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鲁国在‘沙随之会’前后所发生的故事，以及鲁襄公和晋悼公围绕着‘鲁侯冠礼’之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交往事宜，在前三篇的文章中就已经全部讲述完了，下面将叙事的重点继续转到晋国联军伐郑结束、晋悼公率军从郑国撤兵的时间段上来。
前文说过——周灵王八年（前564年）十二月，在得知郑国人于‘戏之盟’的盟书中大耍滑头、曲解盟辞词义的‘不诚’做法后，身为诸侯盟主的晋悼公大怒之下决定在撤军回国之前再出兵教训一下郑国，警告郑国君臣不要给脸不要脸，企图戏弄、欺骗晋国。
当年十二月初五，其实已经得到了秦国（应楚国的请求）在晋、秦两国的边境上出兵骚扰滋事、意图搅乱局势消息的晋悼公，还是将秦国的骚扰给先放在一边，亲自率领诸侯联军从虎牢大本营出兵，再次攻伐郑都新郑，以惩罚不老实、心怀鬼胎的郑国；这一次出兵，联军又包围了新郑五天，再次攻打了新郑的三个城门，给了郑国君臣以极大的震撼。
十二月二十，晋悼公率联军主力在阴阪渡过了大河（黄河），继续进攻郑国的其他城邑，搜刮战利品；而郑军主力只敢龟缩在新郑城中、不敢出城和联军对战；几天之后，取得了大量战利品的联军驻扎于阴口，晋悼公在勉励慰问了盟友的军队、并瓜分了部分战利品之后，宣布联军就地解散，各自撤军回国（到了这个时候，晋军也要及时地回国了，以应对边境上秦军的骚扰）。
也就在这个时候，晋悼公在大河岸边举行了隆重的宴会，招待前来向自己告别的鲁国国君鲁襄公，以及陪同鲁襄公一起来拜见自己的鲁国正卿季孙宿；之后就引出了前面三篇文章中所讲述的‘沙随之会’故事，以及鲁襄公‘冠礼’的过程；因为之前的文章将这些事都讲述清楚了，这里便不再复述，直接进入下一段故事情节中————
当晋悼公率联军第二次向新郑及其他郑国城邑发动进攻的时候，就在新郑城内的郑国正卿当国子驷，其实已经知道晋悼公在退兵前还来了这么一手，就是要报复在‘戏之盟’时被郑国下套、轻视、戏弄之事；而且，现在秦国、楚国已经出兵牵制了晋军的行动，晋悼公此举也只是意在发泄心中的怒火，并没有一举攻克新郑、灭亡郑国的计划。
所以，子驷了解到晋国的底细之后，既不主动与晋军继续媾和，也不轻易率军出战，就是要以‘拖’字来做为应对的手段，等待着晋国联军主动从郑国境内撤军。
原来，就在晋军从郑国撤军之后，郑国执政六卿马上发起了朝会，商议善后应对事宜；但就在朝堂议事的过程中，郑司徒子孔向当国子驷发出了自己的建议：
“此次晋军长期远征、已经显露了极度疲惫的状态，现在他们又正在退兵回国途中，更加是无心作战；若是我军趁机出城、偷偷尾随发起攻击的话，必败晋军！”（子孔这是得了失心疯了么）。
当然，郑国还是有明白人的——还没等子驷做出反应，少正子展立即愠怒地出言反驳说：
“不行！敌众我寡、敌正我谲，你还嫌郑国的亏吃得不够多么？即使这一次侥幸地击败退兵中的晋军，也必然遭到晋国的事后报复；晋侯一定会因此而大怒、再度出兵伐郑；到了那个时候，郑国想要保全宗庙社稷，只怕都难了！”
子驷也觉得子展的话有道理（虽然子驷政治上属于亲楚远晋派，但对自己的国家有几斤几两实力，那心里还是有数的），此时不能主动去招惹晋国；因此，子驷做出了最终的决断，趁着晋军北撤之际，赶紧修复新郑破损的城垣、安抚流离的国人、收拾散乱的军械物资，让郑国得到喘息和休养的机会。
晋国从郑国退兵之时，楚共王派出援郑的军队还才刚抵达边境上的城邑武城（河南南阳以北）；得知郑国和晋国‘又’达成了盟约后，楚共王立即命‘援郑’的军队改为‘伐郑’，照着晋国的做法，也要以武力去迫使郑国再次归附，将楚国的影响力再度施加于郑国。
但郑国六卿的意见并没有统一——尚存一些羞愧之心的子孔和子蟜都不干了，他们质问子驷说：
“刚刚才和晋国歃血为盟，嘴边的血酒都还没有干，就要违背立下的誓言，这不是毫无信义了么？”（都是郑国的老规矩了，子孔自己都忘记了，晋国撤军之时，他还想出兵尾随偷袭晋军来着）。
对此子驷并不在意，回答二人说：
“我们当初和晋国盟誓，誓书中是说：‘唯强是从’，并没有说要‘唯晋是从’啊！现在楚军压境，晋国又没有派兵来援（废话，晋悼公这时候火急火燎地撤军，就是为了回国去反击秦军的骚扰），那么对郑国来说，楚国就是‘强国’；所以，与楚国议和不算背弃誓言。何况，被强敌要挟而被迫举行的盟誓，本身就没有诚信（指戏之盟），神灵不会降临没有诚信的盟会，也不会庇佑这不洁净的盟会！”
子驷是郑国正卿当国，也是郑国如今的实际执政者（现任郑国国君郑简公的年纪太小、无法正常执政），所以他所决定的事情，是不能轻易更改的；尤其是和子驷政见相左的少正子展，这一次也站在了子驷一边，同意和楚国结盟（子展是亲晋的，这次同意子驷的意见和楚国结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也许子展是故意纵容子驷，让他彻底失去人心、众叛亲离，自取灭亡？）
在子驷和子展等人的坚持下，郑国在刚刚和晋国达成‘戏之盟’后不久，就向气势汹汹杀来的楚军发出了求和信。而楚共王得到了郑国请和的消息后，便派大夫公子罢戎率使团入郑，在‘中分’（地名）这个地方和郑国缔结盟约，重新将郑国拉回到楚国的阵营中。
中分之盟达成时，楚共王并没有参与盟誓，他已经急匆匆地率军返回国内了；没有彻底安定郑国局势就提前回国，连盟会也没来得及参加，这不是楚共王不重视郑国的归附，而是国内有更大的事情等着他回去处理——就在楚共王出兵郑国后不久，楚庄王的正妻、也就是楚共王的母亲突然病逝，作为人子的楚共王，必须放下一切事务，立即赶回郢都，为母亲操办丧事、举行葬礼，以尽孝道。
急匆匆地出兵、又急匆匆地和郑国媾和、率军返回国内，这一来一回中，楚国的国力再一次被消耗、浪费；得到的结果不过是将郑国拉回自己一方阵营。反反复复、疲于奔命中，楚国的实力愈发被削弱，国家无法积蓄财富、军队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人民也无法正常地开展农事、收获谷粟；楚国和晋国的综合实力差距更加扩大，几乎失去了正面抗衡的能力。
而晋国方面，由于事先将诸侯盟国的朝聘全部由周王室收拢到晋公室，因此晋国的积蓄越来越多，而由荀罃所制定、晋悼公亲自批准的“疲楚、耗楚”战略，目前已经初步显露效果（因伐郑、达成戏之盟而使楚军往返奔波、疲于奔命，就是最好的体现）。
而晋国的‘疲楚、耗楚’战略，同样在两千多年后的现代也有着极为相似的例子——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霸、控制世界，展开了数十年的对抗交锋，互有胜负；最终，是其中一个大国凭借着优势的经济实力，和相对更先进的军事技术，搞出了一个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以此引诱另一个大国不顾（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强行发起相对应的抗衡，并由此消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家的元气遭到重大损伤。
十年之后，一度占据了霸主（之一）位置的这个超级大国，国家财政经受不住长期的对抗消耗而破产，军队也在长时间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中遭到重挫，人民生活严重被影响，国家一片萧条；最终，超级大国无法再继续保持原有的高高在上霸主地位，宗庙消亡、社稷倾颓，国家也轰然倒地，再也不复当年的兴盛风采。
回到之前文章的叙述——荀罃的‘三分其军、各自出击’的计策（这也是建立在晋国无与伦比的军事基础之上，其他国家、包括楚国在内，都做不到将全国军队分成三部分，轮流出击、休整的军事计划；无他，人力物力财力的负担太大了）；在强大的国家实力和充分的后勤供给保证下，晋军在和楚军的抗衡对峙中，不必动辄就全军出动、耗费军资，而是可以借机让大部分军队休整、训练，国人们也可以进行农事生产、休养生息。
晋悼公自郑国撤军回国后，先是出兵驱逐了在边境地带骚扰的秦军，然后举行朝会，召集八卿议事，商议如何进行“休整军队、改善民生、积聚以贷”的休养政策，以尽快恢复、增强国家的力量、养精蓄锐，从而为下一次的“疲楚”行动战略做好物质准备。
在朝会中，新军佐魏绛对国君的心思心领神会，于是第一个发言，提议施恩德给全体国人，自国君以下，无论公室还是卿族，只要有多余的财帛积蓄，都拿出来救济穷苦的国人，以缩小贫富差距，杜绝骄奢浪费，改良晋国国内的社会风气。
魏绛的提议，就是晋悼公的内心真实想法，对于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卿士给自己送出的‘神助攻’，晋悼公岂有不接受的道理；于是，晋悼公当即同意了魏绛的意见，自己带头把公室所积蓄的多余财物捐出来（其实都是其他国家这几年对晋公室的朝聘之物），用作改善民生、激励农事、救济困苦所需。
国君都带了头，其他卿士大夫们怎么敢不听命而行，晋国上至中军将兼执政大夫荀罃、中军佐士匄，下至最普通的士人，贵族们都把自己家族所积聚的财物拿贡献出来，充作公用，以救穷济困、购买牲畜用于农事、平衡贫富。
这其中，魏绛因为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因此魏氏在这次的‘苟积尽出’行动中，将家族数十年所积累的财富大部分都捐了出去，以为表率（虽然有些肉疼、代价也大，但回报是可以预见的，魏氏因此更加得到晋悼公的欣赏，家族成员在晋国朝堂的世袭卿士位置，愈发不可动摇；就是不知道其他卿士大夫们在背后会不会吐槽、甚至讥讽魏绛的慷慨）。
除了推行以“捐助手段”来缩小国家贫富差距之外，晋悼公还实施了数种让国家和国人都能够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政策（是不是魏绛的建议，史书上没直接说，估计有可能）——
一、不再限制普通国人从事贸易经商活动，以促进财货物产的流通，刺激经济，让国人不受困于物品匮乏；
二、公室和卿族不再垄断工商业，不与普通国人争利，降低国人的供赋，减轻他们的负担，藏富于民；
三、削减公室和国家开支，节省支出，祭祀祈福时改用财币（可以循环使用，之前是用牺牲，也就是大型家畜，用一次耗费极大）；
四、招待盟友宾客的外交活动，由大量使用牺、牲（家畜、家禽）改为只使用一种牲畜，够用就行，避免浪费；
五、公室不再添置新的器物用具，也中止修建新的宫室，节省资源；公室和卿士家族的车马服饰，除了作战所需、必须保有的以外，其他只要够出行使用就可以，不必添置，有老旧损坏的车辆和衰老死亡的马匹，由公室按需求再行分配。
之所以推行这些新的政策，是因为晋悼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维护晋公室的权力与地位，对那些聚敛了过量财富、控制了诸多领民的侈卿家族加以削弱、抑制，以免当初的赵氏、郤氏强卿家族再现，威胁公室统治。
采用了魏绛的“苟积尽出”的建议、并严格执行“休养施恩”新政一年之后，晋悼公治下的晋国经济继续蓬勃发展、物产所出丰饶、国家因此大治，国力也更加强盛兴旺；而在同一时期，与晋国持续进行‘争霸战争’的楚国则没有任何的改变，且国家的物资人力耗费巨大。
为了维持在中原地区和晋国的对抗态势，楚国上下不得不左支右绌、疲于奔命，军队也得不到休整、士气低落、疲态尽显；国内的农事多有耽搁、工商贸易活动也无暇顾及，国家陷入了明显的萧条衰退中，和晋国的争霸抗衡博弈，也越来越显露出力不从心的颓态。
随着晋楚双方在综合实力上的逐渐不对称、晋国方面越来越占据‘争霸战争’中对楚国的俯视地位，已经手握巨大战略优势的晋悼公决定趁势联合盟友，发起对楚国的新一次打击，以彻底击垮这个南方的大敌，独占‘诸侯霸主’之位。
那么晋悼公的具体‘谋楚’计划和实际行动又是怎样展开的呢，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
