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援西军政治部安排下，我休息了7天。7天里，又有几名西路军失散的同志相继找到援西军住地。大难不死，劫后重逢，免不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尤其谈到董振堂军长、陈海松政委等许许多多历尽磨难、久经考验的老红军老领导们壮烈献身的情景，更是难止伤感，肝肠寸断。
援西军的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和政治部的同志们给了我们许多安慰，给我们改善伙食，补养身体，陪我们散步，看剧团演出等等，我们心里甚是感动。
这一天，我找到张浩政委，对他说：
"张政委，给我安排工作吧，我要为西路军死难的烈士们报仇！"张浩同志说：
"徐团长，你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你看看你现在身体的样子，能行吗？"
刘伯承同志这时也从门外走进来，他接着说道：
"是啊，董军长、陈政委，那么多同志都牺牲了，孙玉清军长他们下落不明，李先念他们突围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朱老总，我们大家都很痛心，都很着急，这仇是一定要报的，这笔账也是一定要算的，但不能急嘛，急则易躁，忙则易乱啊。"
"那好吧，我们听组织的。"
"唉，这就对喽，再休息几天，我派人送你们去'红大'，看看你的身体都成了什么样子嘛！"
三过雪山草地，我们身体消耗都很大；河西走廊遭遇5个月，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到了不能再糟的地步。虽然经过几天的调养休息有所恢复，但仍是虚弱得很。现在听说要送我去"红大"学习，顿时增添了许多精神。
"红大"是1933年10月1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简称。毛主席说过，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今天我们办个"红大"，就是要培养更多更好的抗日骨干力量……
就是在这几天里，我知道了许多，知道了为什么组建"西路军"，知道了为什么主力红军未能渡黄河，知道了西路军为什么在河西走廊里来回拉锯，还知道了"西安事变"，还知道日寇打过了山海关，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几天之后，我和另外几人终于来到延安当时红军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所在地。这时的"红大"已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绝大多数学员都是红军各级领导干部，其中也有许多西路军失散后回来的同志。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任副校长。
记得入校后的第二天，林彪校长给我们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彪，他当时只有30岁，很年轻，很白，看着也很精干。他大概说了这样一些话：
抗大是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你们学完之后要带领战士杀日寇、指挥战斗，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多学些本事，以后多打胜仗，早日把日本强盗赶出去……刘伯承副校长也讲了话，主要内容是强调理论研，战术研究，珍惜机会等等。
进学堂是我从小就渴望的事。小时候家里穷得成了"纯粹无产阶级",6岁时就给财主放牛，不放牛就到了没饭吃的地步，哪还顾得上进学堂。进不了学堂不等于不想进学堂，看见别人坐在学堂里摇头晃脑背书习字，我心里直痒痒。教书先生见我在窗前晃荡。怒发冲冠："牛娃子滚远些，耽误学生背书，看我不揍你！"
我就喊：老杂毛、歪歪腚，摇头晃脑念鬼经。
教书先生出来追我，我跑得飞快，一边跑还一边抓沙土扬他，气得教书先生顿脚跌足又无可奈何。以后想来，对当时的顽皮无礼深感内疚，"老先生，莫生气，都怪娃儿太顽皮，倘若日后再见你，送个甜梨赔赔礼。"可惜这位老先生等不及我赔礼就归西了。
其实我学书写字也不算晚，14岁参加游击队时就开始了，那位从黄麻起义战场上走来的李先生是我的第一任老师，几天教一个字，都怪我记性不如忘性好，在"摸瓜队"里摸了几个"瓜",回来就把字给忘掉了。直到1929年到了红军队伍上，我的学生生涯才算正正规规起步。学着认了许多的字，只是写得太糟糕。不是走着写，就是马背上写，没稳当的时候，字免不了就龇牙咧嘴、伸胳膊扔腿，到今天也没改了这毛病。
就是我这样一天小学没正式上过的人，一下子就上了大学，说起来似乎让人好笑。其实也没什么好笑的，特殊环境就必然发生特殊事。"文革"期间大字不识的老农成了大学生的事不也发生了吗，那也属特殊环境。更何况我们当时的红军战士大多数都是贫寒家庭出身，又有几个念得起书上得起学的？所以我们在"红大"里一边学政治，学理论，一边学文化，学基础。现在能写成这本书，都亏了这个时期打下的底子。
有一天，刘伯承副校长告诉我们，说毛主席要来给我们讲课，大家一听高兴极啦。
我们当时没有教室，上课都是在空场上。
前面摆张桌子给授课人用，旁边支块黑板，我们就在下边席地而坐。
毛主席来啦，留着长头发，穿着补丁衣服，跟后来常见到的那幅画差不多。我们呱叽呱叽拍巴掌，毛主席挥挥手，我们就不拍了。恍惚记得毛主席那次讲的是抗战问题，他说现在的情况有了些变化，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人想吞掉中国，东北人民正在受苦受难，蒋委员长态度有了些转变，抗日革命高潮很快就要来了，让我们认清形势，认清革命任务，迎接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的到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毛主席讲那么多话，尽管他的湖南话有些听不太明白，但还是爱听。听毛主席这次讲话，我弄懂了一些问题，比如为啥要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啦，为啥日本强盗是最大敌人等等。
以后朱老总和许多中央领导都给我们讲过课，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是在这时期第一次见面的。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根据国民党政府宣布的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18集团军）命令，将工农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朱德同志任总司令，彭德怀同志任副总司令。抗大中分出部分学员组建八路军随营学校，暂驻洛川。我被抽入随营学校，任一队区队长。军随营学校，暂驻洛川。我被抽入随营学校，任一队区队长。
1937年9月，我八路军总部按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制定的"就要战略上有主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的策略，率三个师主力出陕入晋，一一五师进入恒山一线，一二0师进入管涔山一线，一二九师进入吕梁山一线，相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9月下旬，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于山西恒山角下的平型关，歼灭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千余人，获长短枪1000多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这是我军北上抗日后初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战的信心，毛泽东致电勉励，朱德致电嘉誉，蒋委员长也致电褒奖了一番。至此，林彪大大地又露了一回脸，成为抗日英雄。
12月，八路军随营学校随总部东渡黄河，于恒山与一一五师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共设7个学员队，我由区队长升任四队队长，欧阳平同志任指导员。
平型关战役使我们受到极大振奋，更加激发了学习训练的热情。我队学员绝大多数是红军干部，并且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学习，文化水平提高很快。加之长期革命斗争生活的锻炼，大家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水平得到了迅速升华，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飞跃。特别是先后学习了刘少奇同志《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毛泽东同志《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朱德同志《论抗日游击战争》等讲话和文章，并请亲自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我军指挥官结合战斗实况，讲解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等问题，使我们更增强了利用游击战术打击日本强盗的信心和勇气。
一提到打仗，比请我吃饭都高兴。时至今日，我战争年代使用过的望远镜，指北针，地图，战刀等物品仍精心保留着，我知道这些东西也许永远派不上用场了，但总舍不得丢弃它们。
我们带着学员来到平型关时，仗已经打完，开始打扫战场了。我那个后悔呀，早来一步，不也撂倒他几个日本鬼子。打过反动民团，打过回藏反动武装，打过川军、陕军、中央军，真还没跟小鬼子交过手呢。都说小鬼子挺厉害，什么"五十（武士）道精神"、"六十道精神"，遇上我，让他一道精神也没有。这不，林彪让他尝了一家伙，照样叫他呜哩哇啦直叫娘，中国人不是都好惹的。我心里动不动就这么自思自想一阵。没有仗打，想想也过瘾！
欧阳平说："国富，我包文化，你包军事。"
我说行啊，文化照你比咱不太行，那玩艺儿咱内行，你就瞧好吧。
这咱还真不是吹大话，说干就干。立正、稍息、齐步走那些东西我不待管，单兵课目我比较重视射击刺杀，这个东西战场上用的最多。朝鲜战场后期正规战斗基本没有、全是冷枪冷炮，鬼子除非别露头，露头保准送他回老家。在河西走廊时，马上战为多，但步下拼刺刀也是常有的事。这么说吧，我一个对付他仨俩的没失过手。要么20岁就让许世友相中提拔当团长了，凭什么？咱一没进院校，二没领导起义，大字不识的放牛娃，凭的就是打仗不要命，平时还爱琢磨个什么的。
我说："射击、刺杀这两项你们可得用心练，练不好将来个人丢命是小事，一说是我带出的学员，这个人我跟你们丢不起！"
大家就乐，我也乐。乐完了练的那真叫认真。练射击打香火头，考核时一枪一个，全队没有跑空的。练刺杀，除了技巧，还要有力气。有个学员长得很单薄、练习时别人刺他，他怎么也防不出去，急得坐在地上哭。我还得哄他："小宝宝，你别哭，饿了回家找你姑。"他就变哭为笑啦："队长你说怎么办呢，别人都那么好，我咋这么没用呢？!"
"唉，不要急嘛，臂力不是一天长出来的，加紧练，肯定没问
题。"
一边练着单兵课目，我还领着他们到野外练地形侦察、地形利用、兵力展开、突击配合、撤退部署等等，我不是光讲理论，而是把理论融进我所经历的具体战斗事例中一起讲。那时有位从上海来的学员带了本《三十六计》，我借来没事就看，不懂的地方就问，记得有一次我还问过朱老总，朱老总讲，"嘿，你这个小伙不简单啦，研究《三十六计》啦，嗯，不错！"我还不好意思地说："有的地方就是看不懂。""那有啥子嘛，贵在以学，不耻下问嘛。这方面刘伯承是专家，多问问他好啦。"到后来虽然不算精通，但总是掌握了个大概。所以，给队里讲军事课时，时常也用上几条，大家听着都感到有意思。由于我四队每次考核成绩都很好，因此，多次受到校领导的表扬。
1938年2月，我随营学校奉命将学员移交一一五师抗大党校后，西渡黄河，重返陕北洛川。我仍任四队队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小鬼子进了华北，但也震怒了亿万中华儿女，全国各地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讨伐之声震撼九州大地，特别是两湖两广、晋鲁豫、上海、北京等地无数热血儿女，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工作，放弃了家庭，毅然奔向陕北革命根据地，同时大批的港澳华侨及外国友人也扑向延安。延安，成了当时抗日力量的集结地！
延安告急！
抗大告急！
面对安排了一批又来一批络绎不绝、热情高涨的人潮，吃、住、行、用，这一切的一切可真让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罗瑞卿同志焦头烂额，手忙脚乱。情急之下，罗瑞卿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他出了个主意：立即分流，成立分校。因此，中央决定在晋东南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何长工任校长；于晋察冀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孙毅任校长。我当时所在的随营学校（内称六大队）即编入一分校。我任第一支队四队队长，驻陕西洛川。由山西重返洛川后，我队只剩工作人员，此时正好接收新学员。
洛川距延安约40公里，由南向北去延安首先需要经过洛川。根据总校指示，我们于半路接收各地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同志。
这是一段热闹非常的日子。
从全国各地三三两两奔来的热血青年络绎不绝，他们中大多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年龄大者不过二十四五岁，小者十五六岁，男的有的穿中山装、学生装，也有的穿大褂、穿西服，还有的是工人、农民打扮。女的有的穿列宁服，有的穿旗袍，也有的打扮成大家闺秀，还有的打扮成小家碧玉。他们提着行囊背着挎包，大多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学着红军八路军的样子，挎包带上系着白毛巾、搪瓷缸。有骑车者，有骑驴者，多数还是步行。最是女同志中大家闺秀者出奇，有的穿着高跟鞋，走在陕西乡间的土路上很是费力；有的长发披肩，梳理不及，显得零乱。但最杂乱的还是不同的口音。特别是粤桂闽沪及港澳人员口音十分难懂，这就使我们为说明情况多费了许多劲儿。
大部分同志都留在洛川成为我一分校的学员，但也有极少部分心中只知延安，执意去延安，我们便开出信件，介绍入延安的总校和其他支队。
半年多时间，我一支队接收新学员逾千人，共编成了8个队，第八队为女生队，其他队均为男生队，我四队有学员140多人。
这一期学员与前期截然不同。前期除少数地方政府干部外，大多都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战士，文化知识欠缺，但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好，有着较丰富的战斗经验。此时的新学员，文化素质较高，但几乎均无战斗经验，思想观念较幼稚单纯，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他们所以奔向延安，仅仅凭着抗日救国一腔热血和美好的愿望而已。所以何长工校长在队领导和教员会议上说："这期学员与上期不同，他们好比璞玉，质地好，潜力大，有着朴素的民族感情和善良的愿望，能不能把他们变成纯洁无瑕的美玉，这就要看你们的雕琢技术啦。"
是啊，要把这么多可爱的青年培养成为革命的中坚和骨干绝不是件轻松事。刚开始我还真为这些活泼天真的青年人而激动，但很快代之激动的就是愁绪，这些对军人生活从未接触的青年，怎样才能成为适合战争环境的合格人才呢？
按照分工，我们的教职员工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我既要承担起队长的职责，负责全队的管理工作，又要担任军事教员，负责教授军事知识，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令我满意的，是这些学员由于文化素质好，接受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比较快，理解能力很强，他们中绝大多数很快适应了艰苦而紧张的战争条件下的军队学校生活。
1938年底，战争形势日趋严峻，敌人加紧了对我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封锁，蒋介石虽然同意了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但总是紧一阵缓一阵，没忘了对革命力量施加压力。所以我陕西军民物资条件愈发艰难起来，怎么办？毛泽东打电报与带领八路军前线作战的朱老总一商量，决定将我一分校转入晋东南敌后办学。在总校主持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在动员大会上是这样说的：我们到敌后办学，是为了迎接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以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是为了不因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影响国防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为了便利敌后广大青年来校学习；是为了便于学习前线丰富新鲜的战斗经验，从而更好地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也是为了毕业学员更便于分配工作。你看看，有这么多好处，为啥不去呢？去，说去就去。1938年12月27日起开始准备，1939年1月3日开拔。这次，是我抗大一分校东迁北上全程的第一次，尔后又分别于1939年11月，1945年10月两次东迁直至通化。
这次东迁的目的地是山西太行山地区，其中要渡黄河、汾河，越同蒲路，翻介休山。特别是同蒲铁路沿线为敌占区，有敌人设下的雕堡和封锁线，这就为此次行动增加了难度。
为便于行进中的领导和指挥，分校临时编成了3个行军大队。我队编入第二行军大队，约1700多人，由韦国清同志负责。韦国清当时是分校训练部长，他对我说："国富同志，这次行动不比以前带兵行军，这些同志多数都没经过战斗场面，是革命的本钱，一定要保护好。你是三过雪山草地经历过多次战斗考验的红军干部，你们队又是全分校的样板，要把准备工作做细，把思想工作做通，不能马虎啊！"
我说："请部长放心，如果不出极特殊情况，绝不会有问题的。"
"这一点我是信得过你的，好在一路上还有一一五师派出的陈士渠支队做护卫，想必不会出问题。"
是的，当时不仅分校领导心理有负担，我们各队的领导心理更是不轻松。学员们都是几个月前刚刚从全国各地来的热血青年，如果因为我们准备工作不到位而使这些同志遭受损失，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在准备期间我检查督促得特别严，例如，如何防止渡河晕船，过封锁线时注意哪些问题，过介休山时如何防止冻伤，饿了，渴了，累了，脚打了泡怎么办等等，我都一一仔细过问。
1938年12月28日，抗大一分校各行军大队于延安东的延水集结准备完毕，于1939年1月3日上午正式出发，开始了第一次东迁。因为黄河以西为我军管辖区，所以一路上兴高采烈，歌声不绝。过黄河、汾河也比较顺利。过同蒲路进入敌战区之后，我比较紧张，主要担心敌人发现我们的行动进行堵截，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以保护住这一二百人的队伍呀。好在只是虚惊一场。翻越介休山时有几个年龄较小的同志走不动了，我抢过一个小同志的背包背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拉着他一起走。其他干部和几名秘密发展的党员也都学着我的样子做。1月21日，我们经过18天的跋涉，顺利到达太行山区的古县镇，我队全程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分校领导十分满意。
稍事休整之后，我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学习训练之中。
首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为适应敌后战斗环境需要，将全分校编为3个支队8个营，我被任命为二营营长，廖海光同志任教导员。我们还都分别兼任军事、政治教员。
在给学员们授课过程中，我依然坚持原来的教学方法，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加上我干净利落的示范动作，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当年的学员姚勋同志在他撰写的《一段难忘的记忆》一文中是这样评论我的：
"我的队长徐国富同志，南方人，身材不太高，但很粗壮，平时说话和气，办事认真，管理非常严格，有很好的军人姿态，各项动作非常标准，既是一位善于带兵的指挥员，又是具有相当教育水平的军事教官。他担任的课大家都爱听。他带领大家所进行的野外作业，从敌情地形战术要求，战斗要领，每每都交待一清二楚。在演习过程（中）发现学员动作的优点都能及时表扬，缺点都能及时指出，并得到纠正。对学校规定的各项制度，特别是对内务整理，请销假制度，步伐的一致等要求，非常严格，并能够做到及时检查，坚持下去。对伙食的管理和调剂也使大家十分满意。所以大家对他非常尊重和佩服。"
从1937年5月至1939年9月的两年零4个月时间，我在"抗大"所带过的学员数未曾详细统计，约在千余人以上，这些同志绝大多数都成为抗战之后各个革命时期的骨干力量，例如两位名字都叫"魏巍"的部队作家、原沈阳市卫生厅长于宁同志、原沈阳军区装甲兵副政委王谦祥同志，还有邢一明、肖劲飞等等，他们都是"抗大"学员，也都是我所在的学员队的学员。他们在尔后的革命生涯中，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想，这与他们当年在"抗大"学习、锻炼、培养是分不开的。
除正常开设的课程之外，在军事课中我还组织学员学习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日军战术研究、游击战术研究及防化、工兵等知识；政治课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等重要课程。时事课主要邀请八路军总部首长作报告，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陈赓旅长等许多领导同志都到"抗大"一分校多次讲课作报告。为学员们认清形势，坚定抗战必胜信心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巍巍太行山，滔滔洛水河，它们记下了我早期在部队院校战斗生活的经历。
【徐国夫（1914年12月6日—2004年8月26日），安徽六安（现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砚瓦池村）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