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17章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焉，案有不信。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
这一章有三个问题需要探讨：一：信不足焉，安有不信，是谁信不足？“安”字用错了吗？二、犹呵，其贵言，还是“悠兮其贵言”？三、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个“我”是百姓的自称，还是百姓对圣人的称誉？
先说第一个问题：信不足焉，安有不信，不是说诚信不足，而是说没人相信大道了这一章从“下知有之”说起，下而降之为“亲誉之”，再到“畏之”、“侮之”，是对君王从道治渐次下降而为de治、仁治之后社会现状的描述，即“大道废”之后，整个社会背道丧德，已经没人再相信大道的存在了。
这里有两个词汇很重要，必须搞清楚，不然，会给整章理解埋下隐患。
一个是“信”，不少人把它理解为诚信、信任、忠信：君王缺乏诚信，百姓就以不诚信回敬之，比如河上公说：“君信不足于下，下则应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王弼注曰：“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焉。”
当代人这么理解的更为普遍，而且指向更为明确，比如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解释说：“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相信他。”
其实老子这一章根本不涉及诚信、信不信任的问题，“诚信”也不是老子关心的问题，因为诚信只是个人品质问题，属于修身文化，不是“道治”范畴。
另一个是“安有不信”中的“安”，传本写作“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但楚简本和帛书本皆是“安有不信”，通常情况下会被读作反问句：“怎么会有不信”？但是，每一个汉字都会有多重义项，为何要把它局限于疑问词这一个义项里呢？
这个“安”不是疑问词，而是连词，作“乃”“于是”使用。老子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荀子说：“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其中的“安”都作“于是”、“则”、“乃”字用。
所以“信不足焉，安有不信”，不是说君王的诚信不足，百姓也就不信任他。而是说，人都悖道而行，以功名利禄为重了，不再相信还有一个大道存在着。何故哉？无他也，只因为君主都对大道“信不足矣”，况乎天下人？
第二个问题：“犹呵，其贵言”，还是“悠兮其贵言”？在传世的诸版本中，河上公、傅奕等原文皆是“犹呵，其贵言”，只有王弼本是“悠兮其贵言”，而出土的帛书本、汉简本、楚简本全是“犹兮其贵言（虚词‘呵’或‘兮’不影响语义）”。
“悠”的本义是忧思，但容易引人误会，以为是悠然、闲适、安闲、从容不迫之意，如陶渊明诗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以王弼本的“悠兮，其贵言”虽含有谨慎之意，但容易引起误会，不如古本“犹兮”准确。
因为“犹”给人的直接印象就是谨慎，不轻言、不任性，是为道特征，也能跟“贵言”——不轻“言”联系起来。
所以，“犹呵，其贵言”指的是为道者谨慎从事，“若冬涉水”、“若畏四邻”，因为政令繁苛，会“带来“天下多忌讳”，民怨由此滋起，导致“百姓之不治”。
所以，河上公解释说：“太上之君，举事犹，贵重于言，恐离道失自然也。”
第三个问题：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个“我”是指百姓自称，还是对圣人的称誉？这是一个争议最普遍的老话题，大概在2021年，我就写了不少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但是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争议未能解决，相信这样的争议会永远存在。
就像尼采所言：“老子思想就像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泉”。因为人总会犯渴，因而它的意义就会永恒。
从字面上来看，“百姓皆谓我自然”似乎的确是在讲：百姓都说我们自己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有那么多人认为这是老子对权力实行道治后，百姓对自身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生活状态的由衷称道。
因此，就像河上公、苏辙、成玄英、憨山德清等那样的名家，也都认为是百姓的自我评价，比如河上公说：百姓“反以为己自当然也”。憨山德清则说：“人人功成事遂，而皆曰我自然耶。”陈鼓应：百姓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百姓果真“本来就是那样的”吗？如果不是“以道莅天下”，如果百姓“重死而远徙”，他们本来的状态还会是那样难过的吗？
所以，理解“百姓皆谓我自然”有三个细节需要解决。
第一个细节：原文内在逻辑。原文是：“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
很显然，“犹呵，其贵言”不是百姓，而是圣人，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分歧，比如河上公、王弼、唐玄宗、成玄英等等，有的把天理解为“太古无名之君”，有的把它理解而为“大人”，有的也把它理解为“道治者”。
不管是大人、还是圣人，还是太古无名之君，都不是百姓。而“贵言”更不是指百姓的。那么，为何隔断了整句话的指代对象，反而“成功遂事”却成了百姓的自我评价了呢？
“成功遂事，而百姓谓我自然”本来是对大道 “弗为而成”的说明，因此，“百姓皆谓我自然”是百姓对君主“无为之治”的称誉，而不是对自己贵言、成功的自我评价。
第二个细节：“我”是大道和为道圣人的指代，不是对万物和百姓的指代。
《道德经》中前后出现17处“我”，全是对大道或圣人的代称，因为老子是站在“道”和圣人的立场上论道的，如：我泊焉未兆，我独遗，我愚人之心也，我无为，我好静，天下皆谓我大，等等。
当涉及到百姓时，他会直接称“百姓”或“民”，比如：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百姓之不治也；民之不畏威，则大威将至矣，等等。
同时，在《道德经》中，还有类似的表达，比如67章“天下皆谓我大”，这个“我”明显是特指道的，为何“百姓皆谓我自然”，却偏偏是百姓的自我评价呢？
第三个细节，刘笑敢先生考证很详细，简言之就：“谓”不是自言，而是对他人他物的评价。为道权力的使命在于无为，在于“辅”助百姓回归“自然”，做到了，百姓才会说，他本来就应该是那个样子。
百姓都想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发展创造，实现价值创造，实现“自化”、“自富”。但是天上不会掉馅饼，百姓的“自然而然”状态也不是自发存在的，它取决于权力的是否有为，只有权力为道，才会有百姓的自由发展和自主创造。
只有当百姓获得“自然”时，他们才会由衷地说：我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正如王弼所说：“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 不知有之”，自然而已。
所以，“百姓皆谓我自然”，应该是百姓对权力者“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称道，而不是对自己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