置的障碍等等。跑前跑后，忙个不停。战场打扫完了，部队准备继续向北攻击前进，他还想跟着我们往前走。他说："我踏了多年的三轮车，市区的道路没有多少人比我更熟悉。让我领着你们走，保证会顺利消灭反动派。"经过再三劝阻，他才恋恋不舍地和我们分手。这件事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但是我们团当时在场的一些老同志，至今仍然记得这位身体瘦削的工人兄弟，甚至仍然记得他的名字。如果这位名叫刘开通的兄弟还健在的话，猜想他一定经常向儿孙们讲述当年解放上海的战斗故事。
还有一位中年妇女，冒着不时飞过来的子弹，把茶水一杯一杯送到战士手上。她一面递水，一面不停地说："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我们一再谢谢她，并告诉她这里危险，劝她不要再送。可她望着我们一脸认真地说："谢什么，你们离开爹娘，到这里来打仗，还不是为了我们！"
育才中学有几十位同学，通过火力封锁线，跑到团指挥所，天真地要求给部队作慰问演出。当时战斗还在进行，子弹到处乱窜，战士们既没有时间看，环境也不允许演。眼看这个心愿实现不了，他们便提出把演出队改为救护队，帮助我们救护伤员。但是那天的伤员并不多，救治任务不重，他们又没能使上劲。同学们急了，一个个撅着嘴，似乎感到很委屈。这时有的学生干脆拉住我们的衣服，缠着要求我们发给他们武器，说要跟着我们一起打仗。对这个要求，我们自然也不会答应。可是他们那种诚挚、热情、一副认真的样子，看了着实令人感到可爱并深受感动。
打下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后，我们就蹲在马路边上开饭。那时为了不影响金融秩序，指战员们的手上没有任何货币，不能到市场上买任何东西，包括蔬菜。同时，因为不允许进入民宅，又不能在大街上架起锅来烧饭，所以那几天我们的饭，都是远从漕河泾烧好以后送到江湾的。这样，当饭送到战士手上时，早就没有一点热气了。这时站在路边看热闹的群众，见我们吃的是白饭，什么菜也没有，而且还是冷的，都感到心疼。于是纷纷转身回家，从家里端来许多大大小小的饭碗和菜盆，里面盛着各式各样的蔬菜，要我们吃。我们当然不肯，一些大婶和大嫂就像照顾远方归来的亲人似的，用勺子装上菜强行往我们碗里倒，急得战士们直往四下里躲。大婶和大嫂们望着这情景，生气地说："真没有见过你们这些孩子！"
造谣岂能中伤
战后，还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事情。
27日下午战斗一结束，我们团就冒着大雨拉出市区，住到当时周围还是一片农田的漕河泾。尽管连大上海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都没顾上仔细看一眼，但是为了执行入城守则，为了不打扰市民，大家还是心甘情愿地撤离市区，住到郊区。在漕河泾住下以后，又没有休息片刻，就立即进行战斗总结。这时候不记得是谁提了个建议，说是我们遵守入城的有关规定，不上饭馆，不进戏院，不逛马路，规规矩矩关在房里开会、学习，这些都没有意见。但是听说有个电影的玩艺儿很有意思，如果能够弄来看看也可以增长增长知识。团政治处采纳了这个意见，就辗转托人去想办法。经过多方联系，几天后有了答复，说是有个单位有放映机和影片，也很乐意为解放军放电影，只要到时候来辆车子拉一拉放映员和机器就行。具体承办的同志听了之后很高兴，也没有问问这是个什么单位，就于第二天派了一辆汽车，将放映员和放映机接了过来，并在上海中学的大礼堂放映了一场。记得放的是一部反映普法战争的片子，还是无声的。放完以后有关同志向放映员道谢了一番，然后用原车将人员和机器送了回去。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两天以后，我们团又奉命随军的其他师、团一起，离开上海，移驻浙江地区。
没想到十几天以后，政治处突然接到师部的电话，查问我们在上海时有没有看过电影？接着，军、师、团的三级领导，又一起赶到上海向三野首长汇报详细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一场普通的电影竟然惊动了三野首长呢？原来那天给我们放电影的不是一般的单位，而是某国驻上海的一个新闻机构。事后，他们通过报纸、广播，无中生有地编造谎言，说什么解放军对他们进行威胁，强迫他们放电影。还恶意胡说我们夸奖他们的电影怎么怎么好，苏联的电影怎么怎么差等等。后来这事被中央有关部门知道了，立即追查下来，要三野弄清情况，迅速上报。这在当时当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涉外事件，引起三野首长的高度重视。三野首长几乎查遍参战的所有部队，最后查到我们团。经过层层汇报，认真核实，把情况搞清之后，中央有关部门马上通过新华社公布了事情的真相，揭露和批驳了对方的无耻谎言，使其惯用的卑鄙伎俩再一次暴露在世人面前。
后来团里的干部、战士听说了这个情况以后，一个个非常气愤。都说帝国主义想用军舰吓唬我们，没有管用；现在竟然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企图靠造谣来中伤我们。不过大家也说，通过这件事倒给我们上了一课，它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绝不会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时刻都在变着法子整我们。因此，我们时刻也都要睁大眼睛，做好工作，既要准备对付他们公开的武装的一手，又要准备对付他们隐蔽的"和平"的一手。这样，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才能巩固，江山才能永远掌握在人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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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顺便说一句，这次在上海的十多天里，我离两个舅舅家最近的时候不到一里路，最远也就是十来里。但是，为了遵守上级的有关规定，尽管心里很想念，却一直没有去看望他们。直到后来我调到九兵团教导团工作，部队驻在上海市区，这才抽空去看望了一次。再后来，又跟专程从如皋赶过来看望我的武陵兄，和在上海读书的武德弟以及第一次见面的德明表妹和德昌表弟一起，到南京路上照了个相，作为和亲人见面以及旧地重游留下的一个纪念。
【阮武昌，江苏如皋人，1929年8月出生，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底参加新四军，1945~1946年先后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如西独立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新四军1师1旅政治队学员，1949年在23军67师201团先后担任政治处宣教股宣教干事、军士队副政委。他先后参加过盐城战役、高邮战役、苏中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1983年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1989年离休后致力于新四军历史研究，并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目前任该会名誉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